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凯风

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福建省人口（福建省人口2022总人数口是多少）

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当年出生人口仅为1200万人，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这是全国的人口生育形势，那么具体到各省份，哪些地方人口还在高速增长，哪些省份出现明显下滑？

01

全国生育地图

目前，全国只有过半省份公布了2020年人口出生数据。

虽然时间已经进入2022年，但许多省市的生育数据，仍旧“犹抱琵琶半遮面”。

从已公开数据来看，除了个别西部省份生育率保持稳定之外，大多数省份都出现明显回落。

只有5个省份人口出生率高于1%（即10‰）：

西藏、贵州、广西、甘肃、海南。

这些省份多数都是西部省份，或少数民族占比相对较高的地区。

其中，西藏的人口出生率自2018年反超山东，就一直位居全国之首。

相比而言，内蒙古、湖北、山西、北京、江苏、天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京津苏等地更是向东北地区看齐。

虽然东北地区尚未公布出生数据，但从往年情况来看，东北人口出生率大概率集体跌破6‰，负增长可谓毫无悬念。

与前一年相比，只有贵州、内蒙古、甘肃等省份变化不大，而福建、山东、湖北出生率降幅超过3个千分点，安徽、海南、江苏超过2个千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基本盘的人口大省，出生率全部大幅回落。

目前，我国共有5个常住人口超过8000万的大省，其中山东、河南、江苏均大幅下滑。

这无疑给未来的人口生育形势带来明显挑战。

02

山东：

为何不再“最敢生”？

山东向来以“最敢生”著称，为何出生人口遭遇了断崖式下滑？

前几年，山东人口出生率一度位居全国之首。

2016年和2017年，山东出生率超过17‰，出生人口超过170万，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新生儿数量超过全国十分之一。

然而，2017年后，山东人口出生率就开始断崖式下滑，从最高点的17.89‰下降到2020年的8.56‰，出生人口从177万降到87万，堪称断崖式腰斩。

据凯风君新著《中国城市大趋势》分析，山东出生人口滑坡背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前几年山东出生人口之所以大幅井喷，原因是二孩需求的集中性释放。

众所周知，山东是传统时代生育政策最严的地区之一，而当地深受孔孟文化熏陶，不乏多子多福、儿女双全的生育传统，一旦生育政策开始松绑，当初压抑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

二孩，成了山东出生人口的最大贡献因素。高峰时期，山东出生人口中，超过60%都是二孩，远超一孩。

这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困境，二孩生育需求的集中释放，掩盖了一孩生育意愿不足的现实，当二孩需求释放结束，整体生育率的下滑就不可避免。

毕竟，没有一孩，何来的二孩和三孩？

仅靠政策释放出的二孩和三孩需求，对生育的贡献必然是短期且是阶段性的，长期的人口形势仍要直面基本面的考验。

如今，全面三孩政策落地，山东能否重返出生率第一大省，值得关注。

03

江苏：

少子化+老龄化的困境

江苏是中国经济第二大省、人口第四大省。

虽然作为东部发达地区，江苏省13个地级市全部晋级百强城市，素来有“十三太保”之称，但人口基本面却难言乐观。

作为经济大省，江苏的人口出生率、老龄化率、自然增长率都已向东北看齐，人口离负增长只有一步之遥。

根据2021统计年鉴，2020年，江苏2020年，江苏人口出生率为6.66‰，相比上年下降2.03个千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出生率-死亡率来衡量自然增长率，江苏2020年仅为0.17‰，濒临负增长边缘。

与出生率同样严峻的是老龄化率。

2020年，江苏老龄化率高达16.2%，仅次于辽宁、四川、重庆和上海。

其中，江苏下辖地级市南通的老龄化率高达22.67%，超过一众东北地市，位居全国之首，率先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参阅《三孩家庭，买房“奖钱”第一城诞生！》）

正如凯风君在其新著《中国城市大趋势》中的分析，江苏的少子化的困境，不乏经济发达、城镇化率高的因素，这是国际惯例。

这背后的原理也很简单：经济越发达，受教育水平越高，观念就越进步，社会保障体系就越发达，养儿防老的必要性就越低。

同时，发达地区生育成本过高，因此父母倾向生育更少的孩子，而在既有的孩子身上付出更多的投入。

然而，相比生育意愿，过去生育政策执行力度过严，无疑是核心因素。

江苏是全国最早执行计划生育的省份之一，生育政策相较中西部省份和广东都更为严厉。

位于江苏南通市的如东县，曾是生育政策的先进模范县，早在1960年代就率先试点实施限制性生育政策。

如今，如东的生育率早已跌破6‰，而60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38.91%。

这意味着在如东县，接近40%的人都是老年人。

少子化+老龄化，这是江苏等长三角地区相比珠三角地区的最大劣势之一。

04

河南：

靠什么扭转人口形势？

河南是中国常住人口第三大省、户籍人口第一大省。

河南与山东一样，都被视为传统的人口大省，也是生育大省。

2020年，河南人口出生率9.52‰，首次跌破10‰，当年出生人口92万，自1978年以来首次跌破百万大关。

与山东一样，二孩堆积效应的减弱、生育意愿的降低是关键原因所在。

不同的是，河南还面临着人口外流，而外流的主力正是处于生育周期的年轻人口，这无疑也拖累了河南的人口出生率。

正如凯风君在其新著《中国城市大趋势》中的分析，我国有两个人口第一大省。

常住人口第一省为广东。借助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广东常住人口（1.26亿）远远超过户籍人口（9808万），人口吸引力全国最强。

户籍人口第一大省，则是河南。2020年，河南户籍人口1.15亿人，而常住人口9941万人，户籍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了1600万人。

这1600万人，正是户籍在河南而居住在其他省份的外流人口，这些人主要去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根据官方通报，2020年，河南流出人口呈现“孔雀东南飞”的趋势，人口流向最集中的省市分别是：

广东277万人，浙江247万人、江苏220万、上海134万人和北京127万人。

这5个省份，承接了河南6成以上的流出人口。

这是河南作为劳动力大省和农业人口的定位使然，劳动力人口到制造业大省就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

不过，随着河南经济和工业崛起，加上强省会战略初见成效，部分劳动力人口已经开始回流，主要目的地是郑州。

2020年，郑州以1260万的常住人口规模，力压武汉的1232.7万人，首次问鼎中部人口第一大城之位。

过去10年，郑州常住人口增长近400万人，仅次于深圳、广州、成都、西安，位居全国前列。

如果未来郑州城市能级、经济产业实力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吸引更多年轻人口回流，河南的出生人口形势或许会有所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