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提出“良法善治”这一法治概念后，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未放弃过对法治理想的追求。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最佳模式。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的竞争，国家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制度的现代化。法治承载着中国的治国理想，也构筑起中国的治国大厦。而今当代世界发达国家大都迈进了法治国家的行列，然而中国的法治之路却异常的坎坷曲折。虽然我国古代商鞅、韩非、慎到等法家思想中零星闪烁着某些法制思想，但总的说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法是王法、治是人治，有义务无权利、有等级无平等，法制不过是为封建皇权服务的工具。百多年来中国无论是宪政进程还是民主法治、民权民生，无不历经波折。解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充分证明，只有依法治国，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实现国泰民安。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良好的法治环境能规范社会经济秩序，为经济发展营造最佳的发展环境。纵观人类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无不以实现法治为保障前提。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完善，但也暴露出诚信缺失、竞争无序、利益纠葛等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法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和促进作用越来越突出，在社会资源配置、利益格局调整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问题需要运用法治手段来解决。法治要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助力改革创新，必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进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稳妥有序推进。

法治是人民民主的政治保障。法治是人民的公意、共同理想和规则。民主就是人人可以做主，人人有平等的参与权、决策权、实施权和监督权等。法治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也是法治发挥效力的源泉；法治是民主的规范表现形式，为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指明了方向，保障了民主的实现。随着社会发展，群众要求社会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依法维护个人合法权益、表达个人利益诉求的方式日益多样化，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也日渐复杂，对法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身处利益多元、矛盾多发的社会转型期，要通过扩大公众有序参与，为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提供平等对话、公平博弈的平台，最广泛地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更好地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只有真正体现时代要求和人民意志的法律才是良法。

法治是约束权力的不破枷锁。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法治则是约束权力的不破枷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在于限权，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也在限权。从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到包括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审批法、行政强制法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行政法律法规的出台，体现的无不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制与约束。但当前，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巨大压力，面对转型期社会运行风险，一些政府部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依然不足，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建设法治政府依然处在艰难的闯关阶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末端治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等每一项任务和目标，无不剑指当前法治政府建设的要害。

法治是司法者的理想追求。司法者的核心职责是公正司法，思想上要信奉法治，行动上要践行法治，适用法律时要坚持程序正当和公平正义，做垂范法治的典范。从1987年司法改革第一次试水，到今天司法改革进入全面攻坚期，纵观中国司法改革的历史，每一次都与国家的改革、与党和人民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密切相关。从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到出台防范冤假错案规定;从微博直播庭审，到审判文书上网;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到全面推动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中国新一轮司法改革，每一项都落在了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上。而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改革也正在积极试点，改革倒计时已经启动。我们每一个司法工作者都应当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用法治激情拥抱法治理想，用司法理性撞击法治智慧，心中永远怀揣着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