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五年前，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保定籍革命烈士杨景山、陶永立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开始大规模逮捕爱国人士，封闭了国共两党的党部。第二天，于树德给我打电话，暗示要我赶快离家隐蔽起来。北方区委的秘密文件也全部收藏起来。在段祺瑞所下的通缉令中李大钊同志是第一名，第二名就是我(这个名单在《鲁迅全集》中可见)。这时，国共两党的机关就不得不完全转入地下。由李大钊同志与苏联鲍罗庭党代表商量后，决定两党党部都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继续工作。

革命烈士有哪些（革命烈士有哪些人物）

这样，我们在惨案发生后的两三天内，就搬进了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的西院。跟随李大钊同志搬进这里的有党员干部于树德、刘清扬、范鸿劼、杨景山、陶永立、陈延年、陈乔年、谭祖尧等。我和于树德、谭祖尧是负责国民党工作的。国民党进去的有丁维汾、路有于、邓文辉。顾孟余和陈友仁住在鲍罗庭的家中。徐谦原来就住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俄庚款委员会里。

国共两党机关的人员进入苏联大使馆后，首先研究谁留谁走的问题。当时决定顾孟余、陈友仁、徐谦3人先走，走的时候是乘东联大使馆的汽车到南口。再通过撤退的国民军的协助，经蒙古、海参崴由海路去南方。第二批走的是丁维汾和于树德。从此以后，国共两党的领导责任都担在了李大钊同志一个人的身上。通照组织的安排，我们留下来的人，团结在李大钊同志周围，紧张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不断地散发宣传品，开会研究斗争策略，随时与各校各地取得紧密联系。这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当时外面布满了侦探，我们在苏联大使馆里不能外出，外面来联系工作的人也只能在晚上。北方区委给各地发出的指示，是由陶永立同志用极薄的纸复写成蝇头小字，再由郭隆真同志带到天津我家开的新民印字馆去印刷的。印好后再运回北京分发。我们通过这种办法还在天津印过《妇女钟》和《妇女之友》两种杂志。郭隆真对于这种极危险的工作，总是万死不辞地坚决完成党的任务。

黄报1927年4月29日第2版截图

但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张作霖入关，残酷镇压国共两党的活动，因而国共两党的工作，完全转入地下，两党的机关都迁入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办公。此时国民运动委员会已不能存在。因而杨景山同志便随李大钊同志迁入苏联大使馆，担任了北方区的组织部长职务。当时北方区，已开展了连东三省在内的七省党的地下组织。宣传部长是范鸿洁同志（范治纶同志的叔叔）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上，就刻着宣传部长职务。我当时负责国民党妇女部的工作，也是随着两党进驻苏大使馆的。因而北方区的工作和会议，我都去参加会议和协助工作。

杨景山同志掌管七省党地下组织的系统表，听取大钊同志指示，向各地发布通知。还有陶永立烈士（河北保定人）负责复写蝇头小字的通知和指示，用种种隐秘方法，由杨景山同志寄发各地。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张作霖入关后的残酷镇压时期，因而北方区的同志如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志，都逐渐南调了。到后来始终坚持工作的，只有大钊同志领导着杨、范、陶四位同志留守岗位，奋斗到底。

还有其他党员同志负责国民党工作的人们，都是从1926年三月十八日（编者注：原信如此）后，进驻苏大使馆一年之中，未曾外出一步，因而都同时被捕，和大钊同志一同英勇牺牲在绞刑台上。当时能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人能活下来，那是因为党中央把我在一个月前调去汉口，才得免一死的。因此当时能知道北方区工作情况和人员的是无别人的。我省民政厅向内务部去了解，内务（编者注：原信如此）才向陈总询问，但陈总也只能证明他在两年前离京时的情况。

“当时陈总并问道：杨景山烈士家中还有什么人？我说：还有一位太太在京。陈总便很关切的问：国家有无照顾？她怎样生活？并说：她住在哪里告诉我，我要去看看她。我说：杨家本是有些财产的，但被人独占（有删减），经我们帮助她起诉，才争取过一部分来可以维持生活，北京地方只按一般烈属，逢年节有所照顾。她已年老多病，住在一个大杂院中，您去看她有些不便。在陈总对于一位多年前老战友的遗属，竟如此关心，实在使我深深感动。

因而使我想起，我省地方干部，对于开始建党时，在非常艰苦压迫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同志们，却不是深切关怀的。即对杨景山烈士修墓建碑一事，已纠缠了好几年，至今尚未解决。并在保定市还有景山烈士爱人分得的几间房子，在省会迁津以前，也是我帮助她向地方说明，把房子租给地方某机关住用，言明房租若干，按季汇京，好补助烈属的生活。到后来不但不按期汇寄，去信催问也置之不理。以此和陈副总理的亲切关怀对比，实在对地方干部的思想观点和阶级立场的不分好坏（有删减），却是值得注意的。

1921年,大钊同志推荐邓中夏去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后改为河北大学)任教,何孟雄去保定育德中学任教，保定的团组织和党组织就是邓、何二人进行了宣传组织活动后创建的。当时何孟雄同志曾以马恩《共产党宣言》作语文教材。邓、何二人在保定任教半年，播下了革命种籽，保定团支部建立后即辞职返京。保定的团支部和党支部是以育德中学为中心，最初均隶属于北京地委。

后来保定第六中学的杨景山、王鉴(王重民)、女二师的李沛泽(李培之)、王绍华、孙树勋、张锡瑷等相继入团或入党，河北大学和保定第二师范都发展有团员或党员。1923年，我离开保定之后，保定便建立了党的和团的地委组织(党的地委书记是张廷瑞、团的地委书记是孙有曾)，这时候，虽还与北京地委有工作上的联系，但在隶属关系上已改属中央领导了。此外，我记得1922年春，保定军官学校还有两位党员(忘记其姓名，是湖南人，似是邓中夏介绍入党的),亦曾与育德中学党支部有过联系。其他如山西太原、陕西南部、河南北部、内蒙、三特区、东北等北方各地，党和团组织的创建，亦多和保定有类似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