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以乡镇为发展空间单元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基于小农生产的完整体系，是相对内在自足的体系，有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整合化的复杂网络。那时没有另外的一种生产方式，没有后来以城市为主要空间载体的工业化、金融化、信息化生产方式。传统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社会组织和观念信仰交织共构形成自足的体系。这个体系在20世纪初以来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作用而日渐败落。所有原来自足体系里的各种使用价值的生产逐渐转向交换价值的生产。作为一个体系它逐渐走向了死亡。
由一元而二元，就产生了两元之间的关系。生产要素的流失是乡村社会解体的开始。这一过程从容易流动的要素开始。劳动力市场化、农业生产劳动产品商品化、技术、管理的市场化是逐渐演化的和可见的过程。历史过程造成农村土地的不同身份，目前变革冲突在于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的市场化。它是连接城乡之间的一个节点。
变革的症结在于，一纸政策容易（如1980年代中期国有土地的商品化改革），后果却难以预料。因为它涉及到更大的，也是国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化中稳定发展的根本问题。推进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是城市资本下乡的一个重要通道，但同时也进一步推进乡村社会的解体和增加乡村社会的不确定性，进一步解构了乡村社会。这就是农村土地市场化的两难，从近十多年的变化可以看出政策的左右为难。
保持农村社会一定的隔离性和自主性，是国家经济与社会安全的保证。费孝通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小城镇大问题”，核心就是国家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减少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向外受阻后可以转向内的空间，不至于出现突然性断裂和动乱。但深层困境在于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如何保持乡村社会内在的自足和发展。过去近半个世纪，尤其是90年代中期后的现实情况是所有生产要素逐渐流失导致乡村社会的日渐死亡。
不可能会退到之前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当下的状况正在（希望）形成新集体经济、新农村社会（党政管理下的农村社会）和新的观念与信仰，是由一元而二元再归自新一元的过程。但既希望市场化，又希望在保持一定隔离性下重塑乡村社会困难重重。乡村需要现代化，不要表面的怀旧和符号化，它需要确实的农业产业现代化、社会组织管理现代化、和观念的现代转变。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在开放和市场化过程中保持一定的自主性？这是一个需要高超技巧也是难以巧妙平衡的问题。
还有一些问题。乡村的现代化与城市的现代化有什么差别？怎么对待乡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移动的、也是和生命本底连接的自然山水和土地？如何处理城市部门对农村部门各种资源的吸纳甚至是剥削？如何保持农村的相对低流动性下的现代化？（除了世界范围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之外）低流动性意味着相对低收益，农产品价格又关系民生，这些都是两难问题。
在动态流动中维持自身的差异性和相对自主性，是乡村社会重建的关键。近百年前梁漱溟提出的村自治在今天已经不现实。由于各种要素的流失，当下村庄十分有限的财权、人、和对村庄公共事务的能力难以维系一个相对自足的空间。当代乡村社会重建社会单元在乡镇，不在村庄。乡镇在新时期现代交通、通讯的状况下，它的空间尺度允许农民的自组织和在地交流，同时具有一定的组织人员、财政和公共事务的能力。
国家应当：1适度加大对乡镇事权、财权、土地使用权的赋权，使其有更大的灵活性；2乡镇范畴内推进乡村社会的自治，促进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组织和管理，发展出多样化的乡村社会。国家财政和政策不是投入到具体的乡村建设或事务当中（这是今天的普遍状况），而是对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县、尤其是乡镇的赋权。增加乡镇的权限、减少对乡镇的财税抽取；鼓励和帮助乡镇内部的公共事务的自组织和减少对乡镇内部公共事务的干预和要求；从政策和财政上鼓励乡镇完善、改进和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和质量。国家同时需要变革之前的强垂直压力传导型模式和全面考核检查机制，转向关注乡镇与乡镇、县等水平与向上关系的政策引导和局部要素考核。这可能是中国乡村振兴必要的路径。
中国乡村社会的重建不是经济一元的乡村化，它需要给乡村社会赋权进而内在发展出多样的、内生性的乡村社会。从当下看，乡镇的空间尺度是一个合宜的单元。相对自主性的、以乡镇为基本空间单元的赋权建设才能够重建乡村社会，发展出不同路径和发展状态的乡村社会。这一进程需要避免把乡镇当成国家政策末端的执行者，需要把相对自治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需要把国家、省、县的政策引导与内部发展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本文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杨宇振教授撰写，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图片除注明外，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欢迎转发，禁止以空想者Spatial Thinker编辑版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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