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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铨缪昌期（冯铨发）

崇祯皇帝为人刚愎多疑，他临朝的十七年中，内阁辅臣多至五十人，更迭频繁，有如走马灯。唯独温体仁能在内阁首辅的位置上长达八年之久，而且颇受宠信，形成“遭温”现象，确实耐人寻味。

温体仁，字长卿，湖州府乌程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升任礼部待郎、礼部尚书。

《明史·温体仁传》说他“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

劣迹昭彰的温体仁得到皇帝重用，舆论为之哗然，北京城里传出的民谣如此唱道：“崇祯皇帝遭温了。”

即温体仁，“温”与“瘟”谐音，意为崇祯皇帝受到温体仁蒙蔽，如同“遭瘟”一般。

据文秉《烈皇小识》记载，当时北京另一民谣也在“瘟”、“温”二字上做文章，不过话说得更为尖刻：

内阁翻成妓馆，乌龟王八篾片，总是遭瘟。

京城的民谣，政治色彩十分强烈，因为在天子脚下，皇城根边，耳濡目染，一开口便是政坛高端的纷争。这首民谣也不例外，所谓“惶恐”，是“黄孔”的谐音，黄即黄士俊，孔即孔贞运，两个靠走后门而飞黄腾达的宵小之徒；所谓“乌龟”，谐音“鸟归”，是指湖州乌程籍归安县人温体仁；所谓“王八”，谐音“王巴”，是指四川巴县人内阁辅臣王应熊；所谓“篾片”，是指阿谀奉承内阁首辅温体仁，毫无主见的内阁辅臣吴宗达；所谓“总是遭瘟”，如同“崇祯皇帝遭温了”一样，是指受温体仁蒙蔽。

这首政治民谣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的笑谈，中央政府被人们蔑视为妓院，内阁的一二把手则被叫做乌龟王八。

文秉感慨道：

当时人说，这些政治民谣出于轻薄少年之手，其实不然，如此洞悉政坛上层的内幕，一般轻薄少年哪里说得出来？

“总是遭瘟”，一语道出温体仁这个脚色的厉害。

他先是与周延儒联手，把竞争对手钱谦益、钱龙锡排挤出中央政府，并且把他们搞得身败名裂；接着又把他的合作伙伴周延儒赶下台，自己当上了内阁的第一把手——内阁首辅；以后又扶植亲信，党同伐异，以卑劣手段整肃那些敢于同他抗衡的正直官员，文震孟的罢官，郑鄤的处死，都是他一手促成的。

这样一个人，皇帝何以会“遭瘟”呢？

从皇帝方面而言，始终为内阁中没有一个能为他排忧解难的重臣而苦恼，他需要一名有权有谋、足以统驭六部九卿的干才，起先看中了周延儒，后来看中了温体仁。

当时人杨士聪在《玉堂荟记》中说：

周延儒、温体仁是有才干的，只是不走正道，而成为佞臣，《明史》把他们列入“奸臣传”，是无可非议的。

不过，温体仁就其才华而言，确非庸碌之辈可以比拟，许多方面令皇帝感到满意，否则，是不可能“遭瘟”的。

其一，温体仁精明干练。

李清《三垣笔记》说，温体仁长于心计，凡是内阁代皇帝起草谕旨，每每遇到刑名钱粮等专门知识，名目繁多，头绪错乱，其他阁员往往愁眉苦脸，唯独温体仁一看便了然于心，从无差错，因此内阁同仁都佩服他的敏练。

其二，温体仁在贪风弥漫的官场尚能廉谨自律。

《明史·温体仁传》说，温体仁辅政多年，顾虑到朝中官员和他结怨的很多，不敢恣意放肆，用廉谨来获得皇上的好感，贿赂从不进门。这虽然是为了提防政敌攻击，巩固自己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但廉谨自律总比贪贿枉法要好得多，因此夏允彝《幸存录》说，平心而论，不收贿赂是温体仁的一个长处。

其三，内阁同僚多庸才，反衬出温体仁的鹤立鸡群。

这当然是他苦心经营的结果。那些内阁同僚都是他一手引进的，专门挑选一些庸才，滥竽充数。《明史·温体仁传》说，这是他的手段，目的在于“藉形己长，固上宠”。由于这个缘故，才华超群、声望卓著的钱谦益、文震孟必然为他所不容。

其四，温体仁善于揣摩皇上心意，逢迎有术。

杨士聪《玉堂荟记》说，温体仁在位最久，不露破绽，关键是“主于逢迎”。皇帝作为一个独裁者，都不喜欢大臣“批逆鳞”，而乐于接受逢迎，但逢迎也要有术。温体仁就精于此道，每当皇帝向他征询军饷事宜时，他都谦逊地说，臣素以文章侍从皇上，皇上不以为愚笨，提升至高位。

其实臣愚笨无知，只知道代皇上票拟谕旨不能欺骗，军饷之类大事全听皇上圣明裁决。皇帝不以为是虚伪，反以为是“朴忠”，愈加宠信不已。

因为这些缘故，当其他阁僚纷纷落马之际，温体仁稳坐相位达八年之久，而且一升再升，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恩礼优渥，无与伦比。

然而此人毕竞心术不正，以排斥正人君子为能事，又害怕群起而攻之，擅自规定，凡内阁公文一律不发给六部、六科，也不存录。

因此，温体仁辅政八年的政绩，首推驱除异己而不露痕迹。但是在他辅政期间，民变愈来愈严重，弹劾他辅政失职的奏疏不断送到皇帝的御案上。

崇祯九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疏，向皇帝揭发温体仁的问题。

这位一向刚直不阿的官员，语气尖锐地责问：

应该说，刘宗周敏锐地察觉到政坛存在的问题，内阁首辅温体仁难辞其咎，但是温体仁不露痕迹的做法，使得刘宗周抓不住具体例证，因而显得有点泛泛而谈。温体仁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诋毁刘宗周肆意诬陷。于是皇帝下旨，将刘宗周革职为民。

崇祯十年四月，新安卫千户杨光先，为了弹劾温体仁，事先准备好棺材，然后向皇帝上疏，以死相谏，希望把温体仁拉下台。

因为准备一死，所以说话无所顾忌：

杨光先一个基层小官，也看到了政局的危机，但是要温体仁引咎辞职的直接证据不足。不待温体仁辩解，皇帝就下旨斥责杨光先“恣意乱政”，把他廷杖一顿以后，发配辽东。

温体仁自以为有皇上庇护，愈发肆无忌惮，为了钳制舆论，必须对最具影响力的人下手。

他怂恿前任苏州府推官周之夔、无聊文人陆文声诬告张溥、张采创立的复社，什么“结党恣行”，什么“把持武断”，什么“朋党蔑旨”，罪名非常吓人。

其实复社不过是一个文人社团的联合体，成员的精力集中于制艺，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由于其成员如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等，不断高中进士，而引人注目。

温体仁之弟温育仁希望加入复社，以缓冲温体仁与复社清流之间的矛盾。张溥坚决拒绝，温育仁恼羞成怒，指使人编写《绿牡丹传奇》，讽刺复社诸君子。以后才有周之夔、陆文声之流的攻击。由于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风等正直官员主持正义，才使温体仁的阴谋未能得逞。

尔后，温体仁又把矛头对准与复社关系密切的东林巨子钱谦益。

早在崇祯二年在会推阁臣候选人时，温体仁与周延儒勾结，借口科场舞弊案，使得钱谦益“夺官闲住”，回到了家乡常熟县。钱谦益在家乡“闲住”了七年，温体仁仍不放过他，用卑劣的手法收买常熟县衙门的师爷张汉儒，诬告钱谦益在乡里作恶多端，企图置他于死地。

这个张汉儒不愧是师爷出身，告御状的状子写得过分厉害。《虞阳说苑》中收录了这份状子，一共开列五十八条无中生有的罪状，比如侵占地方钱粮，勒索地方大户，强占官地营造市房，霸占湖面强要渔民缴纳常例，强奸良民妻女，出卖生员名额，通番走私等等。简直是地痞流氓、土豪劣绅所干的勾当，把它们与文坛领袖相联系，不免令人生疑。

这种诬陷的手法也太拙劣了。

当时的钱谦益被温体仁整得狼狈不堪，罢官乡居，哪里还有什么权力，可以“把持朝政”、“操生杀之权”？

这个张汉儒，钱谦益自撰的《丁丑狱志》称为“奸人”，《明史》称为“常熟奸民”，然而决没有胆量向钱谦益叫板，他背后一定有后台一当时人们纷纷这样猜测。这个后台不是别人，正是权势显赫的内阁首辅温体仁。

文秉《烈皇小识》、王夫之《永历实录》都证实了这点，《明史·瞿式耜传》说得最为清楚：

如此看来，钱谦益自撰《丁丑狱志》所说是可信的：

“乌程（温体仁）以阁讼逐余，既大拜（温体仁升任内阁首辅)，未尝顷刻忘杀余也。邑子陈履谦负罪逃入长安（北京)，召奸人张汉儒、王藩与谋曰：‘杀钱（谦益)以应乌程（温体仁)之募，富贵可立致也。’（张）汉儒遂上书告余，并及瞿给事式耜。”

钱谦益被捕入狱，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接连上疏皇帝，为钱谦益鸣冤。钱谦益自己在狱中也接连上了两道奏疏，在为自己声辩的同时，揭露温体仁幕后操纵的蛛丝马迹。

他写道：

“（温）体仁攘居揆席，虑臣姓字尚在人口，死灰或至复燃，显示风指，阴设陷阱必欲杀臣而后已。”

在当时形势下，钱谦益有自知之明，凭他一人之力，要想翻案，难乎其难，不得不托人情、通路子。

他先是托他的座师孙承宗之子求援于司礼监太监曹化淳。这是因为，他曾经为前任司礼监太监王安写过碑文，而曹化淳出于王安门下，彼此之间有一点交情。

曹化淳为人还算正派，得知钱谦益的冤情后，决心尽力营救。而后，钱谦益又托密友冯舒求援于冯铨。冯舒接连三天拜访，都见不到冯铨，第四天二更时分才得以会晤。冯舒刚要开口，冯铨就直截了当地说：

事情的转机果然出现了。温体仁得知曹化淳在插手此事，指使陈履谦捏造钱谦益“款曹击温”（拉拢曹化淳打击温体仁)的匿名揭帖，又要王藩出而自首，诬陷钱谦益出银四万两求助于曹化淳。

这一下弄巧成拙，激怒了曹化淳，当即主动向皇帝请求清查此案。这样曹化淳有了奉旨清查的名义，可以无所顾忌地大力追查，终于查清陈履谦父子的罪行，把他们速入东厂。

他与东广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一起，突击审讯。陈履谦招供张汉儒如何起草诬告钱谦益的状子，以及他们父子二人如何捏造“款曹击温”揭帖等情节，并且招供，所有这些都是温体仁“一手握定”。

皇帝获悉这一审讯结果，猛然省悟：“体仁有党！”

他先前之所以宠信温体仁，就是因为他在朝廷中“无党”，现在看来远非如此，结党营私是他最深恶痛绝的，于是痛下决心，除掉眷顾了八年的宠臣。

此时的温体仁正在沾沾自喜，在由他拟旨逮捕钱谦益、瞿式耜之后，以为胜券在握，又一如往常那样，每每欲兴大狱之时，必定称病休假，聚集党羽策划于密室；到大局已定，才谎称病愈复出，造成他与此案无关的假象。

这一次，他又如法炮制，住进了湖州会馆一面静候佳音，一面假意显示清白，向皇帝“引疾乞休”。

皇帝对温体仁结党营私有所察觉，决心除掉温体仁。

因此，当温体仁一手提拔进入内阁的张至发在温体仁的“引疾乞休”奏疏上票拟好谕旨呈进时，他便毫不犹豫地提起朱笔，抹去张至发的票拟，批了三个大字：“放他去！”

正在湖州会馆悠然自得吃饭的温体仁，听到“放他去”的圣旨，大惊失色，完全出乎意料，一慌张，筷子掉到了地上。

京城百姓得知这个消息，欢声雷动。这时正是崇祯十年六月，距温体仁崇祯二年六月入阁，虚度八年，十足七年。

次年，温体仁病死于家中。

崇祯皇帝接到讣闻，觉得有点可惜，特地下旨，赠与太傅头衔，谥号文忠。

无怪乎明朝的遗老遗少要慨乎言之，对于温体仁这样的奸臣，皇帝始终以为他是忠臣，不亡国才怪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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