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长江校友官微
阎爱民
长江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对外事务、校区建设、行政事务、校友事务副院长
长江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以下为阎爱民教授的访谈文章“企业从承担社会责任到创造社会价值的时代之变”内容:
01
企业创造社会价值是
有意识、主动地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Q:“价值”是经济学的主要概念之一,其核心是“商品价值”“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较少提到“社会价值”。
作为管理学教授,您如何理解社会价值?它是否也应该成为管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阎爱民:从比较广泛的概念来说,价值是包括个体、组织在内的社会成员为社会创造的,满足了某些个体、团体或者社会的需要,并且一定是有积极性的作用才有价值,所以价值是有某些益处和效用的。价值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一个正能量的作用。
我们平时经常讲的,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是服务的价值。
例如,我们要买件衣服以满足保暖、美观等不同需求。这些产品价值会转化为市场价值,这其中包括市场是否认可、性价比如何等。
事实上,市场价值是从产品的角度、企业的角度来切入,是相对微观的。社会价值则比较宏观,对整个社会或者社会的某些部分起作用。
很多的社会价值是由政府提供的。
例如,国防使整个国家得到安全的保护。医疗,包括抗疫,这些都是政府创造的社会价值,我们将其称为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
简言之,社会价值就是满足社会的需要,有益于社会的发展,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效用。
社会价值的讨论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带的第一位博士生的研究课题——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个体或组织之间的关联、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包括个体、组织所创造、建构的积极正向的精神、理念、组织形式、治理方式、文化等,社会资本的累积对于社会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社会资本一直在持续积累,由此产生社会凝聚力、上进心和向善的力量。
如 2022 北京冬奥志愿者、抗疫志愿者的大量涌现和体系化的治理就是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
Q:社会价值是否也应该成为管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阎爱民:社会价值的研究是必要的,但会存在一些挑战。
第一,社会价值是宏观的概念,对于个体而言,如企业家把企业的模式转向创造社会价值时,很多时候成就感不是短期内可以体现出来的,从长期激励的角度来看,就不容易坚持下去。
第二,价值是可度量的,产品价值从产品的质量度量,市场价值从价格和社会认可度来度量,但是社会价值的度量比较有挑战的。
我们做管理研究的人经常讲,人们只做可以度量的东西,如果做的事情长期得不到准确的度量,就缺乏成就感,很难坚持。
社会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需要各界共同努力才能使其发扬光大。
Q:过去企业比较强调“企业社会责任”,近来又比较强调“社会创新与社会价值”。您认为这种话语表达的转化,反映了怎样的理念认知的变化?在这背后,企业有没有从被动到主动转变的态势?
阎爱民:企业社会责任最早是由西方国家提出并开始实践的,后被引进到我国。
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经典理论,企业是追寻利润的工具,企业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久而久之就会发现,做企业会产生衍生影响。
例如,企业在某地建一个工厂,得从当地招收劳动力,对当地的电、水会产生消费,甚至产生包括污染、噪声、当地物价上涨等负面影响。
这些影响并非企业有意而为之,却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
最初,企业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出现的,和企业本身没太多关系。企业往往觉得为社会创造了就业、税收,就是为社会做贡献,试图用正面的影响抵消负面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消费者认知的进步,企业被要求在追寻利润的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无论企业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必须对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负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比较被动的。
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追寻社会创新和社会价值。社会创新是用创新的理念、创新的方式,甚至创新的组织形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深度介入,用创新的方式实实在在解决社会的问题,这就变被动为主动了。
可以看出,企业从社会责任到社会价值、社会创新,首先是主动性发生了变化。
原来的社会责任是被动的、无意识的,现在的社会价值、社会创新是主动、有意识地为社会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长江商学院要求学员在企业当中推动商业向善,将企业的主营业务和社会问题紧密结合,这对于企业的领导人的经营和管理观念具有颠覆性的创新。同时,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至关重要。
例如,长江商学院在革命老区江西吉安发起了“长江商学院吉安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从教育、民生、产业的不同维度推动吉安乡村振兴,推出了包括“领航井冈”企业家高级研修班、长江商学院遂川精准扶贫公益项目、善茶·狗牯脑茶公益项目在内的一系列项目。
当地政府、企业和长江商学院都贡献出自己的独特价值,形成互补,共同解决一个地区的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社会创新。
02
乡村振兴是一片蓝海
Q:最近您提到“乡村振兴是一片蓝海,潜力非常大,机会非常多,企业家一定要坚持长期主义”,您认为企业应当如何参与乡村振兴事业,实现多元的价值?
阎爱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乡村振兴,必须弥补短板。
中国的四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按照现代生活方式来度量,跟瑞士差不多。
然而北上广深大概只占全国面积的0.33%,我们需要关注更加广袤的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我到江西吉安调研,看到农民生活还是不易。
没有乡村的振兴就不会有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乡村的富裕,就没有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挑战就是实现欠发达地区的富裕。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技术相对落后。国家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花了很大的力气,取得了全面胜利,如何守住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出现,推动乡村振兴是接下来要考虑的重要议题。
企业如何介入乡村振兴?基本上有两条路径。
一、企业把主营业务的客户放置到乡村
企业提供更好的、更实惠的、乡村百姓消费得起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助力乡村振兴。
所以企业在考虑产品、服务的时候,应当把农村消费者视为客户,生产农村消费者消费得起的产品,提供符合农村消费者需求的服务,使其得到真正的实惠。
当然,提供针对农村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不能指望一夜暴富,要意识到任重而道远,要花时间和精力培育市场。
企业短期内不太可能赚太多的钱,但是农村消费者的体量所产生的消费市场和商业潜力不容小觑,同时也会产生很大的社会价值。
譬如通信业、房地产业、餐饮业、旅游业、文化产业、制造业、养老产业、健康产业等,都可以考虑深入农村。
二、企业可以把乡村作为战略差异性的一部分
我去广西的时候,看到长江商学院一位校友把广西乡村的土鸡蛋、土鸭、土鸡、土猪销售到五星级酒店后,很受消费者欢迎,而且能卖出很好的价钱。
我当时给他建议,他必须保证消费者今天吃的是土鸡蛋,明天还是土鸡蛋,保持稳定品质,不能搞一些以次充好的产品,诚信才能保证可持续性。
企业也可以考虑为农村青年培训农业新技术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如农药灌溉、无人机播种等,推动农村就业等。
乡村振兴是一片蓝海,乡村的市场很广阔,有丰富的想象和创新的空间,同时缺少优质品牌,大企业、小企业都可以投身其中。
03
你将成为你“行为”的那种人
Q:您曾提出,企业家要实现从利己到利他、利众生、利社会的心灵升华。这里面包括了企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请您具体谈谈二者的关系,如何在企业发展中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双重驱动?有哪些趋势和方向?
阎爱民:关于利己、利他、利众生、利社会这个观点最早是我在台湾提出来的。
2016年,我带着一批长江商学院的校友去台湾游学,当时和马英九、吴敦义等一道参加了一场论坛活动。
在我前边发言的一位是台商。他讲道:在大陆经商很大的挑战就是对于利润的追求程度。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商业竞争激烈,反观台湾则是容易满足于小富即安。
之后,轮到我演讲,我说:
在目前阶段,大陆的大多数企业确实处于快速生长的状态,然而假以时日,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的大部分企业家必将实现从利己到利他、利众生、利社会的心灵升华。
我在这样的场合之下提出来对中国企业家的期许,这些年我屡次提及这个观点,不仅企业要成长,企业家自身也需要成长。
Q:也就是说,企业家首先要实现自己内在的成长。
阎爱民:生而为人,无论是做教授,做企业家,做工人,还是其他任何职业,都要有一个“人的发展”过程,要做一个“靠谱”的人,要有一个向善的过程,关注他人、关注社会的过程。
我教授的“组织行为学”里有一个理论,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理论。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包括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这是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升华。
从个人角度来讲,从利己到利他、利众生、利社会,这是企业家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的升华,是一个企业家的成熟。
企业家最后能做大企业,做有影响力的企业,并不仅是为了自己,企业家在物质层面都可以得到满足,实际上更多的是追求长远发展,追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价值的角度理解,初始阶段企业家自己赚钱,满足个人的物质需求和实现个人价值;随着企业逐渐做大,在了解社会诉求的时候,企业家会逐渐走向利他,把善的一面更多的体现出来,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能做到从利己到利他、利众生、利社会的中国企业家已经很多了,并逐渐形成一种风气,一种自觉的意识,一种文化的共识。
企业家在追求社会价值的过程中,会逐渐触动灵魂,便会更加由衷地、主动地去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组织行为学里面有一句话,你将成为你“行为”的那种人。
有时候,人的行为最初是被动的,是别人要求去做的,然而时间久了,行动被内化了,人就会由衷地、自觉地去做。这就是“人的发展”的转化过程。
04
社会价值教育应当和
经济价值教育有机融合
Q:过去商学院的教育中把经济价值教育奉为圭臬,强调竞争。
近年来似乎开始出现反思的声音,您怎么看这个反思的价值以及可能性?您认为商学院的教育对于推动企业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阎爱民:传统而言,商学本身是一门应用科学,并不是从理论开始的,是先有商业,后有商业教育。传统的商学院对商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商学分很多学科,如财务、会计、运营、市场、战略等,这一系列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教授如何把企业做得更好,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
经过商学院的学习,企业练好了本领,产生更多的利润,可以在缴税、就业等方面为社会做贡献,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长久以来,商学院教育一直关注商业的竞争规律,即怎样把企业做好。评判一个企业好坏的标准也主要侧重于外部结果,也就是看赚了多少钱,在竞争中是赢是输。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会产生衍生品的问题,可能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需要反思。
多年前,我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教书,当时美国安然公司等公司系统性出现问题的时候,商学院的一些非常有远见的教授开始思考,为什么企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记得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院长、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院长、波士顿大学商学院的院长和教授们反复讨论,在企业出现商业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之后,商学院应当承担哪些责任?唯竞争论的理念是否存在问题?
反复研究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引进一门学科,那就是商业伦理和道德。这就是把社会价值融合到商学院中的一个具体案例。
现在,长江商学院的教育对象,不仅仅包含商业机构,还包括非营利性组织。我们愿意为商业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架起一座桥梁。
商业机构负责人来到长江以后要向非营利性组织学习如何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将社会价值融合到企业的业务模式中;同时,非营利性组织的领导人在长江向商业机构学习如何提升效率和管理能力。
使商业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相互学习,在组织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创造价值。
商学院要实现社会价值理念的构建引领,同时也要设计可落地的工具用于企业实践。
Q:依您看,社会价值教育能否成为全球商学院教育的一个新方向?
阎爱民:社会价值教育肯定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维度,但是我并不主张把它作为一个分支,我更加强调融合。
社会价值教育,不是商学院独立的分支或科目,而是应当和经济价值教育有机融合在一起。
如《我侬词》所言:把一块泥,捻一个尔,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尔,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尔,尔泥中有我。
在企业设计业务模式时就应当融合社会价值理念,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必然有社会因子,为社会服务。我认为所有的商学院都应该重视社会价值教育,但一定要强调融合。
05
长江商学院与校友
在社会创新领域教学相长,共同前进
Q:“无公益,不长江”已经在长江校友当中深入人心。
长江商学院探索创新了48小时公益学时、长江公益奖、公益第一课、公益奖学金等一系列举措,2021年还推出了EMBA社会创新与商业向善实践课程,要求每个学员在其企业推行一项商业向善的项目,推动学员实现社会价值。
长江校友组织、校友企业在这三年的抗疫救灾方面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您认为,长江商学院对企业家学员的社会价值教育,经历了怎样的探索、构建与创新?
阎爱民:二十年来,长江商学院与学员在公益、社会责任、社会价值方面是教学相长、共同前进的。
长江商学院长期倡导和鼓励学员推动社会创新,并总结学员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创新模式,总结归纳出来之后,在更大的校友群体当中去推广,让更多的企业家参与进来。
在理论方面,长江教授要做到比学员早一拍,或者早半拍,实现引领。但是教授讲的很多案例都是来源于学员企业。
实践不能脱离理论,理论一定要落实到实践当中去。商学院要跟学员教学相长,切磋琢磨,才能使理论不断得以完善和发展,同时使实践具有理论的基础和指导。
Q:您如何看待长江商学院在社会创新方面的贡献和为社会发展提供的价值?
阎爱民:首先,长江商学院是一个平台,这里有经典和前沿的知识、经验、资源,有最好的教授,有从全世界带来最前沿的理念和研究成果。
优秀的企业家来长江学习,产生彼此思想的碰撞和经验的分享。
长江作为学校,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天然具备非营利性;因此长江倡导和研究社会责任、社会价值、社会创新,更容易被企业家所接受。
其次,长江商学院是一座桥梁,商业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领导者实现互动。近年来,长江商学院非常关注普惠性的教育项目,
例如,为公益组织人才设立了长江公益奖学金,在吉安革命老区培养企业家,开设针对农业创业者的项目,为西部商学院教师提供培训,为深圳社会组织提供培训,等等。
长江商学院的长项是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将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融合起来,衍生出更多的社会价值,这是长江商学院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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