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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重大的、刺激的、扣人心弦或令人震惊的事件, 年年都有, 但就各种事变的剧烈程度而言, 2012 年至2018 年看起来最接近1968 年至1972 年的那段岁月。自20 世纪60 年代的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以来, 美国历史直至近期就再未见过如此景象, 那便是层出不穷的视频几乎从不间断地骚动着围观群众——这些视频的内容就是无辜的人, 且大多数是有色人种, 被国家暴力的代理人殴打、杀害或者驱逐。今天的大学生群体亲身经历了这个特殊的时代, 近年来的事变和政治风气影响到今天的大学生, 他们往后余生的投票模式也会因此发生变化。也因此, 许多当代大学生生发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要为社会正义而斗争。

*文章节选自《娇惯的心灵》（[美]格雷格·卢金诺夫 乔纳森·海特 著 三联书店2020-7）。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文 | [美]格雷格·卢金诺夫

[美]乔纳森·海特

关于美国政治, 有件趣事要说一说: 在选举总统时, 大多数美国白人都会把票投给共和党, 但有两类例外, 一类是1981 年后出生的美国白人, 另一类则是出生在1950 年至1954 年之间的美国白人。为什么1981 年后出生的孩子成年后在选举投票上会有不同, 这不难理解。他们属于千禧一代或互联网世代, 在大多数社会议题以及许多经济问题上, 都会表现出左翼倾向(恰如伯尼·桑德斯所见)。较之于前几代, 他们不那么笃信宗教, 同时共和党也以各种方式成功失去了这些人的支持。但我们的问题是, 那些出生于1950 年至1954 年间的美国人呢, 他们的故事又要怎么讲? 一直到20 世纪80 年代, 这些人都强烈支持民主党, 但自80 年代后, 他们的投票情况有所变化, 两大党在这些人中间大致可维持“五五开”的支持率, 总体上他们稍微倾向民主党。[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 在网上搜索“How Birth Year Influences Political Views” (出生年份如何影响政治观点),你就会发现这也许是史上最好的政治信息互动网站。]为什么出生于20 世纪50 年代初的美国白人, 在人口统计意义上会构成民主党的一个小孤岛? 为什么甚至到了21世纪, 他们的出生年份还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他们在选举中的投票, 且较之于上世纪中叶早出生或晚出生数年的同胞,这些人的投票模式就是有如此大的变化和不同?

答案可能在1968 年。或更确切地说, 是1968 年以及以该年度为中心向前后做推延(大约是1965 年至1972 年) 的历史阶段。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发生了一连串震动美国的政治事件。政治学家亚伊尔·吉特扎和安德鲁·格尔曼考察了美国人的投票模式, 以此来研究“童年时的政治事件或政治氛围, 成年后是否会给其政治倾向留下某种印迹”。他们发现, 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 有一段更容易受到影响的窗口时期, 大约就是从14 岁到24 岁这10 年, 其高峰又正好落在18 岁左右。在这一人生阶段所遇到的政治事件, 或者说所能感知的整体时代精神, 较之于这一年龄段以外的经验, 就更有可能“定型” (stick)。

对于出生在20 世纪50 年代初的美国人, 要唤起内心深处对1968 年的回忆, 你只要提示一下: 马丁·路德·金、罗伯特·肯尼迪、黑豹党人、新年攻势(Tet offensive)、美莱村屠杀(My Lai)、召开于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理查德·尼克松。要是这些时代词汇还无法使你百感交集, 那就上网搜一下“Chuck Braverman 1968” (恰克·布雷弗曼1968)。那段5 分钟长的混剪视频,会令你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想象一下, 你就是那个时代的一名年轻人, 正在找寻自己的政治认同, 或许你刚刚进入大学校园, 重大的道德斗争、悲剧和胜利都出现在你周围冲击着你, 想想那会是个什么样子。

今天, 我们再次身处于这样的时代。如果吉特扎和格尔曼是对的, 那么近年来的事变和政治风气就会影响到今天的大学生, 他们往后余生的投票模式也会因此发生变化。假设你出生在1995 年, 也就是美国社会进入互联网世代的第一年, 2009 年, 你14 岁, 正好进入政治上可塑度最高的成长阶段。这一年, 巴拉克·奥巴马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一两年后, 你有了人生中的第一部苹果手机, 这时, 智能手机在青少年中间日渐普及。如果你有机会读大学, 那么你走进大学校园的时间大概是在2013 年, 也就是你满18 岁的那一年。那些年, 究竟是什么政治事件, 成为你和一众新朋友们关注的焦点, 让你们发帖争辩, 甚至以行动抗议? 究竟又是哪些议题, 让你们必须用推文、帖子或者“点赞”来亮明立场?是联邦政府在2013 年10 月的关门, 还是股票市场的长期上涨?

不太可能是这些。十来岁孩子们的关注点和热血沸腾之处, 往往不在于纯粹的经济或政治问题, 而更多在于社会议题或不公正事件。而自2010 年至今, 这类议题或事件可说是层出不穷。我们整理出一份表格, 时间起始于2009 年,亦即互联网世代的“头生子”年满14 岁的那一年, 分年度选取一部分通常会被归类为“社会正义”的重大新闻报道。2009 年和2010 年, 美国重大新闻报道主要围绕着金融危机、医疗改革以及茶党的兴起等话题展开。但你可以发现, 自2011 年起, 大约就是互联网世代的“头生子”准备离家读大学时, 事关社会正义的新闻事件常常能成为社会焦点。

重大的、刺激的、扣人心弦或令人震惊的事件, 年年都有, 但就各种事变的剧烈程度而言, 2012 年至2018 年看起来最接近1968 年至1972 年的那段岁月。如果你还是不相信, 我们刚经历的这几年就客观指标而言是异乎寻常的, 那么就加入社交媒体的放大作用吧。自20 世纪60 年代的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以来, 美国历史直至近期就再未见过如此景象, 那便是层出不穷的视频几乎从不间断地骚动着围观群众——这些视频的内容就是无辜的人, 且大多数是有色人种, 被国家暴力的代理人殴打、杀害或者驱逐。今天的大学生群体亲身经历了这个特殊的时代, 也因此, 许多当代大学生生发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要为社会正义而斗争。

……

“社会正义”到底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 目前尚且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定义。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就是从“正义”出发, 就概念论概念, 探讨“社会正义”在哪些方面与之相异, 在哪些方面又与之相同, 并以此勾勒出社会正义的意义。

……

相称—程序的社会正义

总有些保守派和放任自由论者坚持认为, “社会正义”这个词百无一用——这世上只有正义, 加上“社会”这个前置词不过是画蛇添足。对于这种看法, 我们不敢苟同。在我们看来, 放眼西方世界的现代政治辩论, 我们可以分辨出两种不同的社会正义观, 一种属于直觉正义的范畴, 另一种则非直觉正义所能包容的。

美国社工协会曾给“社会正义”下定义, “社会正义作为一种观念, 认为每个人都应获得平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以及机会。作为社会工作者,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为每个人, 特别是那些最需要它的人, 打开通往机会的通道和大门”,可以说, 以上这一定义是嵌入在直觉正义观之内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会同意, 人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对每个人, 大门都应敞开。左右两翼虽在社会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 但究其差异之所在, 大部分仍涉及政府到底应当“走多远”才能为出生在不同环境中的孩子提供平等的机会(以及实现机会平等究竟是哪家政府的责任——联邦政府、各州政府, 还是地方政府)。

参照上述的定义, 我们可对相称—程序的社会正义(proportional-procedural social justice) 做出如下结论, 由于出身贫寒或者属于社会低端群体, 而被剥夺了分配正义或程序正义, 这种情形应发现一起, 解决一起。有些时候, 情况可谓彰明较著。直至1965 年, 美国南方关于种族隔离的法律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违反程序正义: 警察、法官和立法者都是种族主义者, 他们粗暴地罔顾美国黑人的尊严, 残忍地侵犯黑人的权利。这些种族主义的恶行, 不仅违反了程序正义, 还直接导致了对分配正义的严重侵犯, 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随处可见, 包括种族隔离但极不平等的学校, 以及从预算上就极不平等的公共投入。

民权运动, 作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其初心就是为了争取相称—程序的社会正义。并非所有人从一开始就能看到不公正之处, 很多白人都有理由对其视而不见。基于此才能解释为什么共性的认同政治最终如此有效——它以一种包容的共同人性为主旨, 同时也在呼吁关注那些有人被剥夺尊严和权利的情形。这次运动并没有强制美国白人去接受一种新的正义观念; 而是努力帮助白人去看见, 他们的国度正在践踏他们据以立国的正义观。这些观念, 在建国之父的口中曾有过崇高的表达, 但落实的过程却步履维艰。

在我们的叙述中, 相称—程序的社会正义, 完全属于直觉正义这个大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社会正义”这个概念。有些不公正是显而易见的, 如基于种族、性别或其他因素(以及它们的交叉点) 的不公正。但很多不公正则更隐蔽, 人们没有身受便难以感同。(金伯利·克伦肖就曾指出这一点。)这么说来, 在正义研究的这个领域内, 有学者专攻这一类不公正问题是大有裨益的。即便此类不公正被放到台面上, 多数群体的成员往往也会选择视而不见或矢口否认。而作为一个民主社会, 为民众和各类群体提出有关正义之新诉求而广开言路, 是民主最重要的一项要求。开放的民主社会认真对待这些诉求, 讨论之, 辩论之; 对于那些在辩论过程中脱颖而出的诉求, 若有令人信服的论证, 又结合了有效的政治压力, 则以它们为新的行动纲领。如果新的社会规范得以推而广之, 新的法律也会在此基础上得到确立。民权运动在20 世纪60 年代所力图实现的民主体制内的道德和社会进步, 不外乎就是这样的过程吧。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隐蔽的不公正。假设有一所高中, 其中80%是白人学生, 余下20%是黑人学生。为了筹备毕业舞会, 学校成立了学生委员会。现在要由这个委员会来决定舞会现场播放什么歌, 而且这所学校音乐品味是因种族而异的。到底怎么办? 委员会对各种方案进行了表决, 获胜的方案如下: 由学生自己来提名一份尽可能长的歌单, 接下来再由全体学生对全部备选歌曲进行投票。所谓民主, 不就是关于投票吗? 难道舍此之外还有他法? 而且这个程序本身也是经由民主决定的。所以我们刚刚见证了程序正义, 不是吗?

1994 年, 哈佛大学法学家拉尼·吉尼尔曾著有《多数的暴政》一书, 她在书中探讨了类似的案例。吉尼尔指出, 有些过程虽然看起来公正, 但运转之后, 时常会导致处于少数的群体被完全排除在过程之外。在上述例子中, 最终选出来的毕业舞曲, 很可能全部来自白人学生的投票。如果这个例子在你看来实在无关紧要, 那不妨设想一下, 你投票的对象并不是毕业舞会的那些歌, 而是本州的议员们。吉尼尔提出了某些改革方案, 若能替换现有的选举制度, 就能使社群在分配选举权力时不会排斥少数群体, 或者置他们于不利境地。

吉尼尔的观点激怒了某些右翼政客, 特别是她提出的改革方案会改变“每个席位, 一人一票”的基本制度, 一时间成为争议焦点。在《华尔街日报》上, 她被称为“配额女王” (quota queen)。随后克林顿总统提名她担任联邦司法部长助理负责民权事务, 但其观点形成的巨大争议搅黄了总统的这次任命。然而我们必须承认, 即便吉尼尔的方案有待商榷, 她所阐释的原则却是合理的。民主体制必须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这一原则, 正是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亦即《权利法案》) 第一时间被增补的原因之一。(在民主政治中, 要保护多数人的权利, 一部“权利法案”并不是必需的, 因为选票就可以完成这一任务。)

所以, 当社会正义指向发现并终结对人权或公民权的侵犯, 尤其是这些行为发端于受害者某种群体性的社会身份时, 社会正义就能够消除障碍, 创造机会平等。这也正是社会工作者所呼吁的, 如前所述, 他们将社会正义定义为一种追求, “为每个人, 特别是那些最需要它的人, 打开通往机会的通道和大门”。相称—程序的社会正义, 就是正义, 而正义从来都不是真理的敌人。要实现正义, 我们就必须以真理和诚实为前提, 也因此, 正义与大学的宗旨、价值和日常生活是完全兼容的。但问题是, 当社会正义的行动派一叶障目, 只盯着他们所欲求的某种结果状态, 且以违反分配正义或程序正义的方式去追求目标之实现时, 大学校园会成为什么样子?

……

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存在因果关联

社会科学研究者都知道, 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存在因果关联。如果A 和B 看起来有关联, 也就是说, A 和B 会随着时间之变迁而发生变化, 或者在某一群体中, A 和B 共同出现的频率要高于随机所能预测的限度, 那么可以肯定, 有可能是A 导致了B。但也有可能是B 导致了A (反向的因果关系), 或者是存在着第三变量C, 这个C 分别导致了A 和B,而A 和B 之间则没有直接联系。[还有一种可能, 如我们在第7 章中所述, 这只是一种“伪相关” (spurious correlation),亦即A 和B 之间并无关联, 相关性纯属巧合。]

例如, 一项覆盖了7500 个德国家庭的研究发现, 每周有四次以上性行为的人, 较之于每周只进行一次性行为的,其收入要多出3. 2%。也就是说, 性生活的频率同工资收入存在着(轻微的) 相关性, 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果关系的路径又是怎样展开的? “吃瓜群众”网站(Gawker. com)曾在头条推荐过一篇讨论这项研究的文章, 标题党用的就是: 为钱而“啪”: 性生活越多, 赚钱越多。这个标题,很清楚就是表明A (性) 导致了B (金钱), 如果你的目标就是要吸引眼球, 制造点击量, 那么这个标题无疑选择了一条最好的因果路径。但只要将上述的相关性摆在社会学家面前, 他们立刻就会想到反向的因果解释(是否越有钱就越有性?), 接着还会转入根据第三变量的解释, 而在性和金钱的关系上, 似乎只有这种解释才能揭示出真相。网站所讲述的故事已经指出, 那些更外向的人, 既获得了更多的性,也赚到了更多的钱。由是观之, 第三变量C (外向性格, 或者社交能力强) 才是原因所在, 是这个C 导致了A (更多的性) 和B (更多的钱)。

社会学家就是这样, 他们会条件反射地去分析相关性(因此也让家人和朋友不胜其烦)。他们乐于扮演对话裁判者的角色, 只要有人想把某种相关性解释为因果关系的证据,他们就会掏出黄牌, 以示警告。但近年来, 大学校园内却发生了一桩趣事。现如今, 如果有人指出结果意义上的差距,并委婉或明确地主张这种结果差距本身就构成了证明系统不公正的证据, 社会学家经常只是点头附和, 同在场的其他人士一样明哲保身。

结果差距是一种相关性。但如果有人引经据典, 或以其他方式做出论断, 某一群体在某个职业内占比过多, 或者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 其言下之意往往就是, 身为该群体的成员为因, 在录用时占得先机或者拿到更高的薪水则是果。若是除了群体成员身份这一因素, 再找不出其他原因来解释结果上的差距, 那么结果之差距确实就可以构成不当或非法歧视的证据。比如说, 如果有人把话挑明, 顶尖科技公司的程序员大多是男性, 那么这一论断的言下之意就是, 身为男性本身就使得他们作为求职者更有可能被聘用, 作为员工则更可能受提拔。若是在程序员这个工种中, 再也找不到男女之间的其他任何差异, 那么这种状况就明显有失公正。

但问题在于, 是否存在着其他的差异? 或者说, 是否还有支撑不同解释的因果路径? 若是你不同意讲者的论断, 提出解释这种差距的别样因果路径, 那么旁人可能会猜测你内心的潜台词, 你一定是在说问题并非如此严重, 讲者只是一厢情愿地想象而已。如果在场有人因你的说法感到不快, 那你甚至可能因言获罪, 被认为有“微侵犯”的举动[具体地说是“微反驳” (micro-invalidation)]。若是你提出的假设包含一种推测, 即在某一根本因素上存在诸多差异, 也就是某项同结果相关的投入确有明显不同(比如在参与运动之兴趣或计算机编程方面, 男女之间确实存在着基于性别的差异),那么你就摊上事了, 你触碰到了某个严重的禁忌。

在《“不可思议”的心理学》这篇文章中, 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给上述机制起了个名字, 他称之为“作为禁区的根本因素” (forbidden base rates)。但如果这种方式的思考变为不可涉足的禁区,那么, 面对着那些在政治上受欢迎的理论, 社会学家难免会畏手畏脚, 不敢站出来挑战, 最终“体制化的反证”即挑战并验证观点的过程就会失效。如果教授和学生都如履薄冰, 不愿对结果差距提出不同的解释, 那么有关结果差距的诸多理论, 就有可能被固化,成为正统的教条。某些观念之所以可以被广为接受, 并非因为它们是真实的, 而是因为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那个群体想要它们是真实的, 目的在于宣扬本集团所构建的叙事并推销其所选择的解决方案。事情若到此地步, 某些学术理论即便存在缺陷, 但以行动派热情而笃定的支持为后盾, 也终将越出学院的象牙塔, 在中学、公司和其他组织中大行其道。但不幸的是, 归根结底, 构成这些理论之基础的, 仍是那些对现实因果机制的错误或不完整的理解。故此, 当改革者试图以这些理论为指导干预复杂机构时, 他们的改革努力不太可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相反只会让社会变得更糟糕。

如今的大学生们身处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其中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展示出不一样的热情为社会正义而奋斗。他们所做的就是确认继而挑战社会中的种种不公。长期以来, 这些现象虽不乏详尽的记录, 却未能得到成功的处理。回忆20 世纪60 年代, 青年学生为了许多事业挥洒血汗, 以今人的视角来看, 这些事业无疑是很崇高的, 比如结束越南战争, 为黑人及其他弱势群体争取充分的公民权, 以及保护自然环境。而今天的大学生也积极投身于许多事业, 我们相信, 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 同样是高尚的, 包括终结法律体系中和警察执法时的种族暴力; 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教育及其他机会, 使其出身及原生家庭不会成为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将那些主张或容纳性骚扰和性别不平等的文化惯习连根拔起。在这些以及其他许多议题上, 我们相信学生抗议者站在“历史的正确走向”上, 而我们也支持他们的目标。但问题在于,在学生行动起来之后, 如果他们不加保留地接纳了“结果平等”的社会正义论, 如果任何偏离群体基准的结果在他们眼中都成为坐实体制性偏见的证据, 他们就会因此纠缠于无休止的学生运动, 且劳心劳力但往往适得其反, 甚至会把同道中人当作敌人来反对。在整个过程中, 他们也会不断强化本书反复描述的那些不良心理习惯。

在此, 我们奉劝年轻的学生们, 一旦发现这些偏离群体基准的结果, 务必记住只有进一步调查才能有发言权。你们不妨追问, 这种结果意义上的偏差, 究竟是发生于某份工作的求职过程中, 还是根源于申请人这个群体自身的差异? 如果过程存在问题, 那么就更多关注整个过程的起点, 而非终点, 并且自觉思考这种可能性———人们性别不同, 或成长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中, 可能就有不同的选择偏好。不能只关注分配正义, 对程序正义也要抱以同等重视: 人们分属于各种身份群体之中, 但他们是否得到了同等尊严的对待? 这一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 在一个组织中, 即便已经实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平等, 答案也可能是否定的; 另一方面, 还是这一组织, 即便某些群体在结果意义上并未得到相应的代表, 但答案也许是肯定的。到底什么样的最终状态才是有意义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问题不能含糊, 要能够讲清楚。只要青年学生在行动时能做到以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为指引,如前所述, 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们所有人发自内心的直觉正义, 他们就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最大限度地改变世界, 赢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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