道德决策是指当面临多种可能的行为途径选择，而这些行为途径又在善恶或道德价值上存在差异或冲突时，个体对这些可能的行为途径在善恶和道德程度选择上做出的最后决断。它是个体道德行为的前提，又通过道德行为表现出来。在进行道德决策时，人们通常遵循两种决策取向，即功利主义与道义论，两者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判断行为的道德水平。功利主义取向的个体认为正确的行为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他们判断道德行为是否恰当取决于所采取行为的后果，而不是行为的过程。功利主义取向的决策者会更倾向于去计算如何选择可以使整体的结果最大化，然后做出结果最大化的选择。道义论取向的个体对于道德行为是否可以接受的判断取决于道德行为是否满足道德标准，因而更加注重道德行为本身而不是道德行为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道德行为违背了自身的道德标准，即使这种行为能取得最大化的结果，也是不会被接受的。

道德决策的心理机制

理性推理模型。在以皮亚杰、科尔伯格为代表的传统认知心理学家对儿童和青少年的道德认知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之后，早期的认知心理学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道德决策的理性推理模型。该理论模型表明道德决策是个体进行有意识的理性推理过程，是道德决策者先搜寻与当前情境相关的信息，然后对搜寻到的信息进行权衡推理，最后做出道德决策的过程，而情绪情感产生于理性的推理和分析之后。个体的认知系统一方面对决策情境中的信息进行表征和加工，另一方面对信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情绪进行调节和控制。

社会直觉模型。传统的理性加工模型过分强调认知推理在道德决策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情绪情感对道德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道德心理学研究发现理性加工模型是无法解释某些道德现象的，如人们能快速将两相情愿的兄妹乱伦事件判定为不道德的，但是给不出令人信服的原因，这种快速做出道德评判却无法说明原因的现象被称为“道德失声”。据此，海德（Hadit）提出了道德决策的社会直觉模型，该模型表明道德决策是由情绪驱动的，由情绪诱发的直觉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对当前的道德情境进行判断和决策，认知推理则在做出决策之后才为之前所做的决策寻找合适的理由。因此，社会直觉模型认为在道德决策中，直觉加工是先于认知加工的，认知加工是为迅速形成的直觉判断寻找理由以做解释的，认知推理发生在道德决策之后。

双加工模型。社会直觉模型认为情绪和认知推理均会参与道德决策过程，但情绪情感发生在道德决策之前，发挥驱动功能，而认知推理则在决策之后，起到解释作用，两者在道德决策过程中有先后顺序。格林（Greene）等人通过神经成像技术（fMRI）考察人们在道德两难困境中进行决策时的脑区激活情况，发现个体完成道德决策时认知脑区（如背外侧前额区）和情绪脑区（如内侧前额叶）同时会被激活，且做不同的道德决策时不同脑区的激活程度不同，即当决策者做出功利主义决策时，认知脑区的激活程度更高，而做出道义决策的决策者情绪脑区激活的程度更高。据此，格林等人认为道德决策过程同时包含两种不同的心理机制，分别为认知加工机制和情绪加工机制，并提出了道德决策的双加工模型。该模型表明，认知加工和情绪加工共同影响着道德决策，其中认知加工是审慎、有意识、受控制的道德推理过程，而情绪加工是快速、无意识、自动化的道德直觉过程。对于一个特定的道德决策任务，这两种加工同时发挥作用，且互相竞争。

道德决策的影响因素

一是道德事件。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道德事件的类型与性质对道德决策的影响。格林等人通过对道德两难困境决策中引发的个体情绪反应和冲突等的研究，认为道德两难困境可分为个人道德困境和非个人道德困境。非个人道德困境中的伤害行为不是决策者亲手造成的，如“电车困境”中为了挽救更多的人而拉动拉杆牺牲一个人，而个人道德困境中的伤害行为是决策者亲手造成的，如“天桥困境”中亲手把一个人推下天桥以挽救五个人的生命。研究表明，在天桥困境中，与启动“不杀害生命”的个体相比，被启动“拯救生命”道德规则的个体会做出更多的功利主义决策，而在“电车困境”中，启动不同的道德规则，个体的决策没有显著的差异。达马西奥（Damasio）等人又将个人道德困境分为高冲突困境和低冲突困境。在高冲突道德困境中，个体决策的速度更快；而在低冲突道德困境中，个体决策的速度较慢。张杰发现，在高冲突下的道德困境中，受金钱启动的个体会比其他非金钱启动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功利主义的道德决策，而在低冲突的道德困境中，受金钱启动的个体则与其他非金钱启动个体的决策行为没有显著的差异。

二是道德情境。在关于道德决策过程中是否有他人在场研究中，个体被随机分配到被观察组和对照组，分别在有或没有他人的情况下，对一系列的道德两难困境做出反应。虽然两组参与者在人格特征和道德决策倾向方面没有显著的基线差异，但研究结果显示，尤其是在个人道德困境中，社会观察促进了义务决策。总体而言，决策信心下降，反应时间显著延长。约瑟夫（Youssef）等人通过启动社会压力研究个体的道德决策行为，结果发现个人困境条件下的社会压力组个体会较多做出道义决策，而表现出更少的功利主义决策取向。但在非个人困境与一般困境条件下，社会压力组的个体与控制组在功利主义的决策取向上没有显著的差异。此外，有研究采用经济框架和道德框架来研究个体在道德两难困境中的决策倾向，结果发现在道德框架下的个体更倾向于做互助与合作行为。

三是决策者因素。以往研究主要从决策者的情绪状态、认知负荷和自我卷入、自我构念等方面进行大量研究。在关于决策者的情绪状态对其道德决策的影响方面，有研究发现，与那些观看中性视频的个体相比，观看幽默视频的个体更有可能做出功利主义的道德决策，并在决策过程中花费更多的时间。查普曼（Chapman）等人指出，个体在厌恶情绪状态下的道德决策更倾向于道义取向。此外，焦虑也会影响道德决策，焦虑的个体会在个人道德困境中做出更多的道义决策。在关于决策者的认知负荷对其道德决策的影响方面，研究表明，认知负荷会影响个体在决策中认知资源的投入，而认知资源的投入与道德决策中的功利主义决策取向呈正相关。格林等人通过让个体做占用认知资源的任务来减少个体在做道德决策时可用的认知资源，结果发现个体会更多地做出道义决策，且与做功利主义的决策相比，决策时间更短。相反，在较低的认知负荷条件下，个体将有更多地认知资源可投入到道德决策中，从而做出需进行理性推理的功利主义决策。在道德两难困境中，个体的自我卷入度越高，道义决策取向与功利主义决策取向之间的冲突也越大。翁圆圆考察了个体或集体主义的自我构念与道德决策的关系，再次验证了集体主义的个体在道德两难困境中有较低的功利主义决策倾向，并认为这是通过共情和思维方式的中介作用而实现的。此外，决策者的性别、种族和宗教信仰等均会影响其道德决策。

人们在特定问题上的道德取向在自己看来是稳定的、客观的和普遍的。然而，相关研究表明，道德决策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类似的道德事件在特定的情境中，决策者状态不同时做出的道德决策往往是不一致的，表现出决策取向的灵活性。尽管大多数道德决策研究所使用的道德两难困境是假设的（如“电车困境”），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决策都会造成伤害，以改善总体结果（如惩罚淘气的孩子以改善未来的行为、罚款以防止超速）。在这种情况下，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困境与研究所使用的道德两难困境是类似的。因此，道德决策研究结论并不局限于对假设情境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社会生活，对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道德现象有一定的说明和启示作用。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