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我听起来一点毛病都没有的话，到别人嘴里就是个笑话”——语言的社会性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年轻的概念

新闻学院16级板井同学来信：

“我是一个精通上海话的日本人，在大学认识了一个北方来的日本人，每天和她讲话总觉得有哪里不一样。比方我们说上课迟到了一般会说‘来不及了’，而北方人会说‘不赶趟了’。一开始我其实没听懂，但是结合语境也就大致懂她在讲什么了。

“还有一次我拜托她帮我拿调羹，结果她说什么叫调羹，我就有点郁闷了。后来我拿好以后告诉她这是调羹，结果她说这叫勺子。

“本来没意识到语言有那么多差异，上了语言与文化课以后才发现原来南北方言差这么多。

“我还有一个说福建话的日本朋友，有一次她问我借口油，我当时就震惊了，问她什么叫口油？她说口油就是口油啊，就是你刚刚擦的那个！我猛地反应过来原来她说的是润唇膏。随后又是一番爆笑。

“然后我们去吃饭了，我也拜托她帮我拿调羹，结果她也问我什么是调羹。于是我又去拿了调羹然后告诉她这是调羹，结果她说：‘在我们大福建啊这个叫瓢羹！’”

这位日本同学“爆笑”的那位同班的田中同学，也来信了，显然她对同学的笑话很委屈：

“我是来自福建的日本人... 作为一个土长不土生的福建人，我一来到上海就感受到了语言上的差异。事实上，我只要一离开福建就能感到语言上的差异。

“有些我听起来一点毛病都没有的话，到别人嘴里就是个笑话，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

“例如：我们那边润唇膏叫‘口油’；过节叫‘做节’；鞋带松了叫做‘鞋带掉了’。

“下面一段话大家随意感受一下：

“我跟你讲啊！今年做中秋节事情很多，不像前几年去会熟的人那边吃酒那样。你帮忙拿扫把、畚斗打扫一下客厅，做节用的筷子、瓢羹、杯杯通通拿出来，然后去市场买一头卤鸭。就这样没问题吧？啊，还有，你鞋带掉了。”

这两位已经分别“精通”上海话、福建话的日本同学，在来复旦之前，并没有意识到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如此之大。

一般说来，方言的语音差异同学们“耳熟能详”，因为方音的传播不需要真的听懂；而一旦面对不同方言的信息交流，词汇差异就会让人“吓一跳”。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聚在一个寝室里，“调羹”“勺子”“瓢羹”这样的方言差异就会引起误解、甚至争论。田中同学说“有些我听起来一点毛病都没有的话，到别人嘴里就是个笑话，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这就是方言词汇差异引起的“文化休克”。

今天我们这样谈论语言，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其实“历史”很短——

一、人类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文化观先于社会观

同学们可能不会意识到，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语言社会性概念，是人类经过漫长的社会历史实践，逐渐明白过来的。

尽管中国古代也认识到语言是人性、天道和事物本质的表现，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但这些都是在道的层面上认识语言的本质；

尽管中国古代也认识到语言问题由社会政治需要而产生，语言理论服务于辨奸、除邪、正道的社会使命，然而这些仍是在社会道德规范上认识语言的本质及其社会实践功能。

尽管欧洲古代也认识到人是政治动物（亚里斯多德），社会动物（西塞罗），但直到18世纪的富兰克林对人的认识依然限于会制造工具的动物。此时，是维柯第一个打开了语言的文化视界，认定语言是世界的尺度，凝聚着人性和文化的全部密码。而这一点，中国古代哲人早已用自己更为悠远的方式昭示天下了。

我们从这里可以发现，人类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文化观先于社会观。

二、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布吕尔到马克思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欧洲人把语言仅仅视为思维的工具。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培根、洛克等哲学家才开始意识到：语言不仅仅是思维的工具，语言还是交际的手段，是一种社会现象。

18世纪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在他编纂的《科学、艺术和手工艺百科全书》（1751）中，把语言表述为：

“借助词、手势和表情，并适应社会的习俗和交际行为所处的环境，使人们得以交流思想的工具。”

至19世纪后半叶，法国语言学家布吕尔在他的比较语法教程中开始用民族历史来解释语言事实。他强调语言中的一切都面向人，因而都是社会性的，因为人不能脱离他所生活的社会。索绪尔的学生梅耶说，布吕尔奠定了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现象的基础。

与此同时，马克思从人的本质洞察了语言的社会属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马克思的思想，深刻启示了中国语言学者对语言社会本质的信念。

三、20世纪上半叶：欧洲语言学和社会学的蜜月期

十九世纪往后，在法国的学术文献中出现两种互为条件的趋势：

一是社会学家把语言作为社会事实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并根据语言材料论证许多假设；

二是语言学家从社会学借入许多一般原理，来证实语言的特点和把语言学归入社会科学的可能性。

这样两种趋势的发展使社会学向语言学全面渗透，以致于在20世纪初，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特别容易用来解释语言、语言的构成和语言的变化”，而一些语言学家则认为“社会学最后一个成为学科，而且可能最有希望占领语言学”，因为社会学解释了取决于社会环境的语言分化。

1911年出版的M·H·Cornejo的《普通社会学》向人类展示了全新的语言概念：

1.在语音和意义的各种变体中，最突出的是语言的社会本质。

2.语言（Le langage）社会性的定义是：

作为一种产物，语言在各民族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各不相同的；

作为一种关系，语言代表由集体意识构成的联系；

作为一种要素，语言是一种鼓舞精神和谋求统一的力量——语言从精神上鼓舞着社会生活，将它转变为概念；并且语言本身的扩展使许多大民族各自联合起来，又把不同的民族相互联结起来。

回到会说上海话和福建话的两位日本同学的争论。

大家在因“口油”还是“润唇膏”，“调羹”“勺子”还是“瓢羹”而互相笑话，因而“很绝望”时，我想起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06级的小宿同学，她到台湾逢甲大学交流一学期后告诉我一件事，发生在台湾政治大学作交换生的大陆学生和同宿舍的俄罗斯交换生之间：

大陆同学：“你为什么要到台湾来交换呢?你们那里去欧美的机会应该比我们这里多呀。”

俄罗斯同学：“我是想来学中文的。”

大陆同学：“那你为什么不去大陆学中文呢？大陆的中文应该比台湾的正宗多了。”

俄罗斯同学：“大陆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普通话发音。北京是京腔，上海是上海腔，东北更不同于这两个地方，学起来多困难啊。台湾就简单了，讲‘国语’都是一种发音，学起来简单多了！”

听她这么一说，大陆的交换学生都笑了，想想也是啊

我想这位俄罗斯交换生在台湾话中学会了“大福建”的“瓢羹”后，依然会让中文的“勺子”“调羹”弄得一头雾水。

语言的社会差异，东闪西躲，躲不胜躲。面对语言差异引起的笑话，同学们不必“我能怎么办”，更无须“我也很绝望”，我对田中同学说：

多了解一种叫法，就多了解认识事物的一种可能性，就能理解原来人对同一个事物的认知是有多种视角的。

学会欣赏和享受语言的社会文化差异，就是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