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以“单位”为基础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困难群体、特殊群体汇聚到城乡社区，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沉淀到城乡社区，越来越多的居民生产生活需求集中到城乡社区，城乡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缩影，社区与社会的关系是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城乡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既是城乡基层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重要一环，也为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力借鉴。当前，各地加强和创新社区管理有何新理念？在路径的选择上有什么样的新突破？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参与者有着怎样的境况……

带着这些问题，半月谈调研小分队深入贵州、重庆、安徽、江西、广东和上海六省市展开了调研。

对话社区管理新理念

加强并创新社区管理“零争论”

代群(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辑助理)：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们在六个省市的广大城乡社区，采访了300多名基层干部和群众，采访中他们对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话题热情高涨、滔滔不绝，对于该不该加强和创新社区管理问题，可谓“零争论”。这也显现出，基层干部群众对这一问题的高度认同。

归纳受访者的看法，他们对加强和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主要有三点共识。

首先，大家认为这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

其次，这项工作契合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原则，是党的群众工作在新时期的突出表现。

第三，目前中央加强城乡社区工作的原则明确，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基层应该更加紧密结合各地实际加强探索和实践。党和国家对创新社会管理的新要求，也明确了新时期社区工作的重心和方向。

周之江(新华社贵州分社副总编辑)：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开放度日益提高，人的思想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时，人口的流动性加强，“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转变，如何实现城乡社区的有效管理和服务，的确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思考最多的问题。

加强社区建设不分东部和西部

杨金志(新华社上海分社总编辑助理)：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社会发育程度较高，社区管理和服务方面的实践也更为超前，尤其是在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方面，他们积极探索设立枢纽型社会组织，有很多很好的做法。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更好的基础。

周伟(新华社广东分社总编辑助理)：当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社区建设方面确实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社会组织在服务社区方面的差距，这是因为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东部的情况下，社会组织能够更好分担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负担。

周之江：但我要强调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西部地区的社会组织发育程度虽然落后于东部地区，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不错的发展势头。只是如何更好地发动社会参与，仍需进一步探索，这也是需要向东部地区重点学习借鉴的地方。

我不主张那种先经济后社会的观点，尤其在社区管理和服务方面，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决不能因此而停止或者放慢社区建设的步伐。我还是主张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应该同步。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改什么

周伟：我担心一些基层干部对社区管理体制的定义不一定完全清楚。比如，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管理，一些基层干部往往从消极层面进行解读，要么觉得神秘，要么感到恐惧。其实社会组织的多样性犹如生物的多样性，门类繁多，关键是要建立分类发展、分类管理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当前，改革干部考核体系也迫在眉睫。在指标体系中，应该优化GDP考核，增加社会建设考核。近年来，一些地方明确将社会管理的效果纳入干部评价指标和考核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杠杆”效应。在社区管理和服务方面，基层政府对社区工作不能不指导，更不能瞎指导。要探索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机制。

代群：除了建立新型考核评价体系之外，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信息化网络建设是基础、是支撑，同时也是一个难点。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各类人口基本信息的采集工作，社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成效初显。

但目前来看，各地、各部门信息化水平发展参差不齐，加之行政壁垒、部门利益分割等主客观因素，导致社区管理仍不同程度存在“信息割据、各自为战”的现象。我想应在国家层面加以统筹，实现信息分级共享、无缝对接，只有这样才能让社区管理信息发挥最大化效用。

杨金志：我补充一点，社区管理工作体制机制的创新，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层面的支撑，应让创新“有法可依”“有规可据”。

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周之江：在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社区管理和服务离不开人的利益诉求，化解社区管理难题，要多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的效果。在任何时候，为老百姓干实事总比干巴巴的说教更有说服力。

杨金志：举个反面的例子，在一些社区，取缔残疾人三轮车经营后，这些人因没有就业出路，很快转向在社区经营赌博机，又形成了新的问题，于是只能继续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其实这些问题深层次的原因都是未解决老百姓的核心利益问题，管理思维囿于“强制性”定式。

代群：社区管理和服务，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是老问题，也是新课题。我们采访多地，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但凡是社区管理和服务取得一定成绩的地方，在管理方式、服务理念方面，都有一些共通之处。初步总结如下：

一是管理体制上要尽可能扁平化。只有精简层级、整合资源、重心下沉、夯实基础，落实居委会自治职能，才可能把更多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职能下沉到社区，直接面对群众，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二是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中要贯穿“利益是核心、感情是基础、服务是保障”的新理念。新时期，社区管理和服务手段上应少一些强制性，多强调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自主性、参与性，价值目标更侧重于对社会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兼顾。

三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好传统，要善于从传统资源中发掘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新源泉”。

探索社区管理新路径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城市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改革方面，有颇多探索和实践。改革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已经成为各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突破口。本文通过对贵州省贵阳市、安徽省铜陵市以及广东省珠海市三地实践的样本进行解析，具体阐释基层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改革的新路径选择。

“一竿子插到底”，扁平化管理成趋势

“衙门化”“行政化”，是当前城市社区管理和服务存在的主要弊端。贵阳市民政局局长谢红生说，街道办事处原是区一级派出机构，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现在很多地方的街道办事处实际上变为一级政府，与此同时，居委会自治功能弱化，承担了大量行政工作。有的居委会每年的任务多达200余项，成了办事处的一条“腿”。

针对此，2010年2月，贵阳市下发了《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明确小河区、金阳新区作为试点，撤销街道办事处，调整居委会现行的行政职能，成立社区服务中心，变“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管理为“市—区—社区”三级管理，让党和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工作“一竿子插到底”。

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卓飞说，“精简管理层级”“实行区域化管理”“优化整合资源”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是改革的总体思路。

实行扁平化管理，是三地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改革的一个共同点。

去年7月，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撤销了原有的6个街道办事处，将办事处和原有的49个社区整合为18个新社区，实行区直管社区。新社区建立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承担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这种区直部门和社区职能的调整，将街道办事处的经济发展、城管执法等职能收归区相关职能部门，将计划生育、民政、社保等服务职能全部下放到社区。

而珠海市近年来提出了市县乡三级职能分层管理的新思路，即市一级主要抓规划统筹和政策引导，区一级主要抓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镇街一级主要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指导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改革。珠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戈晓宇说，镇街转型后的工作中心主要是做好环境营造、维护稳定、加强保障、改善民生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社区工作的目标也更加单一，职能更明确。

公共资源向社区集中，变“衙门”为“家门”

在改革探索中，贵阳、铜陵和珠海三地均加大了对社区服务中心的经费投入，把新成立的社区作为夯实党在城市执政基础的落脚点。改变了过去社区居委会“有人管事、但能人少，有钱办事、但不够用，有场所议事、但功能不完善”的局面。

一方面，将社区人员经费、办公经费、公益事业费等全部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同时加大公共服务购买力度，扶持相关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各类公共服务，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另一方面，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费随事转”原则，将工作经费下拨社区服务中心，采取直接管理或派员进驻社区服务中心的方式开展工作。

卓飞说，贵阳市为了做到资源配置下沉，除经费纳入预算外，还把社区工作人员纳入编制，把社区建设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使原有街道办和居委会的人力、物力以及服务资源向社区聚集，在机制上提供了保障。

在贵阳市，社区工作人员被纳入事业编制管理，根据社区服务区域规模及服务人口情况定编，实行一岗多能、一人多用。推行以社工为主、义工为辅的社区工作者制度，在社区形成了“中心在编人员和市、区政府职能部门下派人员、志愿者”三支队伍。社工进入正式编制后，岗位吸引力大大增强，为大量优秀人才到社区工作创造了机会。

本刊记者在贵阳市金阳新区碧海社区服务中心看到，这里不仅设有便民利民服务大厅、卫生服务站、会议室、商务中心、警务室等机构，还开办了社区超市、棋牌书画室、网吧等。

“社区服务部门过去是‘衙门’，现在更像是‘家门’。”世纪城社区居民周镛说。

铜陵市的总体思路也是这样。撤并街道办事处后，将原来街道资金全部下划到新社区，对改革前属于社区管理服务资金的全部保留，这样就增加了社区服务资金。同时，原来街道办事处的房屋和公共设施，也合并到社区，从而改善了社区基础设施。

铜陵市不仅将资金和物资向社区集聚，改革后基层工作力量也得到充实，原来街道办事处的很多人员充实到了社区一线，社区工作人员结构也得到改善。

社区自治，从“议论纷纷”到“议事纷纷”

社区回归了服务职能，不再承担经济职能，实现了去行政化，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铜陵市的改革试点社区，选举产生了新社区居委会，科学设置社区各专门委员会，合理设置社区居民小组和楼栋长，建立健全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居民公约制度，完善了居民代表和党员代表等议事制度，民主自治体系进一步健全。

目前新社区居委会选举登记率已经达到90%，参与率也有80%，社区民主自治不再流于形式。特别是各种文化团体和群众组织在社区的引导和培育下蓬勃发展。

铜官山区实行区直管社区改革后，政府将一些事项的决定权交给居民，这样既减轻了负担，也减少了居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如在一次拆除违章建筑中，社区里有一户残疾人在楼道下私自搭建了一个小棚用来放轮椅，按规定应该拆除，但最后经社区居民听证投票，考虑到老人行动不便，就没有拆除这个违章建筑。

贵阳市部分试点社区也建立了居民议事会制度，由居民代表和社区干部共同参与，就居民反映的热点问题和急需办理事项进行讨论，共商解决措施。

世纪城社区居民李静说：“议事员就像社区的眼睛和耳朵，把居民关心、需要解决的问题收集起来，带到议事会，大家共同出主意、想办法解决。由此搭建了平台，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社区从原来的‘议论纷纷’变成了‘议事纷纷’。”

贵阳市小河区委书记马宁宇说，社区议事机制逐渐形成，居委会自治功能逐步回归，拓宽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渠道，群众主体地位得到尊重，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的事大家办，社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不断加强。

珠海市则把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企业社区、校园社区四类。珠海市在城市社区创新民主自治体系，构建“社区居委会——小区联系点(业主委员会)——居民小组”社区三级网络，完善议事规则。

“社区管理和服务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探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路径，社区管理和服务才能上台阶，才能适应新时期、新形势的需要。”马宁宇说。(周之江 王圣志 周伟 代群 杨金志)

走近社区服务新群体

从副市长到“小区总理”

广东省珠海市香柠花园北区居民杜斌退休前曾担任辽宁省铁岭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退休后担任了该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小区总理”。

香柠花园北区是1990年建成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破损严重，出租率高达60%。此前，由于社区管理不到位，垃圾房入口设置不合理、无电子监控系统等问题让小区居民一直很闹心。

杜斌居住的社区是珠海市社区民主自治先行先试的试点单位。杜斌被选为业委会主任后，从居民反映最强烈的垃圾房问题寻找突破口。小区的27号楼正对着一个垃圾房。垃圾车就在居民楼道前出入，经常臭气熏天，居民意见很大却又无可奈何。

杜斌反复琢磨，想出一个整治垃圾房的办法：把垃圾房的门从小区内改到小区外，小区内的门砌成墙；接着进行改道处理，将垃圾房的新通道下挖50公分，防止臭味飘出来。整个改造工程只花了大约1万元。“老杜就是点子多、办法多，能为居民干实事、干好事”，杜斌得到越来越多居民的认可。

2010年，杜斌又把目光聚焦在了小区的4位清扫员身上，提出让她们“三合一”：既当清扫员，又是环境卫生监督员，还是治安巡逻员，因为她们对小区熟悉，容易发现异常情况。杜斌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清扫员“三合一”后每月只需要增加工资300元，而光是小区专职保安每月工资是1800元。业委会建议物业公司裁减三个保安员额后，每月共减少支出4200元，一年下来就节省5万多元。如此运行之后，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可谓一举多得。

杜斌说：“社区群众工作的难点和关键点，在于必须走好民主程序，只有达成共识才能展开行动。什么叫社区民主自治？就是小区的事情大家办，自己的梦自己圆，不要把矛盾和困难都推给政府。”

今年3月中旬，在香柠花园北区大门口，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联合贴出公告：“在小公园内兴建‘居民之家’，经两次公示，全体业主均表示同意，现决定近期开工兴建……”记者随机问了一些居民，他们反映业主委员会之前确实开过多次会议，大家都赞成建设“居民之家”。

一位协会会长的新生与心声

康志坚，上海市静安区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协会会长。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因激愤伤人被判入狱，出狱后奋发图强成了一名小有实力的私营企业主。

10多年来，康志坚领导帮教协会帮教上千名对象，为他们送温暖、谋出路，至今无一人重新犯罪，实现了“从一个人的新生到一群人的新生”。

“我从1990年起参加公益活动，刚开始也就是请孤老吃吃饭，后来慢慢扩展到帮助下岗职工、困难学生、残疾人和刑释解教人员。”康志坚说，“我对刑释解教人员最为关注，因为我与他们有过相似的经历，也最了解他们的心理。”

静安区党委政府留意到康志坚的积极作为，引导他把公益事业从个人行为转化为组织行为。2003年，静安区帮教协会在区司法局的指导下成立，康志坚先后担任副会长和会长。

帮教对象徐建国今年46岁，从17岁起因盗窃4次入狱，总共服刑21年，服刑间隔最短的只有3个月。

2006年，徐建国第4次服满刑期回到社区。“那时候连牙膏、短裤、袜子都没有，政府提供每个月450元的廉租房补贴，但我还是租不起房。” 徐建国告诉记者。

了解到徐建国的情况后，帮教协会决定资助徐建国每月300元帮困金，康志坚又自掏腰包500元。此外，康志坚还协调街道出资2000元钱，帮助徐建国摆了个水果摊。2008年，帮教协会又帮助徐建国找铺面，开了一家奶茶店。安定下来的徐建国，在各界帮助下还组织了家庭。

康志坚十分关心徐建国的家庭。徐建国的母亲曾一度跟他断绝关系，去年老人家因癌症住院，康志坚多次到医院看望，说服母亲重新接纳了儿子。2010年世博会期间，康志坚支持徐建国的女儿参加征文比赛，最终获得了市里的二等奖，全家十分高兴。

“如果没有康会长对我的‘严加爱’，我这个‘老改造’很可能再进去，更不会有今天。”徐建国动情地说。

康志坚做帮教工作，摸索出了“特困必帮、节日必帮、维稳必帮”的三个必帮工作法。如今，静安区帮教协会已经拥有82个单位会员，611位个人会员，涵盖社区干部、社会贤达和民营企业家。年会费从当初的20万元发展到70多万元。

走近“击破冰山”自助小组

在江西省万载县康乐街西门社区，有一座经过改造翻新的祠堂，当地的社会工作服务所就设在祠堂里面。每个月，一个名为“击破冰山”的自助小组都会在这里开展活动。

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击破冰山”自助小组目前有26名成员，全是社区里不同类型的重病患者，包括癌症病人、糖尿病患者、心脏病患者、中风患者等。

“社工在对西门社区整体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部分重病患者生活及精神状态均不理想。看到有人意志消沉，我们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张菊萍说。张菊萍是这个社区的社工，她的身份是万载县民政局社工股股长。她说：“做社工要有爱心、有热情，这是最重要的。”

目前，西门社区的社工由当地社会工作服务所人员、江西师范大学的学生、万载县社会工作协会会员三方面构成。社工们组织“击破冰山”自助小组每月开展一至两次活动，内容包括召开座谈会互相鼓励、请医生来做康复讲座、开展击鼓传花等小游戏、集体唱红歌、请人来教跳舞等。

除了城镇社区，万载县在农村社区也广泛设立了类似的社会工作服务所。记者在万载县马步乡寨下村了解到，当地一名乡党委委员兼任村里的“社工专委”，江西师范大学社工系的一名学生担任村里的“社工指导员”，一名村干部则担任“社工专干”。社工平时开展的活动，包括给留守儿童上门辅导，一起做游戏；组织医生为村里的老人进行义诊；把村里的妇女组织起来，一起交流花炮生产技术、针织技能等。

万载县民政局副局长李新民告诉记者，活跃在社区的社工们受到了普遍好评。不过按全县181个行政村、19个居委会测算，有200来个点需要有社工。而目前全县考上社工证的只有27人，专业社工匮乏是当前的一大难题。

2010年3月，万载县被民政部列为首批7个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示范县之一。目前，万载县采取盘活存量、多元吸纳、专业引领、转换提升等措施综合破解难题。宜春市委常委、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告诉记者，加强社工人才培养是开展社会工作的基础，随着更多的人关心关注社工，更多人愿意加入到社工队伍中，社工队伍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周之江 周伟 代群 杨金志)

在德国感受社区生活

在德国求学和工作的外国人，谈起自己居住的社区，最大的感受就是安宁和便捷。德国社区的环境之整洁，设计之人性，服务之全面，令人感叹不已。

德国人爱静，在社区里你听不到吵闹和嘈杂声。每到傍晚时分，三三两两的人们出来散步、跑步或者遛狗，即便相互不认识，碰面后也会礼貌地互致问候。即便交谈也轻声细语，不会打扰旁人。偶有嬉戏的儿童打闹着经过，倒为静谧的小区平添了几分生气。

随着对德国了解的深入，会渐渐发现，除了德国人喜静的天性使然，这种安宁的背后，其实还是人心的平静和踏实。

完善的制度保障

对于社区建设和管理，德国有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法规设计和制度保障。德国的社区是高度自治的社会基层组织，德国的法律明确规定社区享有高度自治和自我管理的权利。

这一点与德国二战后形成的联邦制政体有关：为避免希特勒式独揽大权、实行独裁的悲剧重演，战后德国在政府管理权限上实行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分权制，各州、市和镇(区)在文化、教育、城市规划等社会事务上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德国法学界普遍认为，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应当成为德国民主体制的基石。一个自治的社区不仅能够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和社会参与感，也有助于在政府和民众间建立一个中间区域，让民众运用自发的力量解决生活工作中的问题，从而降低国家社会管理的成本。

让社区的回归社区

政府放手让社区自我管理的另一个好处是促成了民间力量的兴起。多元而高效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机构涉及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柏林就有大小数千个协会组织，既包括一般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也有诸如房东协会、租户协会、厨师协会、律师协会、家政服务者协会、志愿者协会等特定人群组成的协会。居民可自愿加入并定期缴纳会费，而协会的责任是维护会员的共同利益，必要时出面与政府或其他组织谈判协商，以解决纠纷、确保合法权益。

德国社区内这些大大小小的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着作用。德国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这些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产生于公众的自发需要，又有熟悉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管理，很多政府管不好或者没有精力管的事情，由这些社会组织负责管理和协调，反而更有效率。

社区的公共空间一般由物业部门负责整理和清扫，居民则按时交纳物业管理费。社区一般都聘有专业的园丁，定期除草，整理草坪，处理垃圾。下雪后还会在路面上撒沙石粒，以防居民摔倒。园丁工作认真负责，居民自觉保护环境，社区内常年干净整洁。

社保服务网络的强力支撑

让居民安心的还有社区内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网络。在德国社区内，幼儿园、养老院和社区医院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记者所在的小区，幼儿园就坐落于社区中心，规模不大但干净整齐，可接收10岁以下的儿童。走进活动室，墙面和地板都被粉刷成彩色，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和活动照片。幼儿园外有一片活动场地，滑梯、沙坑、迷你篮球架等一应俱全。每天，老师都会安排足够长的时间让孩子们在户外随意玩耍，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开发智力、学会与他人合作和相处。

德国的养老院体系也十分发达，稍具规模的社区或者几个社区的接合部都会有一家养老院。它们有的是政府或教会出资建设，但更多的是以私人投资为主，政府部分注资并通过减免税费等方式给予优惠。

柏林一家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德国养老院一般实行非营利原则，其运作资金主要来源于入住老人的养老金和社会慈善捐助。当然，如果老人选择了超出平均标准的服务，需要额外付费。养老院工作人员除了社会招聘外,相当一部分是周边社区的志愿者。他们不领报酬，但志愿服务时间可以累加，达到一定小时数后可享受多种优惠。养老院全天候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并常常安排唱歌、作画、棋牌、赏花等群体活动，让他们安享晚年，逢节假日还会邀请老人的子女一起共度佳节。

小型医院是德国社区的一大特色。德国医疗保险覆盖率非常高，卫生资源的配置也较为合理。家中有人生病，人们首先会选择到离家最近的社区医院就诊。这些医院一般是政府认可的私人诊所，由一到两名所谓“家庭医生”组成。像感冒、发烧、咳嗽等常见病，社区居民无需周折可以很快得到及时医治。

如果遇到一些难以诊治的疾病，家庭医生会按程序将病人转诊到对口的上一级医院。而原则上，德国的综合性医院也只接收转诊病人，不单独设立门诊。这种分级医疗制度，使一些简单疾病就地或就近解决，大医院可将稀缺的医疗资源用于处理重症病人，使资源得到合理运用，从而有效避免了“看病难”等问题。

老小皆有所养，病患皆有所医，没有后顾之忧，社区居民自然心态平和。

社区内外的协调融合

社区的安静并不意味着单调或与世隔绝，完善的周边设施和服务让居民在感受宁静的同时，也享受到高效的现代化生活。

德国的小区建筑大多数采用开放式空间设计，居民楼临街而建，多条街道穿行于住宅之间，私家车就停在路边或地下车库。为确保社区宁静和居民人身安全，德国法律规定车辆穿行社区时速度应保持在每小时30公里以下，有些地方甚至定在每小时10公里以下，且机动车在行人面前不享有优先权。在考取或审查驾照时，超速穿行社区者将被考官“一票否决”。

舍弃了围墙，德国人分割空间的办法是巧用花园和绿地。在每个社区，几乎都有一片或者几片公共绿地，成为居民闲暇时重要的活动场所，增加了社区的绿意和生机。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社区里都会有一个专门为儿童修建的小型游乐场，虽占地不大，却是孩子们的游乐天堂。

在社区周边，利德、阿尔迪等大型连锁超市一般会在步行十分钟左右的距离“安营扎寨”。一般日用消费品，这里应有尽有。居民如果要买“大件”，商业中心也不远。在柏林，每个行政区都至少有一个大型的商业中心。到了周末，不少社区还会组织跳蚤市场，人们可以各取所需，选购二手商品，特别是儿童玩具和衣物，在商店里20多欧元的新品，这里只需要两三欧元。跳蚤市场之所以广受欢迎，就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跳蚤市场的运营和管理，也采取自治原则。

高度自治是德国社区的最大特色，自治不仅培育了民间组织，也锻炼了居民自我管理的能力。(韩墨)(《半月谈》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