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千秋基业，教育为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历经艰难曲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中国教育熔铸传统和现代化，适应基本国情，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年，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第40年。40年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学校体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本刊特约了学校体育知名专家、学者一起回眸中国学校体育走过的40年历程。回眸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新时代学校体育必是一片辽阔的希望田野。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学校体育关键词

毛振明

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的学校体育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有成就，也有问题；有收获，也有迷茫和惆怅。40年间，中国学校体育大小事情，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进行回顾总结也是颇有纷杂无序之感。于是我用一张亲历者的“记忆大网”将40年的学校往事筛了又筛，终于筛掉了即将淡出记忆的40年繁杂琐事，而留下在脑海里的大约是可以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朽痕迹，脑海中剩下了怎么也筛不掉的8个关键词语。那么，就让我们循着这8个关键词去追忆那个火红的体育改革的年代，去连接体育改革历史长卷中那一节节快要断裂的诗篇，去缅怀那些为学校体育改革呕心沥血的先驱，去俯身拾起40年体育改革与开放成果留下的颗颗种粒，去回眸寻找那改革需要留存铭记的教训和启迪，再去展望和准备耕耘那新时代学校体育的辽阔的希望田野。

1.素质教育

回顾这40年的学校体育历程，“素质教育”这个词是谁都绕不掉也回避不了的，因为它在40年间不断地鼓舞着、召唤、缠绕、困惑着学校体育的改革。“素质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迅速被教育界所热烈响应，并为全国人民“三心二意地接受和赞成”，教育界的热烈响应是基于他们的教育理想和认知，老百姓的“三心二意”是基于他们对“减负”的由衷期待，基于他们对人才选拔现实体制的屈服和对“起跑线”的慌恐。因此“白天热热闹闹地搞素质教育，晚上扎扎实实地搞应试教育”似乎一直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不变的旋律”。当然教育界也有勇者，试图通过“课程改革”将“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结果却是壮志未酬、头破血流。他们哪知：“应试教育”不是某个人的错误决定所致，也不是“人民公敌”的高考制度所致，更不是课程设置不当所致，它是“中国有14亿人，他们认为的‘好工作’还不够多，因此‘学而优则仕’的竞争太激烈”所造成的，因此，换哪个教育部长都不管用，想改掉高考制度是“缘木求鱼”，试图通过一次课改来实现素质教育那更是“南柯一梦”。在“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不断“血拼”中，学校体育也被经常地被鼓舞、被召唤、被缠绕、被失望着，但最终“借力”有限，口惠而实不至。其实，教育人和体育人都应该知晓，在当下的中国，“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不应是“汉贼不两立”，幼稚的理想主义和屈服的悲观主义均不正确，正确的认知方向和工作的发力应是“在应试教育的条件下推动素质教育”“在应试教育的条件下搞好体育教育”，关于这一实践的可行与否，邻国的日本做出了榜样。

2.快乐体育

回顾40年的学校体育历程，“快乐体育”这个词也是应当被记忆的。包昌明老师的“快乐体育”、笔者介绍的日本“快乐体育”、陈德俊先生的“和乐体育”、湛江的“快乐体育园地”等等均是这个记忆的范畴。“快乐体育”既是“大众明星”，也是“全民公敌”，快乐体育做过“改革先锋”，也当过“过街老鼠”，但无论它是什么角色，都有着被庸俗化的倾向，其本来的真实面目似乎从未被国人真正认识过。因为国人对“运动乐趣”和“游戏理论”的学习尚浅，容易望文生义。但“快乐体育”的“春风效应”不可否认，改革开发40年间，“快乐体育”一直缠绕着学校体育人的思绪，还会以各种“面目”不断地出现在学校体育的理论与实践中。正确的快乐体育激发着新兴体育运动进校园、体育趣味课课练进课堂、快乐体育园地进校园，激发着“成功体育”“TROPS体育”“运动教育”“领会教学法”等新的教学方法走进中国的体育课堂；而错误的快乐体育则催生着“扁担南瓜”“白菜莴笋”“多米诺骨牌”“扫把扫地”“破麻袋破横幅”，还导致一些“异化”了的“情景教学”“主题教学”“生活化教学”等七扭八歪地走进了体育课堂，让体育课不断走向庸俗化、低效化、玩乐化、温情化、非技能化、非锻炼化、非严肃性和非刻苦化等。无论如何，“快乐体育”是这个年代最有能量、最吸引眼球、最有争议、最富有矛盾性、最难说清楚的一个记忆，作为当事人，笔者也是曾最被误解（包括褒奖和批评两个部分的误解），在情感上最为复杂的一个记忆。

3.体育教改

40年学校体育的历程就是教学改革的过程。40年间，有1978年的《体育教学大纲》，有1986年的《体育教学大纲》，有1993年的《义务教育体育教学大纲》，有1996年的《普通高中体育教学大纲》，有2000年的过渡性《体育教学大纲》，有2001年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有2004年的《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有2011年的《九年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及2017年的《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等依次颁布，这些《大纲》和《标准》就是40年体育教学改革的一个个加油站、一个个火种、一个个问题的爆发点、一个个方向的转换点、一个个理论研究的高峰和一个个教改实践的“驿站”。但是，由于体育学科的特点和研究基础的不牢，这些教学改革并未触及到体育学科科学化的难点问题，有的是没有发现问题，有的是躲避了问题，有的是模糊和歪曲了问题，有的甚至是增加了新问题。因为，40年过去了，“上了12年体育课什么都没有学会”“喜欢体育运动但不喜欢体育课”“因体育课而远离了体育运动”“上小学学篮球运球，上了大学还是学篮球运球”的话语不断，体育课或“蜻蜓点水、低级重复、浅尝辄止、半途而废”，或“三无七不（无强度、无难度、无对抗，不出汗、不脏衣、不喘气、不摔跤、不擦皮、不扭伤、不长跑）”，还有“放羊课”和被包装了的“科学放羊课”等。40多年的体育教改不是没有成绩，但是成绩更多地停留在了理念的更新、理论的创新、概念的翻新、说法的变新上，而在体育课程的特质特点解析、体育教学内容的排列理论、大中小学体育课程衔接理论、体育学理指导下的方法论创建、各学段体育课教学模式的创新、运动技能的发展理论等方面却鲜有进展。40年的体育课改历程在外表上可谓是起起伏伏、风云变幻，但在体育课程理论和实践的真正进步上却又显得一丝不乱、风平浪静。

4.体质下降

这是40年的中国学校体育之“痛”，“中国学生的体质连续20多年持续下降”既是数据，更是现实，2014年解放军征兵的身体标准全面下降更是残酷的现实，因此从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7号文件的“强化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学生体质达标优秀率要达到25%以上”，到全国教育大会上习主席指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来自党和国家对增强学生体质的指示，一次比一次来得更振聋发聩，一次比一次显得更急迫殷切，也一次比一次来得更具体明确。但是学生体质的问题却至今未能根本“破局”，大幅度大面积的学生体质提升也依然是“水中望月”。究其原因，除了老生常谈的应试教育挤压、各级领导不重视、场地教师短缺使得体育课不振、体育锻炼内容枯燥无味、电子游艺产品泛滥等等原因之外，其实学生体质提升与国家的另一个难题扶贫一样，主要问题还是因为缺乏了“精准”。如果没有体质测量的精准性，自然没有针对脊柱侧弯、感统失调、体成分问题的把握；如果没有体质分析的精准性，自然不能调动校长、年级主任、班主任、体育教师、学生、家长等各个利益攸关方的关心和责任感，没有家校体育的互动，自然体育课上的锻炼难敌学生假期的不健康生活；如果没有体质测量的精准性，让柔韧差的练速度，让力量差的练耐力，让灵敏差的练柔韧，那学生的体育锻炼就只能是“无的放矢”“张冠李戴”和“事倍功半”。因此“三精准”的学生体质促进方略必是今后学校体育界应该进行深入研究实验的重要课题，更是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40年学生体质下降的工作思路。

5.中考体育

中国40年间的学校体育发展中，绝不应忘记“中考体育”这个词，因为它是中国加强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的一个“创举”。记得在1995年“APEC学校体育研讨会”上，国外的学校体育同行对中国学校体育最感兴趣的就是“中考体育”，说明中考体育是中国学校体育中很有特色的“制度创新”。“中考体育”的思维最具有中国特色，那就是“以毒攻毒”的策略，即用考试去撕开“应试教育”的围城，用身体锻炼的新负担去为学习“减负”，用增加新的分数去淡化考试分数的压力。“中考体育”见效了，现在初中三年级学生的体质监测指标是最好看的，但“中考体育”也出问题了，那就是初三的体育课变得枯燥了、变得功利了、变得不好玩了。但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大家对“中考体育应试现象”基本保持了容忍的态度。应该不仅仅是容忍，而是支持，因为现在“高考增加体育考试”的呼声越来越响亮，而且借着全国教育大会的“风速”最近还有了“向终点冲刺”的态势。笔者是在国家层面推进“中考体育”的亲历者，说到“中考体育”也是五味杂陈，会想起教育部基础司、职教司与教育同行们的激烈辩论，会想起在鞍山向全国推介能打破“中考体育应试”的有效方法，会想起看到应试体育越演越烈时的无奈和自责，也会想起北京第一年中考体育长跑后学生的呕吐和第二年中考体育长跑后学生那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至今关于“中考体育”依然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看来其功过是非只有交与后人去评说了。

6.体育新课改

回顾40年学校体育的历程，还有一组词肯定绕不过去，它们是“新课改”“新课标”“体育与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运动参与”“五大领域”“水平1-5”等等。这组词的含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概念”，“新课改”也不同于以往历次的“体育教学改革”。“新课改”起始于21世纪初，进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自信之中，也面临着世界共同和中国特有的诸多教育难题，因此它有一千个理由把自己定位在一场划时代的伟大课程革命上。在这场革命中，体育学科可以说是“冲锋在前”，先是进行了自1922年以后的学科更名，将“体育”变成了“体育与健康”，然后把传统的体育课程和教学当作了革命的对象，于是体育课改领导人们带领着充满改革激情的学校体育人开始了近乎“狂热”的“体育课程革命”。在那场体育课程革命中，以往的《教学大纲》成为了“跳舞时带着的镣铐”，传统的体育教学成为了“必须倒干净的脏水”，学生成为了“上帝”，教师成为了“超市的导购员”和“妈妈”，上课的器材变成了扫把和扁担，课中的跨栏变成了白菜和莴笋，课程标准变成了体育教师要“自找梯子去爬的云彩”，运动技术变成了“身心健康”的敌人，体育课变成了五花八门的“活报剧”，而什么都学不会的所谓“康体课”也变成了“科学的放羊”。新课改留下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课改一定要找准真问题并解决问题，课改一定不是为课改而课改，课改一定要敬畏优秀的传统，课改不能走极端路线，课改不要好高骛远，课改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课改不可食洋不化盲目照搬，课改不可眼看着体育教师跟不上步伐不管，课改不能光说理念还要说途径与方法，课改不能简单化和庸俗化，课改要事先设定成功的标志并时时去检验。

7.7号文件

40年的学校体育发展在应试教育倾向的干扰下，呈现出一个“U”字形发展轨迹，而这个“触底反弹”的标志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被业界内简称为“7号文件”的颁布。“7号文件”像一阵春风，给低谷中的中国学校体育带来春回大地的感觉，“7号文件”带出了“亿万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带出了“2+1工程”“大课间操”“冬季长跑”等新的体育实践，带出了脍炙人口的“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的口号。“7号文件”警示了全国人民“中国学生体质连续多年下降”的残酷现实，“7号文件”让各级教育管理部门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学校体育的薄弱和学生体质的下滑是源自自己的失职，“7号文件”引用毛泽东主席建国初期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指示告诫全党学校体育的重要性，“7号文件”在促进工程方面给予基层的学校和师生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召唤，“7号文件”促进了青少年将自己的体育锻炼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进行互动，“7号文件”也给了中国学校体育的改革再次指明了方向，学校体育明确了在中国新世纪发展中的担纲和使命。当然，“7号文件”也有无奈，这个无奈源自来自于各种方面的不解和阻力，这些阻力使得学校体育没有更强力的政策支持以促进学生体质的大幅度提升和体育教学质量的明显提升；“7号文件”也有局限，这个微观层面局限源自理论和实践基础的不足以致还没有明确提出统领学校体育与教学改革的路线图和方法论；“7号文件”也有缺憾，这个缺憾源自对内容方法的重视以致于推介给基层行之有效的体育改革内容与方法还显不足。今天我们回首“7号文件”，无论是看意义，还是看局限，都远比十年前看得更加的清楚更明白，但无论如何，笔者都相信，“7号文件”一定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能深远影响中国学校体育的重要文件。

8.健康中国

“健康中国”应是来自于《“健康中国2020”规划纲要》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概念，它虽是学校体育发展40年间最后阶段的一个新概念，但它却是中国学校体育40年历程走到今天的一个标志：（1）体育课程与健康理念相结合，体育课变成“体育与健康”；（2）毛泽东的“健康第一”再次被重温，并成为了中国教育的重要理念；（3）《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变身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身心健康成为了对新时代学生的要求；（4）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一直下降，其中感统失调、脊柱侧弯、肥胖、心理疾病等健康问题日益成为主要的问题；（5）全民的健康意识和健康需求爆发式的增长，终身体育已是学校体育的不可回避的责任；（6）体育与健康的关系处理和协调发展依然是学校体育界的课题，“体育为健康”的内容和方法体系仍然“在路上”。因此，《“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向走过40年的学校体育提出了5大任务：（1）学生体质达标优秀率达到25%；（2）让学生至少熟练掌握一项运动技能；（3）每天在校一小时锻炼；（4）每周进行中等负荷体育锻炼3次以上；（5）学校的场地器材达标率为100%。伟大中国必是健康中国，伟大中国必是体育强国，伟大中国必是“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健康则国健康”，因此“健康中国”已经成为了中国学校体育未来发展的新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