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的社会民主有两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方面是下列事实：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民主党已经是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主要（而且从实现重大改革来看最成功的）形式，而共产党和按照它们的目的主张更加不妥协地革命的其他集团从来不过获得工人阶级少数的政治支持；在许多场合下，这些政党拥有如此微弱的少数，它们充其量等于是一些政治派别（尽管它们有时在工会中具有影响）。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是，社会民主党政策的突出地位有增无减，因此，任何争取社会主义的进一步运动──社会主义本身似乎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更不明确──极可能要通过选举的胜利和改革的逐渐积累才能进行，至少只要资本主义能够避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或战争的话。社会民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它的学说中始终强调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价值。恩格斯本人在他晚年写给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信中对这种强调一般是支持的，特别是在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批判（附1891年6月29日致考茨基的信）中写道：“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虽然在上文提到的他对“社会民主”这个名称的评论中（《“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他仍然主张共产主义的最终政治目的是要克服国家本身，从而也要克服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在恩格斯的一些不同说法中，无疑存在某种模棱两可的东西，但是就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显然信奉和经常反复强调民主，不仅把它看作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过程，而且把它看作社会主义的实质。从不同方面来看，从这样一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卢森堡、考茨基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般看法和特殊著作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后者也许比任何其他集团更为坚决地选择通过选举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拒绝在没有多数选民明显表现的支持的情况下考虑取得政权。希法亭面临德国的法西斯的威胁，认为他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魏玛民主，而当时台尔曼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则宣称，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专政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