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统治开始于公元960年初。时任后周禁军统帅的赵匡胤于开封附近的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自柴氏孤儿寡母手中夺得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大宋王朝。

赵宋王朝（赵宋王朝是北宋还是南宋）

此时的人们,尽管无不渴盼安定太平,却没有充足的根据相信赵匡胤能够稳固他所篡夺来的政权。这个赵宋王朝很可能不过是继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后的“第六代”,正像人们数十年来习见的那样,如过眼云烟一般,新建的政权转瞬间又会随风飘散。正因为如此,后人对于宋太祖如何成功地巩固了赵宋王朝怀有强烈的兴趣,千年以来有过无数的讨论。

建隆元年(960年)正月初五日,登基伊始的宋太祖向他的臣民们颁布了新王朝的第一份“赦天下制”,新皇帝踌躇满志地宣布：

变家为国,更赖将相王公,同心协力,共裨寡昧,以致升平。凡百军民,深体朕意。

从“变家为国”的这一天起,开始了赵宋“革故鼎新”的历程。宋太祖登极的赦文,在当时无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变家为国”一说,称得上是其中的点睛之笔。所谓“变家为国”,在五代十国时期常被用作新王朝崛起的指称。新一轮“变家为国”的鼎革,既是精心谋划的结果,又使得刚刚变换了身份的新统治者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压力。这种沉重的压力,从此伴随着赵宋帝王走过了一代又一代。

在讨论天下的治乱问题时,史臣们通常会将其与“天命”“历数”联系起来。五代时期,“帝王天命”说事实上遭遇过强劲的挑战。谈到当时的“君不君,臣不臣”,人们经常提及《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中的一段话:

重荣起于军伍,暴获富贵,复睹累朝自节镇遽升大位,每谓人曰:“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在当时的高级将领中,这种觊觎相当普遍,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关键在于条件的创造与时机的把握而已。陈桥兵变发生在后周恭帝显德七年(960年)正月甲辰(初四日),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回师开封,入至禁中诸将拥宰相范质等至,太祖见之,呜咽流涕曰:

“违负天地,今至于此。”

面对着既成事实,在剑拔弩张的气氛当中,后周的宰相范质也还敢于质问道:

“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

此刻的赵匡胤,面对世宗旧臣,或许并非全无愧疚之感。作为支应之辞,所谓“违负天地”的表示,也让人感觉到,当时这对话双方似乎都并不确信“运历推移”“天命有归”一类说法。有后周禅代铺垫在前,此番王朝易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阻力。

赵匡胤是个具有雄豪性格,又粗中有细的人。他初即位时这些举止,无疑是显示给观伺其动静的臣僚庶民看的。刚刚夺得了天下的皇帝显然知道,赵宋的“正统”,只有靠持续不断的努力才可能最终确立。这里既需要完善自己为万人观瞻的帝王形象,又需要有“拨乱世而反之正”的切实措置。

皇帝这个政治角色已经具有它可期望的规约性,它的权力与义务都已经由历史经验的累积,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有了相当确定的模式。因此,一旦黄袍加身,新天子就可以从这个早已被大家所习惯去尊崇的皇帝名号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权威性。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帝王”所体现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地位,也是一种众目睽睽之下的“角色”,集中着对于这一特定身份的种种社会规范与“众善汇聚”的行为期待。赵匡胤由黄袍加身而具备了帝王的身份,还须努力扮演帝王的角色。所谓“变家为国”,实际上体现为一个过程,而非一日所能成功。

出身于武夫悍将的五代君主,发挥才华和累积政治资本的空间,是战场而非庙堂,从没有需要但仍要亲征李重进来看,太祖仍未脱军人尚勇的习气,仍未摆脱五代的政治文化,只算是武功型的君主,仍停留在马上得天下的阶段。但是,在平定二李、确定得到了后周的天下后,赵匡胤很快就把角色从将军调整过来,成为一位兼顾武功和文治的皇帝,开启了右文的新政治文化。

在统一未完成之前,赵匡胤仍然注重武功,但方式已由“御兵”转而“御将”,空间也由“沙场”转到“沙盘”。“对前半生是职业军人的太祖来说,在统一未完成前便退出疆场投入庙堂,可说是重要的转型,而他的过渡似乎相当成功。”

从军阀到帝王,不仅涉及活动空间场域的“转型”,也还需要决策断事态度方式的变化。这样一种角色转换,是在赵宋建国后君臣互动的过程中逐渐走向完成的。

建国之初,先是前代重臣、复为今朝宰相的范质等人,主要是在制度方面执守规矩;而对太祖更为了解、关系更为密切的赵普等人,则更加积极地介入着帝王行为举止的匡正。

从具备帝王身份到具备帝王形象,这一“形象工程”实际上是并非痛快顺畅地改造过程。诸如“上悟”、“上悦”、“大喜”等等,所反映的,与其简单地认定为史官的缘饰,不如说是赵匡胤省悟到自身的“皇帝”身份后,特意做出的一种符合其角色期待的姿态。

之所以说这一角色转换过程“逐渐走向完成”,是因为直到开宝后期,做了十多年皇帝的宋太祖,举手投足还时时流露出鲁莽率直的一面。

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后短命的第六代,始终是萦绕在宋初统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不仅赵普说到“为陛下子孙设置条贯”,太祖本人也与赵普谈及“使子孙谨守法度”事。

开国皇帝的殷切期冀,使我们感觉到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担忧。政权刚刚稳定,“继承父祖基业”的问题即被提上日程。而这些沉甸甸的考虑,实际上已经奠立了指示赵宋后世帝王“谨守”祖宗法度的基调。

说到赵宋的“祖宗之法”,人们通常想到的,是指北宋初期太祖、太宗朝所创建的一代制度,所贯彻的诸多原则。例如中枢政治格局的奠立,例如重纪纲,施仁义,讲“道理”,倚重士大夫,以文制武,爱惜民力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其实,赵匡胤们“出人意料”的成功,首先是历史发展趋势使然。晚唐五代以来历史演进的线索与脉络,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阶段性地收束在赵宋初期。前行者们在蹉跌动荡中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继之而起的精英人物,对于所处的时代有独到的体认,成功地探寻着可行的路径。

宋初稳定统治、实现集权的一系列措置,显示出长期乱离之中磨炼出来的承上启下的领袖人物们政治上的不断成熟,也赋予赵宋不同于五代王朝的开国气象。对于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实现,北宋的统治阶层及士人们都怀着很高的历史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