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是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磨难，全体中国人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用生命和汗水谱写了一部不屈不挠，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长歌。

国统区是什么意思（国统区和解放区）

在日寇的疯狂进攻之下，国民政府有效控制的地方已经很小了。

大体说来有以下一些地区：

全部控制区：四川，重庆，兰州，陕西

大部控制区：云南，贵州（独山失陷），江西，福州，广西

部分控制：浙江，安徽，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内蒙古，山西

小部控制：海南岛，山东

我们来看看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吃饭问题.

一、重庆中央大学吃八宝饭

1943年3月，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出现学潮，起因十分朴实：食堂的饭太难吃。

当时中大的米饭被称作“八宝饭”——掺有沙子、煤屑、稗子、稻谷，学生相当不满。关键时刻，兼任校长的蒋介石亲自视察食堂，不顾牙齿被咯掉的危险，与学生谈笑风生，连吃三碗，诸同学面面相觑，一场风波无形化解。

客观来讲，中大的大学生确实娇气了。此时正值抗战关键时刻，物资匮乏，前线国军已经吃“八宝饭”很久了，而共军则连大米都吃不上——他们自嘲为“小米加步枪”。

中央大学沙坪坝旧址

40年代重庆中央大学的师生们

这些资产阶级，地主老爷的子弟儿女当然吃不下八宝饭！

二、国军也吃八宝饭

1935年，军政部制定了陆军战时给养定量标准：每人每天大米22两或面粉26两（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临时加给烧酒2两或白糖1两。军政部只部分解决运输问题：主食和油、盐依靠兵站采购，副食则靠部队自行购买。

武汉会战后，苏皖浙赣沦陷，物价飞涨，副食很快买不起了，主食的米面接下来也难以供应。为了解决吃饭问题，1941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将田赋征收由现金改为实物，当年就筹集到粮食2460万石，效果立竿见影。

“田赋征实”以数量衡量一切，粮食质量便急转直下。部队吃的米饭有霉米、沙子、石子、粗糠、稻壳、稗子、老鼠屎和小虫子，雅号“八宝饭”产生于此。第54军军长黄维曾因粮食质量太差，愤而将整包大米寄到军政部抗议。

军政部虽然制定了伙食标准，现实中的执行常是炊事班抬出几大桶米饭，士兵蜂拥抢食。老兵对吃饭别有心得，总结为“一碗高、二碗半、三碗鼻子看不见”——第一碗略高过碗边，先给肚子填个底；第二碗只盛一半，倒上热水当粥喝，也有利消化；第三碗要盛到看不见鼻子，再躲到一边慢慢吃。

大部分国军只能勉强吃饱主食，但身为天之骄子的空军得到了特别优待，抗战最困难的时刻，飞行员每餐依然可以吃到肉类、鸡蛋和牛奶，让因物价升腾伙食水平下降的地勤官兵羡慕不已。海军的战舰虽然损失殆尽，待遇仍高陆军一筹，主食同样吃八宝米，副食却能做到“荤素兼有、肉食不断”。

对普通士兵而言，吃好的唯一标准就是吃肉，但像日本人一样进村抓鸡，很可能被村民告状从而关禁闭甚至枪毙。于是偶尔抓到的狗成为了改善伙食的重要来源，当时任职排长的黄仁宇就担心自己部下吃狗吃出毛病。

三、西南联大的教授郑天挺的“艰苦”生活

1、自己动手制作了20个饺子，小时候家里佣人多，不会做

泰然作饺子飨余辈，余见其手伤，苦慢，忽兴至助之。此事儿时偶为之，三十年未作矣，竟不能成形，勉强助成二十枚。（1941年3月10日）

余于饮食事一无所能，北方饺子最平常，余亦不善作。静思之，盖儿时未尝近庖厨。七岁以前年太稚，家人众多，不容插手。八九岁后骤失怙恃，一姊一弟先后殇折，惟余与三弟两人，而有男女仆二，亦不须插手，遂养成此不能操作之习惯，良可叹也！（1944年6月11日）

郑天挺先生

2、自己做了馅饼，烙的时间太久，漆黑

十二时至师院食馅饼，诸人亲自动手。余与雪屏、毓棠司烙，竟至焦黑。

西南联大厨房

3、吃食堂

学校当然有食堂，去食堂吃饭或许是师生们最常选的一种方式。郑天挺先生的日记里也写到去食堂吃饭，“至平津小食堂食面”、“十二时偕矛尘、汇臣至西南食堂午饭”、“十二时在友谊食堂食炒饭一盂”、“雪屏来，同至昆华食堂食鱼”。

在食堂除了吃简餐、便饭，还可以聚餐、宴请客人：

七时与矛尘宴孟邻师伉俪、月涵、端升、今甫、逵羽夫妇、雪屏、莘田于翠湖食堂。（1940年3月7日）

胡子安自澄江来，与汇臣、晓宇、矛尘、少榆公宴之于西南食堂。（1940年6月8日）

4、包饭

所谓包饭，就是请厨工上门包一段时间的伙食。教职工住在一起，大家一同包个小厨房，按月结账，定个几荤几素的标准，保证基本的营养。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包饭是既能保证营养、又比在外面饭馆吃实惠的一种方式。

不同地方的饭团，饭菜品质是不一样的，1944年6月1日日记写道：

十二时至师院午膳。本月仍包午餐一顿，交费千五百元，较靛花巷饭团稍贵四百元，然品质差佳。

那包饭都吃些什么呢？郑先生只在1938年3月22日（在蒙自）的日记里提到过包饭的内容和价格：

晚包饭商人、理发商人来议价。

（1）教职员包饭，早：粥，鸡蛋一；午、晚：米饭，二硬荤，此间土语谓全盘皆鱼肉也。一岔荤，谓鱼肉与蔬菜合之也。二素，谓蔬菜豆腐之属。二汤，月价国币十二元。

（2）学生包饭，早：粥；午、晚：米饭，一硬荤，二岔荤，二素，二汤，价九元，如去硬荤价七元。

学生在长沙时，包饭价五元五角，且午、晚三荤二素，相较未免过昂。议未协。

此间县政府各局三等办事员月薪国币十二元，滇币百二十元。教职员包饭一月，竟与其月薪等，亦无以对此间人士也。岂商人欺我辈乎？

虽然这次因为商人要价太高，没有订成，但可一窥当时的包饭水平，教职工是三荤二素二汤的标准。1938年时，物价还没有像后来一样涨到离谱，每日包三餐，月价十二元，已经竟与教职员月薪等。1940年5月8日日记记载包饭一月“非五十元不办”，1944年9月1日日记记载包饭一月（每日包一餐）竟达1700元，可见通货膨胀之剧。

5、蹭饭吃

教授们住得都很近，当然会经常串串门。如果谁包了饺子、做了面条，或是得了好食材，自然会请朋友上门一起分享。大家也会不定期找个由头聚餐，让精通厨艺的人掌勺，做点外边吃不着的家常美味。

日记中记载：

郁泰然自作饺子，畀余食之。（1940年2月9日）

泰然为作面，以寿余及莘田。（1940年8月7日）

晚泰然作肴馔数盂，过节。（1940年9月16日）

十时许，泰然以粥相飨。（1940年11月17日）

泰然作鱼相飨。（1942年1月19日）

时半在泰然处晚饭。（1942年3月21日）

郁泰然先生的厨艺大概在联大教职工中是出了名的，教授们好几次聚餐，都请泰然掌勺：

晓宇诸人自携肴馔，假孟邻师寓居公宴也。主人李晓宇、包尹辅、郁泰然、梁光甫、张宜兴五君，皆善调味者也。客孟邻师伉俪、逵羽夫妇、杨今甫、周枚荪、查勉仲、罗莘田、赵廉澄、章矛尘、陈雪屏、黄少榆、沈肃文、朱汇臣。肴十簋，食饺子，皆市肆间不易得之家常风味也。（1940年1月21日）

晚今甫、尹辅、晓宇、雪屏、逵羽、汇臣六人为东道，托尹辅、泰然主调馔，携肴来所共饮，极精美欢融。（1940年8月13日）

泰然、宜兴、尹辅自炊自馔，相约有莘田、从吾、矛尘、汇臣。（1942年8月7日）

偕孟邻师、树人、矛尘至才盛巷，公宴孟邻师。由泰然、尹辅任烹调，绝精。（1943年3月16日）

七时北大同人聚餐，到逵羽、枚荪、矛尘、宜兴、名兴、裴庆、友应、家杰、希亮、恒孚，由尹辅、泰然自作，并请蒋太太参加，亦盛会也。（1945年3月19日）

6、下馆子

教授们也有下馆子打牙祭的时候。中国的美食文化自古发达，即便在抗战时期，昆明的餐饮业也有其可说道之处。

不少学人都写文章回忆过联大时期昆明的美食，汪曾祺就说自己曾把“汽锅鸡、过桥米线、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东月楼的锅贴乌鱼、映时春的油淋鸡、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厚德福的铁锅蛋、松鹤楼的腐乳肉，‘三六九’（一家上海面馆）的大排骨面，全都吃了个遍”（《采薇》）。不过他同时又这么写联大的教授：“这些教授肚子里有学问，却少油水。……走进大西门外凤翥街的本地馆子里，一屁股坐下来，毫不犹豫地先叫一盘‘金钱片腿’的，只有赶马的马锅头，而教授只能看看。”（《〈学人谈吃〉序》）没错，教授们的薪水很有限，在抗战时期要养活一家人，他们甚至要兼课、写文章挣钱才能勉强维持，闻一多就有挂牌治印的轶事。不过，偶尔到当地的饭馆小小地“奢侈”一次，也是那段艰难岁月里苦中作乐的一种方式。那他们都去哪些馆子、吃些什么呢？郑天挺先生的日记里就有他和朋友们下馆子的记录。

面条

郑先生爱吃面食，吃得最多的是面条。除了去朋友家吃面，连下馆子也经常吃面。日记里诸如“伊甸园食面”、“上海粥店食薰鱼面”、“德禄食面”、“鸿兴楼食面”、“新雅食面”、“兴隆馆食面”、“四合园食面”、“西车站老乡馆食面”，数都数不过来，几乎到每家馆子都可以吃面，还真没看出他偏好哪一家。

馅饼

薄饼

除了面条，郑先生也爱吃饼。他吃饼就比较有偏好了，大概最爱易调隆的馅饼和鸿兴楼的薄饼。

饺子

欲往一条龙食饺子，值其已满座。（1944年1月25日）舍中饭已开过，至一条龙又坐满，至兴隆馆食面。（1944年1月26日）家骅夫妇来贺年，袁太太午间始自重庆飞来也。即约之往一条龙食饺子。（1944年1月27日）

羊肉锅

除了面食以外，郑先生尤其爱吃羊肉。在华山西路有一家羊肉馆，是郑先生特别爱去的：

宝騄送来售枕垫款九百元，即偕之至华山西路口食羊肉。（1944年10月16日）在华山西路食羊肉后还舍。（1944年11月21日）至华山西路羊肉铺晚餐。（1944年12月4日）

1944年底至1945年，郑先生经常晚上出门吃羊肉，有几次日记里没有写明是在哪儿吃的，但通过语气猜测或许是华山西路的同一家。这家的羊肉不仅味道好，价格也公道，郑先生曾两次在日记中感叹它没有涨价。

荷叶蒸肉

还有一家馆子的羊肉、羊肚是郑先生经常去吃的，那就是先春园。先春园在昆明市长春路中段，是一家云南本地菜馆。清汤羊肉是那里的招牌菜，另外“荷叶蒸肉”也是其独创的名菜。郑先生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他和朋友们相约去这家馆子品尝特色菜：

蒸排骨

蒸鸡

八时偕少榆至先春园食羊肉。（1939年5月12日）九时与矛尘至先春园食羊肚。（1939年12月13日）偕晓宇、少榆在先春园食羊肚。（1940年1月26日）偕勉仲在先春园食蒸肉。（1942年6月30日）六时家骅约至先春园食蒸骨、蒸鸡，两人竟费三千元。（1945年6月16日）

涮羊肉

昆明也有厚德福，不过“素以价昂著”（1939年6月10日日记），算是比较高档的饭馆，所以，一些比较重要的招待和比较正式的宴请，常常设在厚德福：

郑先生光顾这家餐厅，却常是为了涮羊肉。郑先生在北京长大，自然爱吃涮羊肉。

汤圆

嚼芬坞以元宵、汤团闻名。“水晶汤圆，初以嚼芬坞为第一”（罗养儒《谈谈往昔昆明人口福上之享受》），郑先生去嚼芬坞，便只是为了吃一碗元宵、汤团：

7、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请客新规定

省政府新定饮馔限制规程：一、不得饮酒；二、一人至二人限二菜一汤，三人至五人限三菜一汤，六人以上限六菜一汤；三、每菜不得逾三十元。

宫保鸡丁

鸡丝豌豆

今日吾辈凡五人，例仅三菜一汤，斟酌再三，定宫保鸡丁、红烧肘子半、鸡丝菀豆、什锦汤各一，此在往日不能过五十元也，今日鸡丁、肘子均三十元，菀豆二十元，汤六元，甚至花卷一枚价一元，名为提倡节俭，实为商人开一加价之门。

红烧肘子

什锦汤

当时由于物资匮乏，有所谓的“饮馔限制规程”，五个人吃饭，不过三菜一汤，可说十分俭省了。而“在往日不能过五十元”的一顿饭，当时已经涨到八九十，分明是商人钻政策空子，难怪郑先生要说“名为提倡节俭，实为商人开一加价之门”了。

8、凑合吃

虽然可以去朋友家“蹭”好吃的，也可以偶尔下馆子打打牙祭，但这毕竟不是生活的常态，很多时候，因为清贫，因为忙碌，他们只能自己凑合。前面已经提过，郑天挺先生经常会有特别忙碌的时候，当忙到错过了食堂和包饭的开饭时间，又没有朋友招待，又没有时间和预算去下馆子的时候，他都只能自己凑合一下。怎么个凑合法呢？

一般学校门口都会聚集很多小吃摊、小吃铺，西南联大也不例外，日记里记载，郑先生在忙碌的时候，经常会去“校前”、“舍前”、“巷口”随便吃几口，聊当一饱：

包子

面食

米线

烧饼

一时在校前进包子。（1943年8月29日）

二时解除警报，至新舍前食面一盂。（1941年1月7日）

二时还。在门前食米线、烧饼。（1943年11月24日）

“一时”、“二时”，往往都是中午忙碌过了饭点，然后匆匆在校门口或者宿舍附近随便吃点。这些还算好的，有时甚至更加不济：

剩米饭

面包

皮蛋

咸鸭蛋

十二时归舍。中午饭已过，取冷饭食之。（1942年9月1日）

归寓，饭已过，购面包食之，无汤无菜，聊以充饥。（1942年7月14日）

一时归。以皮蛋二枚佐面包食之，此价之最廉者，亦七元五角也。（1942年10月31日）

以鸭蛋一进烧饼，聊当一饱。（1945年5月18日）

冷饭、面包、烧饼，这些恐怕是郑先生“凑合吃”时的三大主角。而长期这样吃的后果就是，即使像郑先生这样还算健康的身体，也免不了生病。

郑先生是一个生活比较规律、且有养生意识的人，他之所以吃得如此“凑合”，工作忙碌是一方面原因，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实在吃不起好的。

郑先生有一段时间是连鸡蛋都吃不起的，1945年7月26日日记写道：

自鸡蛋价昂，不食者数月矣。近日烧饼一枚已价百元，其养料不如鸡蛋远甚，今日复购二十，以备早餐。

因为鸡蛋太贵，已经好几个月舍不得买，但连烧饼也涨到快吃不起的时候，郑先生权衡之下，才重新开始买营养价值更高的鸡蛋。郑先生除了要负担自己和大女儿在昆明的开销，每个月还要给北平的家里寄生活费，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之下，其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四、1942年河南最惨，饿死了几百万，老百姓吃树皮

开始是太行和太岳山区农业歉收，接着冀南发生水灾，河南又遭蝗害，转眼间殃及四省。加之从国民党统治的河南地区逃出的近百万饥民，渡过黄河涌入边区。

老百姓吃树皮

在这些饥民中，家家户户都有半数的人饿死在本乡，幸存者纷纷达到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以求活命。边区政府大力设法拨出钱粮和土地救济这些灾民，但由于边区自身也歉收，救济能力毕竟也是相当有限的。

逃难的富人们

从洛阳乘火车逃亡陕西的人群

从河南通往太行山区的路上，饿殍载道。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所有树上的嫩叶全被饥民吃光，连树皮也被剥得精光，露出白色的树干，像赤身裸体的人那样难看。有些地方，饥民以蚕粪当粮，还有的地方人们甚至吃观音土充饥，吞食这种泥土的人，也苟延残喘不了几天。

饥饿的流民

妇女互相交换亲生的婴儿，说，“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当一个人快死时，先替自己掘一个坑，然后爬进坑里坐以待毙，并央告邻人在他咽气后替他添上几杯黄土，到后来，连掩埋死尸的人也找不到了，因为村里人不是饿死了，也是饿得无力铲土了。人们起先是卖儿卖女，后来连老婆也卖了。侥幸活下来的人，体质日益孱弱，即使万幸降了雨水，也没有气力耕耘播种了。真是一连串的灾祸。

快饿死的灾民

在与敌占区接界的无人地带内，更是鸡犬灭迹，牲畜绝种。全家自杀的惨案时有发生，往往是丈夫先将自己的父母妻子活埋，然后再自杀。这样的悲惨情景，在解放区或后方是见不到的，但在与敌占区或国民党统治区交界的游击区，却是屡见不鲜。

父亲带着饿死的孩子

为了减轻重灾区的负担，边区政府向新垦区迁移了十万人口。每隔三十里设立一个接待站，收容成百上千的灾民。人们肩挑背负着坛坛罐罐、粮食杂物，背井离乡，满腹悲痛凄苦，一路哀泣涕零。可是除此之外，哪里还有活路呢?

四处逃难的人群

五、1942年，国民党地方官吏招待外国记者白修德吃山珍海味

一九四一年夏秋两季，我走过河南、河北两省，从黄河走到长江，目睹了本书前面某一章所描述的那场大饥荒的开始。每天走在路上，但见原野空旷，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残破不堪，十分凄凉。当时许多地方的旱情并不很严重，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土地会如此荒废。农民告诉我，他们背井离乡去逃荒，是因为国民党税吏、蒋军粮秣官横征暴敛，田赋超过了实际的产量。既然全部劳动果实都要被抢走，交不出捐税还要挨打坐牢，谁还种地呢？

农民在官府衙门外的田野里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却在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将领的演戏筵席上受着山珍海味的招待，不禁感到十分羞愧。可是，当我得知正是这些将领和国民党官吏把饥民的土地收去抵税，等侯雨季放佃时，我就不仅感到羞愧，而且感到愤慨了。 我在路途上的时候，每天都有农民来到我的马车跟前，向我哭诉自己的悲掺遭遇，每天晚上都有县官偷偷来到我的住所，求我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在老百姓还未全部饿死之前，帮帮忙—“看在上帝的面上帮帮忙吧！”我答应尽力而为。 在这次据说是我所捏造出来的饥荒中，有好几百万农民死去了。

这么多人是怎么死的？有人说是由于旱灾和歉收。可是蒋介石的官员、地主、税交却没有一个饿死的。华北解放区的气候同样恶劣，同样缺雨，却没有死这么多人。此中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这边的人挨饿，而那边的人却有饭吃?

河南蒋管区的人民并不是因为老天爷不下雨而死的，而是因为骑在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太贪婪了。应当说，他们是被捐税逼死的。

六、蒋介石为了请陈嘉庚吃好，一共花了8万块

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来到祖国，支援抗战大业。

蒋介石对他的到来非常重视，特地安排了庞大的接待队伍，每天都有各个部门的人宴请陈嘉庚。 ?当时，正是抗战的困难时期，前线将士们经常连饭都吃不上，但蒋介石为了拉拢陈嘉庚，却不惜耗费巨资，天天设宴款待。 ?不过，陈嘉庚却对此非常反感，还特地在报纸上发布“罢宴声明”，希望大家不要再请他吃饭，把钱省下来送给前线的将士们。 ?据统计，蒋介石这次接待陈嘉庚，足足花费了8万元，在当时能买800头牛！老蒋之所以要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想讨好陈嘉庚等人的欢心，好拿到这些南洋华侨所捐赠的物资与钱财。

七、抗战时期长沙市民由嗜好面食改为嗜好米粉

在1938年,长沙粉馆不分门面大小，总共才110余家；与此同时，面馆则有1000余家之多，且面馆装修豪华，竟请有年轻漂亮的女招待服务。

“文夕大火”后，因交通阻隔，面粉运往长沙不易；长沙昔日面馆烧得一家不留，经营面馆者无不损失惨重。

此时，长沙美食风向陡变，长沙市民都以吃米粉为时尚。到1944年，长沙粉馆店家占据绝对优势。吃米粉成为美食的主流方向。

八、陪都重庆获取食物也不容易

战时陪都，食物的获取也十分不易，吃的条件有限，顾维钧提到嘉陵宾馆1942年10月份的一次宴会：“在嘉陵宾馆我出席了孔祥熙博士及行政院的人士为国民参政员举办的宴会。我们吃了一顿既经济又富于营养的饭。每人一个盘子，盛着三样东西：肉、蔬菜和米饭。豆浆是唯一的饮料。另外还有一碗汤、一碟甜食，主要是些水果。”

1939年8月，有人从北碚给冯玉祥买来100个西瓜，“甚为甜美”，冯即派人送白崇禧、李济深各10个，张治中、梁寒操、王昆仑各5个，“以尽点友谊之道。”几天后，他去看望从前线归来的张自忠将军，又送给西瓜20个。

抗战期间冯玉祥和彭德怀在重庆合影

在陪都，冯玉祥还常常请人吃饭，被请者包括左右中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日记中隔数日即有此类记载，但所用食材似较为俭省，因之他曾对苏联大使宴客食物之丰盛称羡不已：晚7点30分，“苏联大使请吃饭，真是烟酒充足，菜又丰富。咱们请他吃饭，也不过是馒头、豆包、稀饭，菜不过几盘。今日看到他的一切这么丰富，我有点面子上过不去的样子。可是他请我是他国家的钱，我请他吃饭是我自己的钱，我想到这里，也没有什么难过，把以前的惭愧的颜色，完全都除去了”。另一次晚7点，“苏联大使请客，差不多都是中苏文化界的人，我同德全及赵望云先生一同去的，客有几十位，孙哲生先生、于右任先生都去了，席间吃的尽是莫斯科的东西，真是丰富，饭后看电影。”

而他自己及孔祥熙请客就比不上了：某晚7点，“警报解除了，庸之先生请吃饭到行政院，菜也很简便。”另一次“散会后聚餐，每人一碗大锅菜和馒头，别的也没有什么。”

九、陪都米贵

这期间，冯玉祥时有资助乡间邻里的贫困之人，从几十到数百元不等，但有些开支则能省就省。到1940年底，他也觉得米价贵了：“米是一天比一天贵起来了，现在已经一元多钱一斤，将来不知会涨到什么价钱，真没办法时，伙食也得改变个方法，因为厨房里没有头绪，太乱，长此以往糜费太大。”

湖北军政界的元老，战时任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记载，1944年1月27日，“近数日物价又涨，米每老斗已超过七百五十元，其他各物大略相同”。1月29日，“李庚生来寓，甫坐下，陈叔澄继至，均言农历年关，百物涨价，公务员及学校教职员，皆有不能生活之虞。此等情形，固早知之，即吾人亦同感受困苦，由于时势造成，任何人无法转移，惟有勉强忍耐，以求侥幸于万一耳！”甚至何成濬本人牙痛已久，也不敢轻易决定去治疗

何成濬，1882年生，1941年时他已60岁

1945年3月11日，“简若素来寓，……述成都物价之高涨，为人意想所不及，公教人员皆有朝不保夕之势，坐片时辞去。近日物价高涨，各地皆然，即重庆一地，政府用全力遏制，竟毫未收效，现在之物价，较去岁年底均增加数倍以上，遏止愈严，高涨愈速，倘无策挽回，前途殊觉危险也。”

14日，另一人告何，昆明物价“米每石约一百二十斤需三万四、五千元，猪肉每斤八百余元。”4月16日，有人约何成濬往留德同学会午餐，“西菜每份需千五百元，物价之昂贵，真出人意想之外”。

只要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有的甚至被迫自杀，4月18日，“今日中央通讯社发出之参考消息，有南郑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杨丕烈投井自杀一事云：杨家有妻一子五女，在法界任事多年，近以物价高涨，所入恒不能饱腹，房主又逼令迁居，陷入绝境，乃以一死了之。……吾意杨必系一廉吏，否则枉法受贿，生活自可维持也，殊为国家惜之。”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公教人员的生活虽受到严重影响，但还未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相对缓慢：“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和缓———在重庆仅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国民党地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15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8%。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

但到抗战中后期，他们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

这种明显的变化起自1940年，据《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所载1937-1941年6月《重庆各项商品平均零售价格表》，从1937-1939年，食品类的价格基本持平，而自1940年起，各种食品价格陡然开始爬升，其中每市斗中等山米1937、38、39、40这几年的价格分别为：1.253、1.203、1.297、7.067元，而到1941年6月更上升到每市斗41.87元，其他主要食品的价格也基本类似。

1940年，王世杰在其日记中也多次提到物价问题，十分直观的记录了这一年中米价上涨的惊人速度：

8月9日：“近日物价高涨，……重庆市米价，在政府尽力平抑之下，每市石(一百二十余斤)亦达七十元以上。”

11月7日：“物价仍继续高涨。重庆市米价竟于三星期中每市石涨四十元(每市石价达一百二十元)”

11月16日：“近日重庆市米价，较诸四星期前，突涨一倍(即由每市石八十余元涨至一百六十余元)。一般公务人员及教员学生均有断炊之虞。今午在蒋先生宅商讨发给公务人员及学校以‘平价米’办法。惟办法不得其人恐亦不易有良结果。”

另据易劳逸的研究，“1940年食品价格开始暴涨”，“在1942-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在1940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年，实际工资跌落到1937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每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用张嘉璈的话说———赤贫之中。”

十、部分流亡学生已经快沦为乞丐

1942年，搬迁到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分校，学生“吃饭靠贷金。八个人一桌，有桌无凳，站着吃。饭是‘八宝饭’：霉米、老鼠屎、沙子，不一而足。有一位同学用早餐时从稀饭桶里捞出来一条蜈蚣。菜是牛皮菜、藤藤菜、莴笋叶子之类，有一点榨菜。月底如有结余，有一点肉，称为‘打牙祭’。伙食由学生管理。伙食委员会每月改选一次，选出主席、总采买和总保管。每天的采购和保管由同学轮流担任。我替刚从沦陷区来的同学写申请贷金的‘呈文’……呈文送上去，没有不批准的。”

一些流亡大学生因饥饿难耐，竟沦落至与乞丐无异：“昆明梅校长来渝，曾云联大学生竟有进入酒馆，俟客人散走，即群集取吃剩余菜食者。”

家庭负担较重的王子壮则对此感受更深：“昨由部带薪水归，约略计之，本月又不敷甚巨。盖因过阴年已先借三四百元，本月又须为铎昭两人交学费，约二百元。余八百余元之薪金，如何能济此月之用。不得已借款一律不还，并嘱清竭力撙节家用。盖物价高涨，支应浩繁，如不克己，则最难关日重，终将无法得渡也。”“因物价日昂，布匹尤甚，普通上涨十倍以上，全家人甚多，收入至感不敷。余嘱清善为节用，彼以月入不足，尚至精神苦闷，睡眠为之不安。昔日曾患失眠，今又复作矣。余之收入，上月因捐扣较少，达九百元，在公务员中亦为收入较高，以人多物贵，痛苦至此。其他一般普通之公务员在生活上，必更感重大之威胁也。若干国立中学之学生，已日食三粥”。

十一、国民政府给公务员等人发放实物

国民政府对公务员的福利除了发生活补助费外，还有实物补贴，比如大米、食盐、粮油、糖、布匹之类等，“今后物资局将以大批平价物品，通过合作机构，分发于各级公务员，详情正由合作管理局与物资局共同商讨中。目前管理之物资为棉纱、布、煤、纸及其他日用品。公务员领购各项平价物品闻已拟有定项：布匹，男子每年限购二丈四尺，女子限购一丈八尺。煤每人每月拟限购五十斤。油每月限一斤半，盐每月限十一两。据关系方面称：公务员于得平价米后，再得平价日用必需品，可暂得温饱云。”但由于政府的这类办法只能是治标，整个战时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并不能得到缓解，物价上涨得太厉害，这些措施终究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为缓解公教人员的生活压力，国民政府也力图采取了一些措施：“政府确实力图缓解官员们和在公立大学授课的教授们的经济窘境，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津贴、廉价的住房和各种人为的低价供应的日用必需品。米一度以每斤0.10元售给政府雇员，而在公开的市场上米价为5.00元。”“本星期一国防会决议每公务员补助三十元饭费十元房费，暂时当可作小补，以与飞涨之物价相较，实属望尘莫及也。”“公务员之生活，虽经公家设法救济，如发平价米，补助津贴等，然一较物价飞腾，相去远甚。”

十二、前线士兵没有饭吃，一天吃一顿饭

中国士兵则根本吃不饱，穿不暖：“今日余汉谋司令自粤来，对蒋先生言，前线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饭。予闻之不胜震骇。”

从宜昌前方回来的张公干对冯玉祥谈“士兵生活太苦，衣服问题，冬天少棉，夏天缺单，一件衣服，往往数月不换，衣上的虱子振一振几乎要盖地，晚上铺盖全是稻草，……吃的呢，是带糠的大米，盐都得不到，菜更不足谈。……苦干半年尚得不到一元，加之衣食不丰，生病者要占五分之四，一则下级官没有巨款与之疗治，二则兵乏分文无所购药，因是病亡者，不可胜数。”

1941年6月，梅贻琦自重庆乘船去泸州途中，船舱“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亦。”梅等客人在“船上三餐皆为米饭，四盘素菜，略有肉丁点缀”，但“兵士早九点吃米饭一顿（自煮）后，至晚始再吃。下午门外有二兵以水冲辣椒末饮之，至天夕又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岂因肚中饿得慌而误以为发痧耶！”

过去读史，以为1940年代中国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后，只是中共根据地异常艰苦，乃集中精力开展大生产，佐以精兵简政等措施，未尝想到国民党抗日部队亦面临如此空前之困难，而且还没有类似中共的大生产运动；以国民政府军上述这样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在对日作战及对中共作战中常常处于下风，甚至大批大批转投中共，一教育、一诉苦就可以调转枪口，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同时也反映出，官兵生活得不好，决不是小事，它足以撼动军政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