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建立离不开在前线那些浴血奋杀的战士们,离不开那些只会千军万马的将军们,也离不开那些在敌后获取情报的地下工作人员。
如果说李克农是解放军的情报之王,那么情报战线离不开的一个人就是潘汉年,一个可以成为地下情报工作“谍王”的一个人。
高岗事件真相
潘汉年是整个中国革命南方情报的总负责人,建立了一套神秘的潘汉年系统。
潘汉年从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站西工作,30年代又开始负责做国民党实力派的工作,在遵义会议之后又负责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从1931年开始,潘汉年转入了对敌斗争的隐蔽战线,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情报工作生涯。他先后在中央特科、中央社会部、华南局、香港工委工作。
在他的手下,有着无数的情报精英,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在建国之后却被毛主席说:此人再不能信。受他牵连的优秀地下工作者们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就包括“悲情关露”、以及“百变刺客华克之”。
1953年,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之后和中组部部长饶漱石两人联合到了一起,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党的活动。
1954年,高岗自杀之后,中央作出了决议,开除了两人的党籍,同时一些受影响和牵连的人都相继作出了自我批评,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
毛主席对此深表赞同,又提出高级干部中如果有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清楚的,都应该主动向中央讲清楚。
会上来不及的,会后讲,讲不清的可以写材料,只要将问题讲清楚,一律都持有欢迎的态度,否则的话罪加三等。
在毛主席的召唤之下,潘汉年终于说出了隐藏在他心里十几年的秘密——
由于长期负责情报工作,潘汉年游走于上海的日伪高层之中,获得了大量有用的情报,也接触了各色的人物,其中就包括了汪伪头号特务李士群。
1943年,日伪计划对新四军进行残酷的大“扫荡”。
饶漱石在得知情况之后,立即找到了潘汉年,让他再到上海去,重新部署那里的工作。尤其是要搞清楚敌人这次“扫荡”的准确情况。
潘汉年再次来到了上海,找到了胡均鹤,受到了热情招待。
当潘汉年提出要见李世群的时候,胡均鹤则是回答:“李士群不在上海,他到苏州去了。”
于是在第二天,潘汉年就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到了苏州,可是在那里又没有见到李士群,得知李世群已经回南京之后,潘汉年无奈之下,只能来到了南京。
第二天一大早,李士群在胡均鹤的陪同下见到了潘汉年。李士群当时就提出带他去见汪精卫。
这个要求是潘汉年从来没有想到的,这令他非常生气,有一种被人玩弄的感觉。他此时根本联系不上上级,无法得到请示,又不能开口拒绝。无奈之下只能跟着胡均鹤去见了汪精卫。
见到潘汉年,汪精卫直接说道:“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各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传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现在就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殊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然是找李士群。”
“如果你将来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的时候,新四军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他们再没有谈其他的事情,也没有谈到什么有实际上的内容。
原本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只要回去了讲清楚就好了,可是他回到新四军军部复明的时候并没有向饶漱石谈起这件事,而是隐瞒了下去。
1945年,潘汉年到延安参加七大,单独与毛主席见了面,汇报了自己在敌后从事情报工作的情况,原本这次也是一次坦露真相的机会,可是他再一次隐瞒了自己与汪精卫见面的情况。
如果都不提,那么这件事就这样沉寂下去了,可是不久之后,国民党方面就在报纸上披露潘汉年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李富春在武汉会见日军高级领导人的事。
为此,康生亲自向李富春和潘汉年核对这件事。
潘汉年再次否认了这件事。
为此,毛主席特意发电报给饶漱石:敌伪及国民党特务机关说潘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同志千万勿听此种谣言中了敌人的奸计。
潘汉年向陈毅坦白了自己当初的情况,并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交给了毛主席。
主席看过资料之后非常生气,当初有那么多次机会,他都没有说,再三向他确认的时候他还否认。因此直言:“此人从此不能信用了。”
不久之后,罗瑞卿就奉命将潘汉年带走了。
事情发生之后,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都非常紧张,情报部门更是人心惶惶。
为此,周恩来专门向情报和保卫部门的人讲过一次话:“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
由于潘汉年工作的特殊性,周恩来特意委派李克农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组调查,在调查报告中,李克农讲述了潘汉年大量的功劳,认为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是请中央根据大量档案材料反映的事实,予以重视和考虑。
不过鉴于当时的情况,这是他能说的最有利的辩护了。
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后,原先在中央特科工作的同志们都已经暴露了,没有办法再工作下去了,只能进行调整。
周恩来选定了在文坛上初露锋芒的潘汉年作为新的特科人选。此时的潘汉年还只是一个刚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书生,但是他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首先就想到了他。
刚到特科的潘汉年是排在陈云、康生之后的三把手,但是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以及各种原因,潘汉年成了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
潘汉年承担了特科的重任之后,先后将杨度、董健吾、章秋阳等社会名流纳入了情报系统,同时还将自己在文化战线上的好友夏衍、于伶、冯雪峰、关露等人拉入了情报系统。在他的努力之下,特科的工作迅速取得了成效。
西安事变之时,又是潘汉年又东奔西走,协助周恩来完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潘汉年转移到香港工作,第二年9月,潘汉年再次来到香港治疗眼疾,这次在治疗完眼疾之后,任命他为中社部副部长,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掌握和管理华南地区的情报工作。
1940年,周恩来提出海外工作由廖承志筹款,刘少文管统战,潘汉年管情报和文化。
1941年潘汉年出任由毛泽东兼任局长的中央调查研究局第二分局局长,负责搜集欧美材料以及日本和华中、华南的材料。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潘汉年等人在香港转移了大量的民主人士。
1942年潘汉年等情报机关撤往上海,继续以上海为中心,领导南方的情报工作。此后,他参加了党的七大,又到了东北从事苏占区的接管工作。
1946年,潘汉年再次南下,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内战爆发之后前往了香港,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为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7年,潘汉年又投入了统战工作之中。之后为新政协的召开立下了赫赫功劳。
1955年,潘汉年被带走之后,经过了长期的审查。被关的潘汉年虽然被诬以“内奸”,可是关押他的房间却是很不错的,地面上还铺着地毯,他每天的事情就是写材料,自己的和他人的。
关押7年之后,中央决定对潘汉年进行审判,过来审判的人员在调查了他所有的案卷之后,认为他的罪名都不成立,最后将情况汇报给了谢觉哉。
谢觉哉听完汇报之后说道:“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是搞不清楚的,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谢觉哉最后说道:“潘汉年案是复杂的,涉及了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下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最终,潘汉年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5年。
可惜还没有到15年,他就因病去世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央领导层中,与潘汉年长期共事并仍然健在的只有陈云了。
1979年10月,陈云被发现患有结肠癌,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动手术。可是陈云却有些犹豫,当时他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就不敢动手术。
陈云就问保健医生吴蔚然:“可不可以再给我3年,还有这么多工作要做。”
“做了手术应该可以保证,如果不做就保证不了。”
陈云最终同意了手术,但是顾虑手术风险,就向胡耀邦写了一封信:
1981年,陈云再次就潘汉年的问题写信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我认为潘汉年的案子需要复查一下……
不久之后,中央同意按照陈云的意见,由中纪委复查潘汉年案。
经过大量档案材料和人证物证,彻底否定了强加在潘汉年身上的“罪状”和错误结论。
1982年,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1983年,潘汉年与妻子董慧的骨灰一起被送到了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开国将帅#
参考资料《周恩来与潘汉年》、《中央特科的重要人物——潘汉年》、《潘汉年在最后的岁月里》、《潘汉年与汪精卫南京会面的历史真相》、《潘汉年与他的妻子董慧》、《廖承志与潘汉年》、《李克农与‘潘汉年案’》、《陈云与潘汉年冤案的平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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