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国家民众有着不尽相同的基本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差异的原因很多，社会制度的差异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原因。这项研究重点探讨的是社会制度对基本思维习惯的影响及其具体机理，同时也关注思维习惯对社会制度的影响。通过对已有的政治文化跨国研究、国别案例研究和国内不同地区比较研究的经典文献的重新解读可以发现，社会政治制度对思维习惯具有塑造作用，改变正式制度可以引发思维习惯的改变，尽管二者变化的速率并不一致。同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传统思维习惯通过增强或减少社会资本存量，可以影响到新制度的成败，文化转型或思维习惯的转变也可以催生制度的变革。

文/何增科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 教授

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思维习惯。各民族思维习惯的形成有多种来源, 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社会基本制度、宗教都是其重要来源。各国社会制度与基本思维习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本项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基本制度或宏观制度结构对其民族思维习惯的影响及其具体机理，同时关注思维习惯反过来对基本制度和规则的影响。

基本概念与基本问题

探讨宏观制度结构对民族思维习惯的影响及其机理，首先需要厘清制度、习惯等一些基本概念。制度本身又可分为不同的层次，宏观层次，一个社会根本或基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构成该社会的宏观制度结构、制度环境或制度框架；中观层次，根本制度或基本制度之下特定的或具体的制度安排，它构成该社会的体制；微观层次，保证宏观制度和中观体制正常运转的具体程序和机制。本项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宏观制度结构，如产权制度、政权类型等社会基本制度。习惯，按照俞可平的说法，习惯就其语义来说是不断重复的经常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正如俞可平教授所说，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所谓习惯就是人类潜意识当中的行为取向模式。这样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就有了密切的关系。就其含义来说，思维习惯是不断重复的经常性的思维方式，是行为方式选择中一种潜意识的取向，而行为习惯则是潜意识的外显化，是特定思维习惯支配下的固化的行为方式。

探讨社会基本制度或宏观制度结构对民族思维习惯的影响及其机理，还需要廓清本项研究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和研究的边界。研究社会制度与人类思维习惯的内在联系，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是“社会制度是如何形成为思维习惯的”这一问题。这里所要研究的制度不是一国具体的或次要的体制机制，而是最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基本制度或者说是宏观制度结构。这里所要研究的思维习惯不是某个特定个体的无关宏旨的思维习惯，而是特定民族或国族普遍具有的群体性和代表性的思维习惯。按照课题研究的重点和方向的规定，本项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社会基本制度对这些国家国民集体的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发挥影响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最后再探讨一下民族思维习惯对社会基本制度的影响。

分析框架、主要假设与研究方法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统治史》的作者芬纳在分析政体类型及其变迁的问题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他指出，社会分层、政治制度、信仰系统之间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当这三者相互协调、彼此契合的时候，政体和共同体可以获得长时间的稳定，反之，这三者之间如果有一个因素和其他因素不协调，就会导致社会变革。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个类似的三位一体分析框架，即社会经济结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文化系统（基本思维习惯为其内在组成部分）构成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当他们三者之间相互契合、互相强化的时候，社会政治共同体就会趋于稳定，反之则会导致动荡乃至变革。

将经济社会结构与政治法律制度合并统称为社会基本制度，探讨社会基本制度与人类基本思维习惯的契合关系。社会基本制度与人类基本思维习惯之间呈现出相互支撑、互相强化的关系，当他们彼此契合时，社会共同体处于稳定、和谐的状态，当他们相互脱节的时候，当旧思维习惯与新制度之间或新思维习惯与传统制度发生矛盾的时候,社会成员将无所适从,社会共同体将处于动荡乃至变革之中，直至他们其中一方作出必要的调整再度相互匹配为止。

在社会基本制度与人类基本思维习惯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制度通过行动者这个中介对思维习惯发挥着塑造作用。制度为行动者确立了“游戏规则”，规定了角色期望，框定了活动场域。如前所述，制度文本通过自身的持续运行或切实实施为行动者提供了激励机制、机会结构和约束机制，行动者基于趋利避害的理性计算而做出相应的行为策略选择。制度实施所产生的效益或绩效会使人们对制度的有效性表示信服。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在经历着自身的“合法化”和“社会化”过程，实施中的制度通过制度叙事、社会化和教育在传播着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等“知识”并逐步形成社会的“共享知识”，社会成员则通过学习和适应过程而扮演好制度结构给自己安排好的“角色”，角色扮演成功者受到社会共同体的接纳和奖励，角色扮演不符合社会期望者则受到社会共同体的责难和排斥。社会成员在认同制度的良善或正义之后，则会将制度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并进而形成遵守制度要求扮演好制度安排角色的特定的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简言之，制度的持续运行和有效实施塑造着行动者的行为方式形成固化的行为习惯，进而塑造着行动者的思维方式，形成固定的思维习惯。我们可以将这种由基本制度塑造的基本思维习惯称之为制度思维。法治思维、民主文化、臣民文化、权威人格、独裁者人格、计划经济思维等，都属于这种制度思维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用图表示如下：

图1 制度对思维习惯的塑造作用及其流程

精英和大众行动者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场域中。在创造新文化或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精英群体形成了新的思维习惯，他们往往将新的理念付诸实施，通过实施改革创新、革命建国、宪制建构等途径建立起新的社会基本制度，并进而通过新制度的持续运行而改变着大众的思维习惯，使之形成与新制度相匹配的新思维习惯。嵌入文化中的制度可以称之为文化中的制度，它意味着，制度的改变需要行动者特别是精英群体思维习惯的改变，新制度需要新思维来支撑。精英新思维习惯的示范效应，新制度持续运行的塑造作用，会逐渐改变大众旧思维习惯形成与新制度要求相适应的新思维习惯。当精英和大众都持有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思维习惯的时候，与传统思维习惯相匹配的传统制度会以所谓的“潜规则”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新制度则作为制度文本形式存在而实际处于“悬置”的状态。

在社会进化和制度演进过程中，一些个体的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因其对环境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而转化为社会成员普遍信奉的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即社会习俗，统治阶层若再对社会习俗进行有选择的吸纳、制度化和援用，个体习惯就会最终上升为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并由专门的机构和专业人士来实施从而具有刚性的约束力。

在上述分析框架基础上,我们侧重于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政体与政治思维习惯的互动关系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一：政体类型不同，政治思维习惯的类型也会不同。

研究假设二：持续运行的成熟政体会产生相应的政治思维习惯。

研究假设三：新型政体初创时期与之并存的多为传统政治思维习惯。

研究假设四：传统政治思维习惯与新兴政体的错配往往会导致新兴政体的崩溃。

研究假设五：新型政体的巩固需要新型政治思维习惯的支撑。

研究假设六：新型政治思维习惯的形成会促成政体的变革。

主要研究发现

这项研究依据自己的问题意识，采用上述分析框架，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文献资料进行重新解读，采取了这些经典文献本身所采取的跨国比较和国别案例研究方法等，来检验我们上述研究假设，并提出我们的主要研究发现。

（一）从阿尔蒙德和维巴对五个国家政治文化与民主制度的跨国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有效且稳定的民主国家英国和美国的公民文化发达, 有效但存在时间尚短的民主国家德国拥有超然的政治态度和臣民能力,绩效不佳的新型民主国家意大利则属于疏离的政治文化,革命制度党一党执政的墨西哥的政治文化则表现出疏离和激情并存的特征。政体类型的差异和不同政体持续时间的差异导致五个国家政治文化的显著差异。

阿尔蒙德和维巴致力于研究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的关联，其研究的方向是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的持续性和有效性的影响。为此他们将政治文化区分为三种类型：村民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村民型、臣民型和参与型文化，分别与传统的政治结构、中央集权的权威主义结构和民主的政治结构一致。在上述分析框架基础上，阿尔蒙德和维巴选择了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个政体类型及持续时间差异很大的国家展开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他们的总结再次证明了我们的假设。美国拥有参与的公民文化，英国拥有恭顺的公民文化。两个国家参与者角色都得到高度发展，公民接触政治，参与程度和能力意识都不错，社会信任和公民合作都比较强，所不同的是美国人更强调参与和对权威的控制，英国仍然维持着对独立政府权威的尊重和顺从。联邦德国公民具有超然的政治态度和臣民能力。意大利则表现为疏离的政治文化。墨西哥政治文化应当属于臣民型政治文化。

（二）《重访公民文化》一书的作者们对五国政治文化的后续问卷调查和历时性研究发现，从短期来看政府绩效的下降不会动摇人们对基本政治制度的信任和信心，但对政治领袖和具体政策的不满会导致人们从选举式参与走向抗议式参与，前者能否有效回应关系到政治体制的支持度；而新型政体的持续有效运行和相应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则会培育出新型政治文化。

英国和美国公民文化的延续和变迁的案例表明，民主政体的持续和有效的运行会产生伊斯顿所说的超越具体支持的弥散型支持，民主政体正当性的观念深入人心，公民对民主政体的信任和信心会帮助民主政府度过难关，公民文化虽会有所起伏，但仍会延续下去。而民主政体和公民文化的未来仍取决于民主政体长远的绩效表现。到了197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已是民主政治稳定的典范，在信任他们的政府和支持他们的政治系统和政治参与的频率等测量向度上，德国比英国或美国都更接近于公民文化，德国政治文化中与自由民主制相关的价值观、程序和制度都得到了日益增多的支持。到1970年代中期，意大利共和国也有30年的历史了，但意大利的民主政体却是一种碎裂的、极化的、效率不彰的民主体制，其政治文化呈现出旧时代的政治理念和新的价值观念并存与混合的特征。克莱格和科尼利厄斯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对墨西哥的政治文化状况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墨西哥没有出现重要的政体变迁,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促使墨西哥延续了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

(三)英格尔哈特对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变迁的大规模历时性跟踪调查发现，经济发展带来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变，文化的转型特别是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促进了民主化和民主的巩固与深化，从而证实了新型政治思维习惯促进了政体变革的假设。

1997年英格尔哈特的著作《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出版。在该书中，英格尔哈特利用他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和其他相关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1970年以来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在该书中他建立了一个分析模型，他认为,经济发展对稳定民主政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带来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变来实现的。英格尔哈特提出了一个改良的现代化理论。他赞同现代化理论的主流观点，即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经济发展、文化嬗变和政治转型有着内在的联系，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可预测的。总之，文化的转型，新型政治文化的产生会深刻地改变人们的优先目标和行为方式选择，由此会带来政体的变革，旧政体会在渐进性改变或革命性转变中让位于新的政体。而新的政体的巩固和持续也有赖于新型政治文化的普及和深入人心。

（四）对中国、美国和德国政治文化的国别案例研究证明，持续运行的成熟政体会产生相应的政治思维习惯，新型政体初创时期与之相随的多为传统政治思维习惯，新型政体与传统政治思维习惯的错配容易导致新型政体的崩溃，新型政体的巩固需要新型政治文化的支撑。

俞可平首次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形态明确概括为“官本主义”。他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是权力本位，政治权力处于支配地位，统治者是因为占有权力才占有土地并进而享有社会统治地位，权力本位通常也表现为官本位。王希指出,美国立宪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公众讨论政治的过程,公众及其代表就国家存在的目的、政府权力的来源、政府组织和运作之程序、公民权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辩论，宪法是这种讨论的结果，它实际上是政府和公民之间具有神圣约束力的政治契约。这种经由公众讨论而产生和批准宪法的过程，使政治从专权政治变成了公共政治。梅祖蓉和马敏通过对德国魏玛共和国和联邦德国两次民主试验成败原因的对比分析发现,制度转型与文化转型具有内在的深层互动关系,若新型政体与主流观念发生”断裂”无法融洽,新型政体往往容易崩溃；当文化转型完成且新型政治文化支持民主政治之时，新型政体才能持续有效运行，因此体制转型与文化转型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

（五）帕特南对现代意大利公民传统的经典研究表明，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文化传统或思维习惯的不同也会导致制度绩效的差异。

1970年意大利政府开始实施1948年宪法中有关创立地区政府的条款,这实际上是在中央集权的模式中引入了地方自治的新制度。帕特南用了25年的时间对这项地区试验进行观察和思考，撰写了《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的名著。他的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假定制度是一个自变量，分析制度变迁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发现了制度变迁对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的重塑力量。第二部分假定制度是一个因变量，研究制度的绩效及导致地区间绩效差异的原因，发现了文化传统对制度绩效的强大约束。帕特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尽管有着相同的宪制结构和足够的授权与财政转移支付，新的地区自治制度运行20多年来意大利不同地区的制度绩效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那么为什么意大利一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公民性程度更高呢？帕特南追溯意大利各地区的历史发现,大约公元1100年左右，意大利半岛的北方和南方出现了共和制与专制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它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什么文化传统会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绩效呢？帕特南用社会资本的多少来解释制度的成败。

从政治学视角对社会制度与思维习惯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制度和思维习惯之间是一种相互适应、相互支持的关系。从社会制度对思维习惯的影响角度来看，社会基本制度对国民的思维习惯具有塑造作用。社会基本制度为行动者的行为方式选择提供了机遇、激励和约束，框定了人们的选择范围，人们在制度约束条件下在计算利害得失的条件下选择了特定的行为方式。社会制度还通过合法化机制和社会化机制，使人们合乎社会期望的行为方式显得合理和自愿，使人们在认同制度和内化制度的要求的过程中将特定的行为方式和相应的思维方式加以固化，逐步形成与制度相适应的行为习惯与思维习惯。社会制度的改变也会导致人们思维习惯的逐渐改变，尽管由于社会化机制和代际更替的作用，思维习惯的改变有一个时间差，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思维习惯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来看，文化转型和政治思维习惯的转变，会导致人们产生新的价值追求和新的行为方式，代表旧的价值和既得利益的体制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压力和冲击会导致政治体制的转型或者说政体的变革。文化传统或旧的政治思维习惯，也会作为脱胎于历史的社会环境或社会背景对新制度及其绩效构成强大的约束。优良的文化传统会增强社会资本优势，培育社会信任，促进彼此合作，使新制度运行更加顺畅，绩效更加显著。而恶劣的文化传统可能导致新制度在猜疑、欺骗、背叛等社会氛围中难以有效运转，甚至导致新制度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