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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武的后代(王耀武的后代怎么样)

王耀武的后代(王耀武的后代怎么样)1945年9月15日上午11时,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中将,携第18军军长胡琏、方面军副参谋长罗辛理等部属,在长沙岳麓书院接受“长衡区”日军的正式投降。在不久以前的湘西会战中,曾被王耀武打得大败而逃的日寇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乖乖地在缴械训令上签字,并呈上了自己的指挥刀。王耀武的后代(王耀武的后代怎么样)这绝对是王耀武的抗日高光时刻,从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到1945年的湘

1945年9月15日上午11时,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中将,携第18军军长胡琏、方面军副参谋长罗辛理等部属,在长沙岳麓书院接受“长衡区”日军的正式投降。在不久以前的湘西会战中,曾被王耀武打得大败而逃的日寇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乖乖地在缴械训令上签字,并呈上了自己的指挥刀。

王耀武的后代(王耀武的后代怎么样)

王耀武的后代(王耀武的后代怎么样)

这绝对是王耀武的抗日高光时刻,从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到1945年的湘西会战,王耀武率部整整跟日本人打了八年。本来,长沙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原驻地,按理应该由薛岳来主持受降仪式,然而长衡会战的惨败,让薛岳很有些颜面扫地。

同时考虑到驻长衡地区的日军,毕竟是第四方面军的手下败将,所以何应钦选择了王耀武负责长沙受降,而把薛岳打发到了南昌受降。王耀武还即席对记者发表了谈话:“本司令官奉命接受长衡地区日军之投降,此一任务之达成,吾人实感到无上愉快”云云。

抗日战争既然已经胜利,曾经的抗日铁军第74军军长,今后又将何去何从?王耀武其实也有点迷茫。

一、王耀武称病不出

隶属于陆军总司令部的第四方面军,是1945年3月5日正式组建的,方面军司令官由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改任,副司令官为夏楚中和彭位仁,下辖第18军、第73军、第74军和第100军,司令部驻湖南辰溪。

长沙受降后的1945年底,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和番号奉令撤销,几个军也纷纷调往各大城市驻防。此间解放战争的硝烟味已经可以闻到了,对此,身处蒋军高层的王耀武自然心里有数,那就是国共之战不可避免。

王耀武也非常清楚,一旦战争全面爆发,自己是肯定要被老蒋派上前线的,而八年抗战已经让他心力憔悴,厌战情绪严重,实在不愿意参与打内战了。

(1947年蒋陈巡视济南)

根据时任山东省府秘书王昭建的回忆,当风传老蒋有意委派王耀武主持山东军政时,王耀武随即拜见了恩师刘子衡老先生,执弟子礼诚心求教。

刘老先生直截了当:“不去!八年抗战,是民族之战,在这场战争中,你屡立战功,将来会青史留名,但如果涉足内战,必然殃及万民,一将功成万骨枯,不如一圣功成万民苏,要急流勇退,免得留下骂名啊”!

王耀武当时确实听进去了,认为刘老先生确属肺腑之言,应当学会急流勇退,所以不待老蒋交代新任务,立即称病请假,住进了武昌陆军医院,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意思。

可惜老蒋不可能放过他,没几天侍从室的电报和电话都追过来了,还派出一架专机,把王耀武从武昌接到重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黄埔校长召见,王耀武总是不敢不去的。

(四个方面军司令官)

二、王耀武终上贼船

关于这段历史,王耀武晚年在《自述》中是有回忆的,从武昌飞抵重庆后,第二天就被老蒋传见,看到自己一路提拔起来的这个爱将,老蒋还是比较客气的,稍事寒喧后进入正题。

蒋:看你的气色和精神都很好,你有什么病?

王:胃病咳血,这是多年饮食起居失常的缘故。

蒋:休息休息,生活一正常,不久会好的。

王:学生谢谢校长的关心。

蒋:日军虽赶出去了,可还有内患,时局能让你休息吗?

王:。。。

蒋:你知道济南很重要,派别人去难以胜任,你是山东人,我认为你去最为相宜,你不要怕困难,我一切都有办法!

王耀武年仅40岁成为方面军司令官、“中执委”委员,固然是因为战功不凡,实际也与老蒋十几年来的大力提携是分不开的。老蒋不欣赏不擢升,王佐民同学再能打还是白搭,所以在老蒋的恩威并施之下,王耀武最终只能从命。

王耀武无奈之下开始提条件,要求带基本部队第74军和第100军到山东赴任,老蒋不同意,说第74军警备南京、第100军警备“京沪线”都很重要:“何必非带自己的部队不行呢?那不成了军阀思想了吗”

从1927年开始,当了20多年的新军阀头子,军阀思想这个词从老蒋的嘴里说出来,也是没谁了。

王耀武只好退而求其次,继续提条件:“那带我指挥过的第18军和新六军也可以”,因为湘西会战打响后,廖耀湘新六军曾空运芷江,也划归第四方面军临时指挥过。老蒋还是晃脑袋:“第18军要守备武汉,新六军要支援东北,都不能带”。

总也得给黄埔三期的学生留点面子吧?老蒋琢磨了一下语气放缓:“你如要带,只能带73军,韩浚不是也很能打仗吗?你必须顾全大局,此外,我还可以给你另调有力部队,你先去吧”。

话已至此,王耀武也不敢再说什么,1945年12月底随同何应钦同机到达济南,就任山东省主席、山东绥靖统一总指挥部主任(统辖第二、第四、第九、第十、第十一绥靖区)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注意啊,王耀武可不是简单的绥靖区司令官,那明显就低配了,第二个职务才是关键。

三、许世友赶往战场

王耀武到职的第一年,正是蒋军比较猖狂的时间段,由他指挥的各美械部队,一度打通了山东境内的胶济线和津浦线,还曾经攻占了胶东解放区大部,王耀武有点飘,特别在1947年初举办了所谓的“庆功宴”。

酒足饭饱,王耀武想起了之前跟刘子衡老先生的对话,次日便约请老师喝茶,颇有些得意地炫耀:“老师,您看我打仗的本事还可以吧”?刘老先生摔杯于桌,厉声道:“佐民,你别高兴得太早,我看不出两年,你就要当俘虏”!

王耀武果然高兴得太早了,仅仅一年多之后,山东战场的形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48年8月间,山东大部已经解放,只剩下济南、青岛、临沂等几个孤立的据点,而华东野战军兵强马壮,攻克济南从而使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的战略态势,已十分明显。

(华野8纵的一个班)

1948年8月31日,西柏坡正式批准华野“攻济打援”的作战方案,华东野战军各部从豫东、鲁西南、苏北等地区出发,兼程赶往济南周围备战。9月1日,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与谭震林、唐亮、钟期光联名发布《攻济打援政治动员令》,

动员令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华野各参战部队摩拳擦掌,纷纷开始外围作战,轰轰烈烈的济南攻城战役一触即发。按照粟裕拟定的作战部署,华野将以山东兵团加强一部共14万人主攻济南,以主力18万人负责打援,

然而就在山东兵团兵临城下之际,司令员许世友却仍然在胶东的牙山,只有政委谭震林和副司令员王建安在泰安前指。

关于许世友姗姗来迟的原因,有好几种说法,其实主要还是在养病,总之许世友9月初才动身,从牙山到青州,再于9月11日赶到位于泰安的兵团部。

看到许世有抵达,谭震林和王建安终于松了一口气,大战在即,司令员不在前指,许多军务就处理不了。

许世友坐镇兵团司令部后,立即审阅了作战计划和作战地图,认为攻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集团后,兵力似乎不够集中,请求调整兵力部署,至少要从西集团调出一个纵队加强到铁路以东。

这封电报却是发给西柏坡的,军委当日回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

(许世友司令员)

电文实则婉转地否决了许司令员的建议,并在最后强调:“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这封指示电一锤定音,对济南战役的整体部署和最后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兵力部署的意见统一后,许世友认真琢磨一旦破城后,王耀武和济南残敌可能的突围方向。在彻底占领济南机场的情况下,济南之敌向南逃跑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要通过大片解放区才能到达临沂地区,而距离最短的捷径,是奔向东南逃往青岛。

许世友认真查看地图,突然大手一指对作战科长说:如果王耀武东逃,那么寿光县城以东20公里的“张建桥”,便是他的“华容道”!

四、济南城头红旗扬

客观来说,济南战役对蒋军而言,其实是一次必败的战局,因为华野集中了全部主力共约32万余人,而王耀武的济南守军不足11万,杜聿明能够集中起来的三个兵团援军(邱清泉、黄百韬和李弥)亦只有17万人。

换言之,敌我兵力对比是28万对32万,何况素质和士气又相差极大,实力完全不对等。王耀武身经百战,对这样的局面看得很明白,他也完全不相信杜聿明“十五天援兵即到”的鬼话。

所以面对华野围城,他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请求济南守军撤往临沂再转徐州,结果老蒋不准,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坚守待援”,条件是必须增加守城兵力。

也就是说,王耀武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利用济南坚固的城防工事和数量足够的守军,尽量拖延华野破城的时间,以期杜聿明能兑现承诺,带着援兵爬过来。

济南守敌虽然纸面兵力有近11万之众,其实正规军只有三个整编师,即整编第2师、整编第73师和整编第84师(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兼师长,这个整编军只辖一个整编师),拢共不超过6万人,其他都是第二绥靖区所属的地方和杂牌武装,战斗力稀松。

包括绥区独立旅、特务旅、保安第4旅、保安第6旅、保安第8旅、“青年教导总队”、“人民先锋总队”等等,这些部队欺负老百姓还可以,真打起来根本不堪一击。

因此在华野围城后,王耀武曾亲自飞往南京,目的只有一个:既然不让我撤退,那就必须再给援兵。

老蒋被逼得也没办法,只好手令刘峙抽调整编第74师(重建的)、整编第83师空运济南,这俩都是王耀武的老部队,如果再加上整编第73师,那王耀武当年第24集团军的战斗序列算是齐全了。在王耀武看来,只有这三个精锐军在手,济南死守一个月问题应该不大。

不料徐州剿总的刘总司令阳奉阴违,担心徐州兵力空虚,最后只运到整编第83师的一个旅、整编第74师的七个连,拢共7000余人的援兵。再后来济南机场被我军火力封锁,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也运不进来了,不过是整体计算,济南守军最后还是超过了11万人。

1948年9月15日下午,我攻城西集团所属之渤海纵队,在开进途中与龙山守敌的前哨发生遭遇战,济南战役打响第一枪。9月16日深夜24时,在那一年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许世友下达了济南战役总攻击令:开始!

华野六个攻击纵队附冀鲁豫军区部队,在聂凤智(东集团)和宋时轮(西集团)两位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开始奋勇攻击济南城。

战至9月17日下午,由于华野东集团进展极快且攻势猛烈,王耀武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东线才是我军主攻方向,于是调动原驻西侧机场附近的战役预备队第19旅和第57旅,全部投入东线战场,遂使西线的防御出现较大漏洞。

宋时轮司令员抓住机会,指挥西集团全线压上,连克济南西区的若干要点,使吴化文整编第84师的阵地,完全孤立和暴露在我军面前。

面对华野大军压境,以及王耀武保存嫡系和牺牲杂牌的企图,吴化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策反之下,于9月19日率全军战场起义。

(粟裕)

起义的部队包括整编第96军军部及独立旅、整编第84师师部及两个旅,共三个旅20000余人,这次战场起义,彻底敞开了济南西区的防线,华野3纵、10纵超越吴部阵地攻击前进,迅速接近火车站和商埠等重要外城阵地。

如此战至9月20日,王耀武情知大势已去,济南肯定是守不住了,乃急电南京和徐州请求突围。

(吴化文)

五、王耀武金蝉脱壳

老蒋再次不准突围,一面严令杜聿明率三个兵团火速北上增援,一面命令空军对济南外城进行狂轰滥炸。英勇的华野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轰炸,仅用一天就攻克外城,此刻王耀武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了:济南内城。

1948年9月23日深夜,华野第9纵队第73团率先登上内城城头,把敌人的防线撕开了一个口子,开始奋力突入;第13纵队第109团紧随其后,也打开了内城突破口,大批解放军战士插入内城,这两个团战后分别被授予“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

天亮时分,内城守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王耀武躲在大明湖北极阁的作战指挥部里,跟前沿各部队的联系全部中断,四处都爆发巷战,四处都是喊杀声。王耀武知道最后的关头到来了,下令提前开饭,然后召集部属训话:

“现在我们外无援兵,内有叛逆,已经苦战了八天,尽了军人的天职。至此,我王耀武已经无用武之地,但是我们不能成仁,第一,我们已经尽了天职;第二,这不同于抗日,假如我们自戕,必遭后人耻笑”。

所以王耀武要求:“我奉劝大家,放下这已无用的武器,该投亲投亲,该投友投友,自求生路去吧,我是黄埔三期学生,不能擅自投降,我将亲率军士,向北突围,以报校长栽培之恩”!

抗战时期王耀武治军极严,临阵脱逃者一律严惩不怠,而这时却主动命令部属“自寻生路”,之前还下令释放了监狱里面的全部“政治犯”,除了精于算计以及对部下较为爱护之外,我们也基本能揣摩出他当时的心态来。

训话完毕,王耀武即将指挥权移交给参谋长罗辛理,带着副官、卫士等人,率领最后掌握的两营部队,开启了他的逃跑之路,这个计划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很有些“金蝉脱壳”的味道。

(谭震林)

这几百人的警卫部队,首先钻入铁公祠西侧的一条地下通道,王耀武则带着亲随最后进入。当两营兵从城北潜出后,通过一片低洼地和一条铁路后,便与解放军围城部队发生遭遇战。

等这两个营跟解放军交火一段时间后,王耀武随即下令部队向后撤退,又逃回济南城内。也就是说,王耀武刻意营造了一种“小部队突围不成被打回城内”的假象。

等到解放军部队全力追击那两个营部队时,他和四名卫士等人却偷偷留下来,先隐藏在一个小村庄里。及至追兵一过,他们换上早已准备好的便衣,摇身一变成为了被战火“吓坏了的商人和百姓”。

六、张建桥束手就擒

化装走到校村口时,王耀武一伙人居然还壮着胆子向警戒的解放军战士问路,可谓狡猾之极。一名华野小战士客气地给他们指明了远离济南的方向,于是王司令官带着亲随,就这样仓惶逃出济南,先向北再折向东,一路奔青岛逃去。

王耀武一行晓行夜宿,9月27日潜至山东寿光县城,草草休息一夜后,次日早晨继续出逃,出寿光城向东。他们于1948年9月28日上午8时,到达许世友之前算好的那座“张建桥”桥头,迎面遇到了桥头的检查哨。

这座“张建桥”东西向横亘于弥河之上,长近300米宽约4米,是沧潍公路从寿光向东的必经之路,相传是一位张姓“善人”捐资所建,遂有其名。济南战役打响后,已经是解放区的寿光县公安局,接到了山东兵团的命令,要求地方武装严密把守路桥并严查过往行人。

桥头检查哨有三名公安战士在武装执勤,拦下王耀武一行的大车后,当即发现有些问题:这伙人的打扮不商不农,口音也不是济南的,且回答问题支支吾吾,极有可能是从济南逃出来的残兵败将,于是将他们一体带回寿光县公安局进一步盘查。

接下来就是分别盘问,躺在大车被窝里的王耀武,哼哼叽叽表示自己正在生病,负责审讯的公安局干事揭下了他蒙脸的毛巾,又摘下了他的呢帽,发现前额上端肤色呈明显的变化,这是常年戴军帽的特征,遂立即要求他下车。

亲自一个扮成“侄子”的卫士,立即以敏捷的动作把“叔叔”背下车来,看起来训练非常有素,还掏出雪白的手纸服侍王耀武去茅房。

(王耀武逃跑的剧照)

审讯干事都乐了,这么大的谱哪像个商人?肯定是个逃亡的敌军官,而且职务还低不了,估计至少是个少将,于是开始了更严格的讯问,王耀武则瞪着眼睛瞎编:

“我叫乔坤,临清县人,在济南开菜馆”,公安干事问他菜馆叫什么字号、他会不会烧菜,王耀武慌得一批:“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字号,这很混乱,我被大炮吓得很糊涂,我是雇人烧菜的”。

公安干事追问,跟他一起的几个人都是哪个县哪个村的,父亲都叫什么名字,王耀武编得好辛苦,但还是驴唇不对马嘴。而另外几个卫士的回答,更是乱七八糟,于是寿光公安局的同志,已经基本判断出来这是一条大鱼,紧急上报。

同时派来一位经验丰富的股长再次审问,几番交锋下来,王耀武知道瞒不下去了,突然问负责审讯的股长:“你是不是县长”?股长说别扯没用的老实交代身份,王耀武垂头丧气慢慢说道:“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就说实话吧,我是王耀武”。

以上内容,摘自山东解放区1948年10月11日的《渤海日报》,文章详细介绍了王耀武被俘和交代的经过,至此,蒋军在山东的头号人物王耀武,终于成为了一名战俘,不久解送华野政治部开设的“蒋军高级军官教导团”学习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王耀武再被转送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思想多有顾虑,主席特地委托罗瑞卿转告:“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

1959年底,王耀武成为首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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