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

中国历史自秦汉后，即入于一治一乱之循环，而不见有革命。——梁漱溟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问题

历史的发展究竟有没有规律？这始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然而中国古代王朝兴衰更替、一治一乱却早已在两千年前就成了知识精英的共识性规律了。放眼世界各国历史，没有那个国家如同中国一样拥有着如此漫长又重复的王朝兴替，每一次的崩溃都会带来近乎毁灭性的结果，每一次的重建又往往能够再造河山，重现盛世……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陷入这种王朝兴衰更替的循环呢？

我们古人首先将之归结为道德问题：开创之主聪察强毅、智勇双全，亡国之主骄奢淫逸，祸乱天下。随后，不少杰出士人进一步观察到了一系列更为深入的社会问题，例如人口爆炸、官员腐败、 民心思乱、盗贼蜂起、外夷入侵等等，这种“艰难之天下”已经不是贤君能臣能解决的了，天下不可避免地要土崩瓦解。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确立主导地位后，这个问题又转变为——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存在？

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解释，如亚细亚生产方式说、中央集权说、封建剥削说、小农经济说等等。

古今学者的这些解释都是富有创见、并且具有一定解释力的。但是一个如此漫长复杂的历史根本性问题仍需要一种真正系统全面的解释。金观涛夫妇的这本书就是解答这个问题的经典之作。这本书经受了三十多年的考验，至今依然公认的杰出论著。

关于“封建社会”一说，中国学界争论数十年（古史分期问题），现今几乎彻底淡出学术界，因为这个名词本身就是容易引起学术混乱的。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名词，更是一个充满各种意义的历史名词。它包含着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学术特点，其本身就是一个极复杂的史学史课题。对此，金观涛夫妇也有认识：“大凡时代的反思都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它往往用一个看来不那么科学的含混思考方向包含了一大群问题。“因此，本书与本文仍然采用这个带有争议性的名词，以此来论述这个具有强烈时代特点的问题。

较为学术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为什么秦汉帝国这样的王朝模式在中国长期延续两千多年，但却始终未能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

二、“大一统”之谜，中国封建社会的复杂结构

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解释，封建社会天然就具有分裂倾向。小农经济与庄园经济天然具有自给自足的倾向，因此产生的政治阶层具有一种世袭性与分裂性，从而欧洲形成一种分裂割据、彼此混战的局面。

这种解释对于古代西欧、日本是很有说服力的，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来讲却是难以讲通的。

无论从什么方法来计算，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较为稳定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尽管也有时间漫长、异常混乱的分裂阶段。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在类似的技术条件下建立起如此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呢？

作者认为，其背后的根源在于中国古代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结构——“一体化结构”，即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高度融合。中国古代的儒法学说都是主张统一入世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则是高度统一的官僚制、郡县制，这都极大地加强了君主与官僚的管理能力。更有趣的是，中国还有一个独特的士大夫阶层，这批人上能出将入相，下能安抚乡里，具有高度统一的思想观念，既充当了联系全国各地的桥梁与纽带，又承担了实际管理国家的责任。这种“一体化结构”还表现为家国同构，即中国古代具有强大的宗法观念，又可以认为古代中国是一种宗法一体化结构。正是这种独特的结构让中国能够维系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不过，越是复杂的结构，维系成本与难度就越大。这种宗法一体化结构异常复杂，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这就意味着这种结构充满脆性，必须有一种强控制去平衡。维持大一统就意味着必须要中央集权，而强控制、中央集权与君主制又极容易滋生专制主义。在这种模式之下，明君贤臣励精图治，往往会产生一个空前繁荣的盛世，但是强有力的控制乃至专制主义又往往导致社会僵化，最终一系列社会矛盾就如同压缩到极点的弹簧失去压力一样全部爆发。

三、中国王朝的老化与变法运动

张宏杰先生的《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相当精彩地展示古代中国这种无法治愈的顽疾。君臣上下无论是怎么努力，依旧逃不过官僚机构腐化膨胀的结局。

那么，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为什么不能根除这种顽疾呢？

答案是这种政治天然就具有这种疾病，就类似于遗传病一样与生俱来，深深地刻在DNA之上。官僚制度本身就充满了各种特权，非此不足以管理社会；官僚薪水势必不能很高，非此不足以维持财政平衡。即便是号称高薪制的朝代，也不能满足整个官僚集团的高薪要求，更何况基层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吏阶层！既然官员们拥有大量的特权，又面临着俸禄不足甚至没有的境地，遏制其贪污腐败就是一种空想了。

在很多王朝，制度上的弊病与现实中的无奈往往让陋规变成一种不得已的行为，即便是最出色的官员也照拿不误，非此不足以应付庞大的行政支出。

这时候就需要一种强控制来调节。皇帝作为一切问题的最后决定者，天然就需担任维持官僚机构的完善稳定与遏制其腐化变质的任务，并且每个王朝都设置一系列反腐败的检查机构。但遗憾的是，皇帝反而往往成为腐败核心，加剧了统治集团的腐化。除了作者提到的皇帝背后的宦官与外戚集团外，其实皇帝有时候本身就纵容腐败，即便他本人并非是腐败之人。因为对于一个专制君主而言，贪污腐败固然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但是一个清廉又富有理想的士大夫群体才是更加可怕的威胁呀！

除了官僚政治的顽疾之外，土地兼并也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税收与民众生活。并且，兼并问题背后又与官僚政治密不可分（许多大地主本身就是通过政治权力进行兼并），加剧了社会的混乱。

这两种破坏性力量被作者定义为无组织力量。无论是多么强的控制力，无组织力量的无限度增长总能超过这种控制，就如同涛涛洪水总能冲没大堤一样。最终，社会危机全面爆发。

面对社会结构的老化乃至崩溃，许多明君贤臣不愿坐以待毙，力图通过种种变法与改革来实现自我拯救。但是作者认为这种变法不断无益，反而适得其反，加速社会崩溃。“任何一个系统，内部调节能力一旦衰落，如果人们再去干扰它，企图将其重组，这正如对癌症晚期患者施加手术，对朽坏的大厦进行改造一样，医生和改造者用心往往是好的，但效果却适得其反。”

四、王朝崩溃与修复再生

当一个王朝土崩瓦解时，也是其无组织力量被大清洗的时刻。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攻杀官员，劫掠地主，诸多地主豪强纷纷家破人亡；全国人口锐减，土地兼并的问题变成了土地抛荒的问题。尖锐的社会矛盾因大动乱而彻底缓解。

那么为何中国的农民起义能够形成这么大的规模，并且造成如此之大的破坏呢？那还是归功于中国特殊的宗法一体化结构与强控制的特点。压迫有多大，反抗就有多大。而且正因为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国家，又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最高领袖，那么这反而给了全国农民起义一个最大的共同目标——推翻皇帝。虽说中国古代鼓吹“真龙天子”、“天命所在”，但不也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天子，兵马强壮者为之”这样的说法吗？也正因如此，农民起义的最大归宿还是称王称帝，并不能有新的突破性创造。（这就是过去所谓的农民阶级局限性）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国家，无论如何压制，总是会有强大的宗法世家，这些家庭保留着强大的传统价值与组织原则，就像是一个王朝的简写版本一般，仍然保留着其基本要义。这些大家豪族往往应时而起，在合适的机会加入逐鹿中原的游戏之中。

领导者与破坏性力量具备了，重建王朝还必不可少的自然是士大夫阶层。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是有一批知识精英郁郁不得志，甚至唯恐天下不乱。此时正是“良禽择木而栖”之时，王朝末年，不少旧王朝的大臣也纷纷另投门户。这些人往往能力超群，确实有佐定天下的本领。不过本事再大，还是传统革新政治的方式——轻徭役、免赋税、禁盗贼、毋掳掠、听诉讼、编户册……加之此时海内鼎沸、天下大乱，广大民众也厌恶了这种空前的混乱，正所谓“民心易收”、“天下思汉久矣”，新的王者、新的天子就在彼此征战中应运而生了。

除了豪门世家与农民领袖外，还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案例。不过要想建立起大一统王朝，往往还是要遵循类似的大原则。如此一来，大规模的破坏产生的还是类似原来的结构，这就不是一种稳定结构而是一种超稳定结构了。维持阶段内部有强大的调节能力，一旦维持不住出现大崩溃，还能重新建立起一种类似结构。

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呢？作者认为这种情况归结于无组织力量与军事力量的结合。其实换一种思路想，这种分散经济的条件下本身就有分裂割据的倾向，只是强控制下将其凝聚起来。一旦大一统王朝崩溃，分裂是必然的。不过像魏晋南北朝这样数百年的分裂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夷狄入侵；佛玄主导；人身依附关系的加深。这些情况极大地干扰了大一统王朝的重建。要想克服这些阻挠，必须三方面进行转变：民族融合，重建汉化（华夏化）的中央集权政府；思想融合，儒家重新主导思想界；破除人身依附，自耕农重新成为王朝基本力量。仔细审视三大要素，我们不难发现出自夷狄的北方政权反而更为符合这三个方面，加上它们又具备更强的军事力量，隋唐帝国就在战争中诞生了。

五、永恒的资本主义萌芽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又是一个与“封建社会”旗鼓相当的史学问题，学者们对此同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作者认为每个王朝的后期都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不过这种萌芽是一种假象，一种假资本主义，根本不具有连续性。

换言之，按照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更替的规律，中国应该不太可能自行孕育出资本主义社会。

西方资本主义有着经典的商业城市以及市民文化（或者资本主义新教等等），中国的城市首先就是政治军事力量集中点，而且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因素与王权结合，而是士大夫阶层与王权结合，这些人对于商业天然就存在诸多担忧乃至鄙视，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本身就是诸多仁政的出发点。

每当王朝中后期，商业也会高度发达，但与之对应的是非农业人口的剧增以及无组织力量的膨胀，商人往往与这些无组织力量结合。结果一旦王朝崩溃、脆性瓦解，大规模的破坏首先就将这些商业积累来一次大清洗，社会生产力遭到决定性的毁灭。新王朝又要通过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恢复才能重新达到原有的繁荣水平。古代中国这种周期性动乱让任何积累都不可能带有持续性。科学技术也是如此，先进技术往往因战乱而失传，反而要不断重复发明。

至此中国王朝兴衰更替、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就得到了一种极为系统的解释。除此之外，作者还讨论了意识形态问题、科学技术问题、社会结构演化问题以及王朝寿命问题，但限于篇幅，本文便不再展开叙述。本书作为一种宏观叙述，自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粗线条勾勒、诸多细节失真的问题。更何况这本书成书于八十年代，虽有多次修订，但研究的精确水平不可能与当下相比。诸如六镇之乱是农民起义、鸦片战争清军只用大刀长矛等等，这些问题现在看来自然是完全失真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要完全理解，毕竟这些细节性的问题还不能构成太大的偏差。但是有些宏观性的大问题却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商榷的。笔者认为本书至少有三个大方面值得商榷，有一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

六、商榷与思考

（一）西方中心主义问题

自甲午战后，中国思想界就逐步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进阶段。全盘西化、全盘推翻、全盘否定往往是思想界的主流，解放后的三十年更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状态。金观涛夫妇就深受这个时代的影响。表面上看，八十年代的许多观点与六七十年代截然不同，但其内在的本质是有一种共性。许纪霖先生敏锐地分析道：“八十年代的启蒙实践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展开的。比如80年代非常走红的“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这种理想主义来自毛泽东时代，到八十年代，理想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理想主义的内在结构却是一脉相承的。”

关心现实、关心人类命运、关心国家前途，这就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特点。改革开放之初，闭塞已久的国门再度打开，人们蓦然发现：我们又落后了！而且这次不但落在欧美日本之后，甚至连周边小国家、小地区都比不上！

几年前还要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世界人民，还认定自己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现在看来是多么荒谬可笑呀！

这种刺激再度引发了全盘西化、开除球籍之说。这在历史学的突出表现就是对古代中国的不宽容，不理解，将落后的现实归结于历史的连续性。知识分子恨不得广大先人能够提前做对一些事情，早早实现自我突破，率先开展海外扩张、实现工业化，从而避免一百多年的落后与耻辱。

其实，西方的突破转型本身就是特殊的，放眼世界没有第二个例子，而且它本身的发展是依靠乃至掠夺全世界的资源。历史学者以此视为预定道路、正确路线，将中国古代历史处处对比，拼命寻找落后根源，论证中国历史发展的种种失误，这本身就是反历史的，往往会得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结论。

比如在论证资本积累时，金观涛夫妇认为西方的圈地运动、资本剥削是正确道路，中国徽商捐助族人，剖分家产导致资本分散。论证雇佣劳动力问题时候，作者又认为西方残酷对待流民，关押乃至强迫乞丐劳动（参见福柯论著）是资本主义的必备条件；中国皇帝关注流民，想尽办法安置流民，为其提供土地生活导致中国缺乏足够自由商业劳动力。论证卖官鬻爵时，作者又认为法国买卖官职具有进步性，中国官场的官爵买卖只能加速腐败等等。

这种论述无论如何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事情，如此苛责是丧失基本合理性的。中国徽商捐助族人是为了让广大家族成员都有最基本的生活保证，不至于贫富差距过于悬殊，这是为了家族的长久发展以及肩负道德上的义务。中国皇帝安置流民，是因为仁政的基本要求就是安抚民众，并且也是为了防止大规模动乱。相较之下，中国的这些做法难道不比同时代的西方做法更人道主义、更仁慈吗？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事后的结果就将之前的种种合理性一概抹除呢？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地方乡绅更为残酷，拼命积累财富而不关心贫民；如果中国皇帝放任流民扩大，不想方设法安置他们。社会矛盾的积累将会空前加速，不仅不会走上资本主义，反而更可能加速崩溃的到来。

再进一步，我们是不是就要得出明君清官阻碍封建社会的瓦解崩溃从而阻碍社会进步这种结论了呢？对比之中学习他国的长处，不断改进自我这是完全有必要的；对比之中不断斥责过去，不断否定古人的历史选择就显然不够公允了。

（二）士大夫阶层与社会脆性问题

作者将士大夫阶层认为是一个联系中介阶层，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士大夫阶层并不只是发挥联系功能。中国士大夫阶层从来都是一个极为复杂、充满思想性的阶层，他们从来就不愿意彻底臣服于绝对权力之下，实际上承担了调节社会的任务。

金观涛夫妇从无组织力量残存量去考察王朝寿命，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一个王朝的国祚极大地受君主素质、士大夫阶层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古代王朝从结构上分析确实是脆性很大，但这种结构未尝不带有一定的柔性。

能否和士大夫阶层形成良好关系并且建立起较为成功的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到一个王朝的成败与国祚时间。

举例说明，宋朝是五代之后建立起来的王朝，而且统一的过程并不残暴，无组织力量保留程度应该是相当大的。但是宋代不但没有如秦、隋两代一样旋踵而亡，而且统治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这背后与士大夫阶层及理想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一个王朝倘若全然压制这个阶层，实行极为严密的法家统治，王朝就会迅速出现问题。秦皇汉武都是大有为的皇帝，但过度压制这一阶层，统治成本大为提高，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其末年海内动荡，民不聊生。关于士大夫阶层的作用，本书研究的还是有些不够的。

（三）王朝变法与自救运动

作者从系统论、控制论出发，认定王朝无组织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任何修补改动都会加剧王朝（系统）的崩溃，因此否定了改革变法的合理性。

当一个王朝病入膏肓的时候，大规模、全盘性的变革确实风险极大，往往会导致提前崩溃的悲剧。但是局部变法、改革确实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从而延续国祚。其实，任何一个盛大王朝内部都会有不少局部改革，清理陋规、裁撤机构、澄清吏治、减少剥削，这些大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全盘否定变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显然是不合适的。

（四）无组织力量

作者认为：“一体化在调节过程中不断异化的现象，这就是无组织力量。我们将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组织的那种力量，称为无组织力量。”

用无组织力量来形容王朝衰弱老化是颇有新意的。但是作者简单地将无组织力量视为政治腐败与土地兼并则有些不确。其中政治上君主本人执政能力极为重要，残暴不仁、昏庸无能的君主本身就是最大的无组织力量。许多王朝政权往往因为一个昏君便彻底垮台，其亡也忽焉。可惜的是，本书对君主角色的作用论述太少，而这个角色恰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极为关键。

至于土地兼并问题则同样值得进一步思考。许多民众起义确实由于人地矛盾尖锐，不少流民问题也是因此而生。但是仍有诸多动乱并非肇始于土地兼并，甚至往往土地兼并最厉害的地方未有起义，但其他人地关系并不尖锐的地方反而出现了燎原大火。关于土地兼并以及中国古代土地集中情况仍然值得我们细细推敲，内中关联恐怕并非如本书所描述的这么简单。

除此之外，外夷的威胁从定义看并非是无组织力量，但却能对一个王朝战略部署乃至生死存亡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这个角色也未能在本书中找到它的位置。

当然，尽管本书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商榷与思考的问题，但是金观涛夫妇敢于研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勇气，而且其解释虽然不能称为完美准确，但在当时已经是最为系统的学术研究。因此，此书甫一问世就引发了学术界乃至界外关注与争论，并且直到近年仍能再版，这本身就说明了此书的价值。字里行间之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学术研究，更能读到作者夫妇的大关怀、大理想，对于古代中国的一种惋惜与当代中国的期待与展望：

“最重要的是应具有积极的创造精神，开明的态度。任何既定的社会结构都会老化，关键在于我们对新萌芽应有一种扶植爱护的态度。”“一个可以不断改进自己的社会结构，哪怕它不那么十全十美，甚至有重大的毛病，也比一个看来没有毛病，但不能改进自己、不能进步的社会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