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厚的殖民地色彩。二战后50年来,香港由东亚沿海一个二三流的中等港口城市逐渐崛起,成为世界贸易、金融、制造业、航运业、旅游业中心,国际知名的大都市,是香港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特别是战后30年香港社会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与变迁,从前工业社会一跃为现代工业社会,奠定了现代香港的基础,成为后进地区现代化的成功范例之一。因此,30年的香港社会进行历史考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开埠到战前的100多年中,香港是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外交贸易总站。政治上,香港由英国直接管治,督拥有绝对的权力,集行政、立法大权于一身,兼行政、立法两局主席,有权任命法官,并兼任驻港陆海空三军总司其任期无明确规定,是英皇在港的统治象征。高级官职基本上由英人垄断,行政、立法两局很长时期内皆为英人官守议员。经济上以转口贸易为主,50年代末以前,口一直在外贸中占主导地位,1958年转口值仍占出口值的5718香港有人口501918年学生总数仅21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0,1926年才创办首所中文中学。1941年香港共有649学校,共计学生1118万人,占总人口的1ƒ14。日军占领期千人,占人口总数的1ƒ150。而二战前全港只有一所高等院校。

使香港社会保守、闭塞,教育文化落后。对于欧州人来说,香港贫穷落后、瘟疫流行、治安恶劣、夏季盛行飓风,冬季火灾频发,是一个社会问题严重的地方,远不及印度、上海有吸引力。而中国人也只把它看作国内战乱的避风港和投机发财的冒险地。所以许多欧人华人只把香港视作暂居地。鉴于此,二战前香港人口流动量很大。另外,港府实行种族隔离制,形成华人与欧人二元化社区所谓香港人与香港意识并不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港府无意于香港本土的发展,英殖民大臣曾多次训令港督:香港的建立并不单为当地利益,而是为发展英帝国中国的关系,为推动英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及文化进步。卫生问题以外,港府一般对华人社会尽量采取不干涉政世纪50年代以前,香港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缺乏社18长白学刊199714会凝聚力和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资源。50年代以来,香港处于冷战格局的前沿,社会矛盾重重,各种社会运动频频发生。在这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香港却成功地塑造了“现代化”的形象,政治、经济、文化、会生活诸方面几经转型与变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经济上实现了由转口贸易为主向加工出口贸易型转变再到经济多元化阶段的变迁。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全面禁运,香港转口贸易一落千丈。

19511954年贸易额93亿元降到58亿元,下降38香港经济面临危机,迫使其发展加工业。50年代后期,以劳动密集型为特色的纺织业、成衣业等制造业迅速崛起,1950年香港的纺织业、制衣业拥有工厂500余家,工人2151960年猛增至1000余家工厂,纺织业、制衣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全港工业突飞猛进。1960年全港工厂数目增至4784工人达215914制造业工人最多时超过劳动力总数的1ƒ3。轻工业及其产品的出口成为香港经济特色,香港出口总值为33亿元,其中港产品出口值为23亿元,转口贸易仅占301960年港产品出口值为28167亿元,1950年增加超过了转口贸易总值。这是香港经济结构及经济策略的重大转变,也是香港从转口港变为现代工业城市的标志。60年代,香港加工出口贸易蓬勃发展,欧美发达国家相继成为香港重要进出口市场。1969年香港对外贸易总值增至281亿元,1959年增加214年帄均递增率高达1311期间港产品出口比重保持在80左右。60年代末,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国家与地区增多,加之全球经济萎缩,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港产品出口受到打击,香港经济结构面临再次调整。在香港工业结构中,中小型工厂居多,据统计,每家工厂帄均雇员数1950500人以上的大工厂,长期以来只占全港工厂总数的中小型工厂投资少、运转快、耗能少、灵活性强,它们能够很快适应国际市场变化,加之港府有效的经济政策,因此70年代初,香港的出口加工业已呈多元化趋势。

电子、化工、钟表、仪器等新兴工业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港府推行市场多元化与经济多元化战略。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相继发展起来,成为香港的主要经济支柱。其中1961—1979年旅游业总收益共达415165亿元,为香港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从而扩大了香港的经济基础,增强了对国际市场波动的抵御力。战后30年的香港经济转型与变迁,本质上是从殖民地经济体系向独立的现代工业化体系的转变。同时经济结构的变动又冲击着社会的其他方面与结构,促使他们发生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型与变迁。政治上,从政治体制架构的整体来看,二战前后香港政治体制无重大变化。在香港政治体制发展史中,《英皇制诰》、《皇室训令》等殖民地条例规定的基本政治框架保持不变,委任议员制、港督在立法、行政两局的特权、英国对香港的直接控制等。二战后香港经济结构的变化,使传统社会结构分裂,形成新兴利益群体,利益的多元化必然促发政治要求的多迫使港府在基本政治体制架构之内作出适时调整。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策略构想的演行政立法两局人数及权力的有限增长,社会团体不断被政制吸纳。行政局从1966官守议员占多数议席,二战结束至1974华人在非官守议员中占一半,19761966年立法局总人数261973年增至501980年增至541973年宣布中止太帄绅士和总商会自选一名代表参加立法局的特权,首次委任市政局民选议员张有兴进入立法局,1977年委任民选议员胡鸿烈为立法局议员。

同时委任工团总会秘书梁达成和工人出身的王霖为立法局议员。从1977年开始新界也获一议员名额。1964年以前,19199714长白学刊守议员在立法局占多数,1964—19751976年非官守议员增至22华人议员人数的增加、非官守议员占据两局多数议席及下层民众进入立法局,表明港府为避免合法性危机,须不断扩大政权的民意基础。1963年设两局官守议员办事处,处理市民投诉。市政局也发生较大变化,1952年增设民选议员,1953年增至1956年增加官守议员,其中名委任、4名民选;1964年增加名议员,其中名民选;1973年取消当然官守议席,使之成为一个全部由非官守议员组成的财政独立的法人团体,同时民与官守议员各增至12主席及副主席由全体议员互选产生。1965年设立“接见市民制听取市民意见并给予帮助。二战后,为加强与新界居民联系,设立27个乡事委员会,反映乡民对港府的意见,了解乡民要求。1960年新界乡议局成为法定团体,有权就新界有关事宜向港府提出咨询。为整肃政府部门的贪污腐败,净化社会风气,港府于1971年颁布实施《防止贿赂条例》,1974 年成立廉政公署, 掀起廉政风暴。二战后港府还推行公务员本地化政 1960年首长级职位中, 本地人占 917 1970年增至 19 政务官级职位中, 1960 年本地人占 917 1976年增至 36 以上政制的种种变化改变了战前英人独揽政治的局面, 表明华人在香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

在政制策略 构想上, 香港政制经历了咨询制度—— 行政主任制—— 地方行政三个层面的渐次变迁。 港政治体制中,行政局并非行政权力机构, 其职责主要是就各项政策向港督提供意见, 制定政策的主要咨询机关。立法局也不同于主权国家的立法机关,是咨询性的立法机关。香 没有政党,由港府建立的 300 个咨询委员会所形成的庞大而系统的咨询网络充当着现代政 党的部分角色与功能。 因此, 有学者称港府为 “咨询性政府”。 咨询制度基本适应了 60 年代 以前香港社会发展, 60 年代后期香港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广大下层民众的社会参与意识 增强。为适应形势变化, 消弭港府与市民的隔阂, 1968 年港府推行“民政处计划”, 中央政府 设立民政署作为一个行政部门, 而在港九各区设民政分处, 由民政主任及若干行政主任负责, 处理区内居民有关事情, 向港府反映居民的意见, 沟通居民与港府联系。 形成了以民政主任 为中心, 包括民政区委员会、 分区委员会、 互助委员会、 业主案法团等构成的社会咨询与参 与网络。 但香港政治体制无论如何变化, 始终未摆脱 “行政主导” (行政系统居于权力中心) 与“行政吸纳政治”(以咨询方式将政治异已力量纳入行政系统) 的特色, 这只是权力集中下 的有限民主, 暗含权力下放及制度创新的因素。

这种变迁基本符合了香港社会发展趋势, 不能根本上解决政治体制与政治的矛盾。70 年代后期, 香港已是一个民主、开放、富裕的多 元化社会, 权力集中式的政治体制架构已不能适合多元化社会管理的需要, 地方行政改革应 而出。但这种大规模的政制变革已是 80 年代的事了。 香港社会群体意识的变化是伴随着社会运动的开展而外化的。50 年代, 由于港府实行高 压政策, 而短时间内大批逃港难民的社会角色难以定位, 社会群体组合程度低, 居民家族意 强烈,他们关心大陆局势胜于关心香港。该时期只发生了少量政治性冲突, 重要的有 1950 年的“罗素街事件”、1951 年的“三一事件”、1956 年国民党特务策划的“九龙暴乱”及 1958 年港府迫害爱国华人的“国旗国歌事件”与“中华中学事件”。60 年代以来香港本地出生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