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的一天，弥留之际的邓稼先突然提出一个小小的愿望，想要再去看一次天安门。

第二天，在妻子许鹿希的陪同下，邓稼先乘坐轿车驶入了长安街，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轿车内却充满了悲伤，轿车即将驶过天安门时，一直沉默不语的邓稼先突然问一旁的妻子：“你说，30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听到邓稼先的话，一直努力控制情绪的许鹿希瞬间湿润了眼眶。

7月29日，一生以国家利益为先的“两弹一星”功勋邓稼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他，正是因为他的付出，才让我们没有被别人落下，而他却永远无法看到这盛世光景了。

郑华炽第一个光谱（郑华炽第一位）

下面就请大家跟随小编一起了解这位功勋的传奇一生吧。

邓稼先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他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第6世嫡孙，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更是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哲学系教授。

邓稼先出生几个月后，他的母亲王淑蠲（juan）就带着他从老家来到了北京，由于家庭熏陶，邓稼先四五岁时就已经能背诵《左传》、《论语》等书，学贯中西的邓父不仅让邓稼先熟读中国的四书五经，还让他读外国名著，并督促他学习英文，亲自当起了邓稼先的启蒙老师，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家庭条件比较好，但邓母持家的节俭却让孩子们无意之中更贴近贫民的身后，不论贫富他都能和其他孩子们玩到一起，后来他能和工农与其他同事之间相处融洽，与儿时母亲的教导有很大的关系。

除此之外，邓稼先做任何事都很有恒心，很容易沉迷到其中，待人真诚，心地商量，因此有很多的好朋友。

邓稼先五岁开始上学，先是在武定侯小学念书，后来转学到四存小学，1935年时，他考入志成中学念了一年，到初二时转到了崇德中学。

崇德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注重英文，得益于父亲的教导，入学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得到了比他高两班的同学杨振宁的帮助，引起了他对理科的兴趣，尤其喜欢数学，邓父为此请了师大附中的老师到家里给儿子补课。

在崇德学习期间，邓稼先和杨振宁成了要好的朋友，当时两家毗邻而居，因此接触很多，虽然杨振宁比邓稼先大两岁，但两人很谈得来，在学习上，杨振宁给了邓稼先很大的启迪和帮助，两人之间的友谊也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美国，虽然世事变故但却始终如一。

抗战爆发之后，邓稼先一家生活也变得十分艰难，1940年，邓父决定让大女儿仲先带着邓稼先离开北平南下求学，那里有南迁的北大、清华等大学和许多老朋友。

1941年秋，邓稼先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当时联大物理系的师资力量很强，有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饶毓泰、周培源等很多知名学者，除此之外，他的姐夫郑华炽当时也在联大物理系任教，而且杨振宁当时也是联大物理系学生，邓稼先在这里是如鱼得水。

进入大学后，邓稼先刻苦学习，同时也和很多进步同学及地下党员来往甚密。1945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他先是在昆明培文中学和文正中学教了一年数学，第二年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回到了阔别六年的北平。

1947年，邓稼先参加了赴美研究生考试，并顺利获得通过，1948年秋，邓稼先受父亲的好友杨武之教授所托，和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前往美国。

同年10月，他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在异国他乡，邓稼先非常用功，在导师的指导下，夜以继日，仅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就读满了学分并完成了博士论文。

在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二天，这位26岁的物理学博士立即准备行装回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的德尔哈尔教授有意带他去英国继续深入研究，但被邓稼先婉言谢绝了，他明确表示要回自己的祖国去。

邓稼先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自己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怕夜长梦多，必须要尽快回国，因此在他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九天就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他的直觉并没有错，那一次，钱学森先生的行李刚搬上船就被扣了下来，其他人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扣押，除了1950年秋大约有200名中国留学生从美国被放回来外，其余人一直拖了四五年才得以回国。

回到北京后，邓稼先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年，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

从1950年回国到1958年期间，邓稼先一直在这里工作，他先是担任助理研究员，1952年升任副研究员，在彭恒武教授的领导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在美国，原子核物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处于物理学发展的前沿，而新中国刚成立时，原子核物理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但就是在这一片空白的土地上，邓稼先在彭恒武教授的领导下，和于敏、何祚庥、徐建铭等人合作，为我国原子核理论研究作了开拓性的工作。

1953年，29岁的邓稼先和小自己4岁的许鹿希结婚了，解放前，邓稼先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许鹿希就上过他的课，除此之外，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又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因此他们两人在北京重逢后，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1956年4月，经李寿楠和岳起同志介绍，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妻子许鹿希早在1950年上大学期间就已经入了党。

1958年，邓稼先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

早在建国初期，毛主席就看出了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而苏联也答应帮助我国建造原子弹，他们派来了专家，运来原子弹教学模型，提供技术资料，但是中国方面也需要派出科技人员来从事这项关系到军威国威的重要工作当中，经过钱三强推荐及其他领导拍板，邓稼先被“委以重任”。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教授将邓稼先叫了过来，问道：“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随后钱三强将这项工作的意义和工作任务告诉了邓稼先，邓稼先也为自己能参加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中而激动，服从了组织的调动。

这天晚上，邓稼先比往常回家得晚，入夜，邓稼先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旁的许鹿希明白他是有心事，还没等开口，邓稼先就先说话了：“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

“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许鹿希一下茫然了，隔了一会儿，她又听见丈夫开口了：“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许鹿希听后如同掉进了冰窖一般，她知道丈夫这样说肯定是要做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她只能将自己的情绪掩藏下来默默承担一切，她对丈夫说：“我是支持你的。”

邓稼先明白，搞原子弹研究工作，必须要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和朋友亲属交流，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种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对不起小家，但对于祖国和人民的信任他不能辜负。

邓稼先终于以高涨的热情和十足的信心到二机部报道，数十年后，杨振宁谈到这件事时仍称赞国家选择邓稼先去研制原子弹是一个英明伟大的决策。

第一批到二机部九局报道的有三个人，邓稼先是其中之一，他被委任为理论部主任。

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一切合同，中国独自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开始了。

“596”成了我国独立自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以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面对这样高难度的工程，从哪里下手是个严峻的考验，千钧重担压向了领导干部和科研人员，首当其冲的就是邓稼先。

要制造原子弹，必须要先拿出理论方案，然而邓稼先却没有任何参考方向，只能面对着一片科研的荒原独自进军。

在许多个不眠不休的夜晚后，邓稼先最终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面为主攻方向，选定方向后面对的是数不清的困难，这一时期，从北大、清华、复旦等高校调来了几十个毕业生，邓稼先带着他们边学边干，一路摸索着前行。

以我国当时的科研手段和条件，无法模拟出原子弹爆炸瞬间的高温高压状态，在没有任何实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推算出了高温高压下的状态方程，这是他在原子弹攻关过程中科研上的重大贡献之一。

此后，他们的工作进入了一个齐头并进的繁忙期，一方面是推公式、搞粗估、求近似值，然后再深入一步搞精确的计算。

1960年春天，工作组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制造原子弹的关键参数，苏联专家以前曾回答过他们的提问，随口告诉了一个数值，就像电影《横空出世》中演的那样，这个数值是错误的，我们的科研人员前前后后演算了9遍，最终得到了正确答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甚至将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作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邓稼先领导的理论部三个小组，在研制原子弹的攻关上逐步取得进展，我国自主制造原子弹的设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1962年9月，二机部正式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军令状”，二机部之所以敢放下如此“豪言”，就是因为邓稼先的理论部已经拿出了可行的原子弹总体设计方案。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朵蘑菇云的腾空，邓稼先热泪盈眶，他和同事们六年的辛劳和煎熬全都化为了喜悦。

应该说，仅凭借这一项贡献，邓稼先就堪称是中国人民特大功臣，但是这一次爆炸只是邓稼先今后几十次组织核弹试验的开端，在一个接一个新任务的压力下，邓稼先忘记了自己的一切。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不久，邓稼先就收到了一张回北京的机票，还得知了自己母亲病危的消息，他匆匆赶回北京，看到病床上消瘦的母亲泪如雨下，他一遍遍地喊道：“姆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

在母亲最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他在西北高原和戈壁滩上，如今弥留不去，一定是等着看他一面，看到儿子回来，他的母亲也永远地睡着了，邓稼先陷入了难以抑制的悲恸之中。

在原子弹爆炸的前一年，邓稼先就已经奉命向更高目标冲击了，原子弹的理论总体设计工作用了不到四年就全部完成，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因此聂荣臻元帅下令让邓稼先领导的九院理论部中研制原子弹的全班人马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代号为“639”。

在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下，后来被外国人称之为研制氢弹的邓-于理论方案诞生了。1967年6月17日，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仅两年多时间，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这种速度震惊了世界。

邓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着核试验，因为天天接触放射性物质，受其辐射的损伤，他们将这事称为“吃剂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次偶然的事故却让邓稼先不得不告别罗布泊。

在一次试验过程中，飞机空投的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高空摔倒了地上，没有出现预想中的蘑菇云，所有人都非常揪心，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基地派出了一百多名防化兵去寻找，但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

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许多同志都劝他别去，基地司令员陈彬同志拦住邓稼先，对他说道：“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之前。”邓稼先听后非常感动，但他还是没有答应。

他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乘坐吉普车在戈壁滩上到处跑，终于找到了，一下车，邓稼先就感觉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害性，立即阻止了赵副部长和司机与他同行。

他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危险区，碎弹被找到了，高度的责任感让他像“无知者”一样用手捧起了碎弹片，这次“超大剂量”对于他身体的危害是极为严重的。

几天之后，他回到北京做检查，结果表明他所有的化验指标全部不正常，医生建议他到疗养院去，但邓稼先离不开工作，还是返回了核试验基地。

自从这次之后，邓稼先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走下坡路了，进入八十年代，邓稼先是争分夺秒地工作，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离别了。

1985年7月中旬，邓稼先回北京开会，许鹿希关心地询问他的肝怎么样，他觉得肝脏没问题，但还是告诉了妻子自己大便困难，肛门痛得坐不下来的情况。

许鹿希硬拖着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语气坚定地告诉他要立即住院，没有丝毫商量余地，邓稼先这才明白了疾病的严重性，在妻子的要求下住进了医院。

8月6日的活体取样检查手术做完后，张爱萍将军焦急地问医生：“活体检查怎么样？癌是不是扩散了？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来！”

半个小时后，化验结果显示邓稼先患上了直肠癌，四天后，医生为邓稼先做了手术，然而术后的病理诊断却不容乐观。

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是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一直在抢时间做事，手术一段时间后，医生同意让他回家休养，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大概只有几个月时间了，在这点时间里他必须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完。

他请来于敏谈论我国核武器发展的设想，要和于敏等人一起研究起草一份建议书，他心魂所系的地方全都是国家利益，对于自己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1986年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在手术台上，医生发现癌组织已经侵及到手术刀都达不到的要害区域了，他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7月下旬的一天，已处在弥留之际的邓稼先突然提出想要去天安门看一看，许鹿希将他扶上轿车，带着丈夫再一次来到天安门，路过天安门时，看着祖国的繁荣，邓稼先突然问一旁的妻子：“你说，30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与世长辞，而他的临终遗言是“死而无憾”。

在邓稼先的追悼会上，张爱萍将军评价了他光荣的一生：“邓稼先同志为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二十八年，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他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如今距离邓稼先逝世已经三十多年了，他的名字并不像张爱萍将军说的那样“鲜为人知”，而应该是“人尽皆知”，正是因为他们的奉献，今天的我们才不会重蹈70年前抗美援朝的覆辙，不会再有人叫嚣着要给我们做“外科手术”，他们的功绩将永远为世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