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原文：

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绝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唯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绝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有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绝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绝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以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

怕不能吧？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唯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

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

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

吕思勉先生原书（竖版繁体字）第一章：历史的定义和价值

青铜鉴：赵卿墓出土，赵卿应当是春秋战国之际赵氏领袖赵鞅或其子赵襄子，收藏于山西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