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之功，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是仅次于开国的巨大荣耀。并且，由于种种原因，中兴对于帝王而言，其难度甚至比开国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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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

中国历史上名义上的的中兴之主并不少，但他们大多是稍微止住了亡国的危险，并没有真正地使国家中兴，比如周平王，虽然开创东周延续周朝统治，却是丧失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权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你方闹罢我登场；再比如晋元帝，虽然跑到江东建立了东晋，却不得不“王与马，共天下”；还有赵构，父兄之仇不能报不说，自己还被金人吓到精神与肉体双重阳痿，不得不对大金皇帝上表自称“臣构言”，乞求对方饶他一条狗命。

如果从：1.后代王朝建立者是前代王朝子孙后裔；2.前后两个朝代政治传统延续不断；3.前后两个朝代疆域、国祚相差不远；这样三个角度来作为王朝“中兴”的硬指标的话，那么，我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做到了：

汉光武帝刘秀

首先，他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后裔，符合后代王朝建立者是前代王朝子孙后裔这一条件。

其次，东汉作为西汉的延续，在官制、后宫制度、军制等方面基本延续西汉，符合前后两个朝代政治传统延续不断这一条件。

最后，东汉立国195年，西汉立国210年，基本相当。疆域也大致相同，见下图：

西汉

东汉

符合前后两个朝代疆域、国祚相差不远这一条件。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中兴之君因为做了三件事，却被史学家目为“千古罪人”，是三件什么事呢？

秦汉时期宰相权力很大，所谓“礼绝百僚”“事无不统”。

先来看“礼绝百僚”：

《汉旧仪》云：“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下舆立’，乃升车。”

西汉的丞相，犯有过错，不能公开审判，只能劝他自杀，这也是丞相身份贵重，不能让人侮辱的意思在里头。

再看“事无不统”，即无论地方与中央，朝廷与內宫，其大小事务都归丞相管理，皇帝诏书也需要丞相附署，否则便是中旨。中旨其实在合法性、权威性上都是打了折扣的。

西汉就发生过一件丞相把手伸进宫内皇帝却无可奈何的事：

汉文帝宠爱宦官邓通，宠爱到什么地步呢？经常让他挨着自己、依偎着自己一起坐。有一天被丞相申屠嘉看见。申屠嘉下朝之后就召见邓通要杀了他。吓得邓通脱去帽子、光着脚趴在地上求饶。

申屠嘉却毫不松口，结果还是汉文帝亲自求情才使邓通免罪。可见西汉时期，丞相的权威与权力还是很大的。

但光武帝登基之后，却把丞相改为三公，即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后来又去掉大字，改为司徒、司空、太尉。

丞相本来是最高的官职，需要做过中两千石、做过九卿的人以御史大夫的资格继任，在西汉担任丞相的人还会封侯，比如前面的申屠嘉是从淮阳太守（两千石）升为御史大夫（中两千石）继任丞相；再比如邴丞相吉“邴丞相吉者，鲁国人也……至御史大夫……封为列侯，而因为丞相”，这些都从侧面突出了突出丞相的权威。

刘秀则破坏了这个政治上的“不成文规定”，不断以两千石的小官出任三公，“建武十三年以沛郡太守韩歆为司徒”“十五年以汝南太守欧阳歙为司徒”，就好比让地级市市长直接当总理，自然无法服众。还故意缩短他们的任期，让他们无法培养其自己的威信。

最重要的是，刘秀改变了丞相或三公作为天子政治助手的功能，让他们坐而论道，而把真正的权力给尚书，即“事归台阁”。而让尚书直属自己，从而达到直接掌握政务的目的。

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而灾眚变咎，辄切免公台。忠以为非国旧体，上疏谏曰：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后汉书·四十六卷》

但是刘秀没有想到的是东汉的皇帝们都寿命短促，小皇帝一个接一个即位，最后因为缺乏有效的政务处理机制，导致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从而葬送了东汉王朝。

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第二件事，是他破坏了义务兵役制度。

秦西汉都是义务兵役制，即征兵制。秦西汉时，男子二十岁成丁，二十三岁便有参军的的义务，这是遵循“三年耕有一年储”的古训，让他们可以安心赋役一年而不必担心家里没有积蓄。

以西汉人口六千万计算，男子有三千万，去掉老弱还有两千万，就算一次征发二十分之一都有百万常备军，足以对四周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绝对优势。

而且这些士兵不等于农民。西汉有完整而周密的征兵制度，包括训练、装备等都考虑在内。地方上有庞大的武库。可以装备士兵。

西汉，郡守也被称为郡将，有都尉作为专门军官辅佐他。像飞将军李广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边郡担任太守，领兵抵抗匈奴。到了八九月，秋收之后，太守和都尉还要统一训练士兵、组织郡内男丁演习，称为“都试”。在这里说一句刘秀就是利用南阳太守都试，劫持太守造反的。

所以，刘秀登基后，便废除都尉，也废除都试，让地方不再有常备兵。

诏曰："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后汉书·光武本纪·下》

从此，胡汉力量对比被逆转，西汉时还能一汉顶五胡，到东汉时，公卿大夫碰到西羌之乱就开始建议国家放弃凉州，直接让给羌人了。

西羌

刘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放纵地方豪强。

可以说，王莽就是因为得罪豪强丧失天下，而刘秀则是因为放纵豪强得天下。

王莽因为想把天下田地收归国有、禁止蓄养奴婢而被豪强反对，最终丢了天下。刘秀呢？他本人就是豪强中的一员，而他的云台二十八将也大部分都是南阳一带的豪强。他即位后也曾想像王莽一样抑制兼并，但是却引起地方豪强叛乱，本着刚开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刘秀就作罢了。

他这种纵容豪强的做法，极大地助长了豪强的势力。导致豪强有坞堡、有田地、有工坊、有私人部曲，关起门来可以自给自足，打开门可以争一争天下。

最终，实力滋长了他们的野心，这些豪强也变成了东汉王朝的掘墓人。

刘秀，就其个人魅力与功业而言，是当之无愧可以排前十的君主。

但是，因为他的私心破坏了中国延续千年的政治传统，

比如废除丞相事归台阁，一直被后世君主模仿，比如魏晋以中书代替尚书，五代以枢密使代替中书省，明代以大学士代替丞相，清代以军机处代替内阁等；

再比如，他废除征兵制，废除地方武备，结果宋明皆效仿这种做法，使有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中央大国，一旦常备军被击败，便被区区几十万人口的部族所统治；

再比如纵容地方豪强，等他们与士族合流之后，最终导致魏晋隋唐长达数百年的“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门阀社会。

就此而言，说他是“千古罪人”，其实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