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1月，当时，茂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及部队近万人,遭到8万多国民党军队的包围。除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外，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

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实为政委、党委领导人)、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负伤后自杀。如此惨重的损失，是红军改编八路军、新四军后从未遇到过的。

罗华生（罗华生平）

早在事变发生的半年前，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电令项英等及早渡江北上，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遵命率部到了江北，但项英却迟迟不动。直到国民党顽固派顾祝同等调兵遣将，布好埋伏，处心积虑地要对新四军动手了，项英才挥军北移，钻进国民党反动军队设好的“口袋”之中，致使近万名新四军健儿惨遭毒手，实在令人痛心。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华中后，引起新四军、八路军全体指战员的无比愤慨。黄克诚更是悲愤万分，他为近万名战友的死难而悲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径愤怒异常。人们通过镜片可以看到，他的两只眼睛似乎已被怒火烧红了。

1月25日，由黄克诚领头，以华中八路军将领18人的名义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发电报严厉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卖国罪行；并建议我党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电文如下:

江南新四军遵令北移，惨遭当局下令围歼。消息传来，全军震愤!此次惨变，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反共顽固派有计划地制造内战，实行卖国罪行之开端。阴谋家不仅欲置我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于死地，且欲将全国一切抗日军民一并出卖，以求得他随时向敌人作投降之勾当。阴谋险恶，罪恶滔天！民族生存危如垒卵，克诚等为国家生存、民族解放计；特提出下列七项建议，请鉴核示遵：

(一)迅速撤回八路军、新四军在大后方各地之办事处。

(二)撤回我党在国民参政会之参政员。

(三)调必要的武装加强陕甘宁边区，保卫陕甘宁边区。

(四)我全党全军应紧急动员起来，以应付事变得继续发展。

(五)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回大后方去肃清内奸。

(六)联合抗日党派及军队，准备成立新中央政府来坚持抗战大业。

（七)立即布置全国性的清除内奸的计划。

克诚等谨率全华中八路军，随时准备待命行动，誓在我党中央领导之下奋斗到底。

临电悲愤，立候明令。

电文的字字句句，渗透着黄克诚等同志对时局的关心和思考，渗透着他们誓在党中央领导下战斗到底的决心。

“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形式，揭露和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要求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好反击顽固派的充分准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我党组织开展反对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斗争，兴起一个声讨顽固派的群众运动。

接着，中央军委发布了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5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

尔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全军共7个师、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其阵容为：

第1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驻苏中地区；

第2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驻淮南地区；

第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驻苏北、皖东北地区；

第4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驻豫皖苏边区及淮北；

第5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驻鄂豫边桐柏山区；

第6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驻苏南地区；

第7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驻皖中、皖南地区；

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活动于皖东北一带。

黄克诚领导的八路军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的同时，原第5纵队的第1、2、3支队，也依次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的第7、8、9旅。上级任命彭雄为新四军第3师的参谋长，吴法宪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新四军第3师兼苏皖军区，9月以后，又改建苏北军区。黄克诚也同时兼任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军政委员会书记。军区下辖淮海、盐阜两个军分区。与此相对应，苏北地区组建了淮海、盐阜两个地委，地委书记也都由部队的同志兼任。

此时，黄克诚一肩挑起了领导苏北地区党政军民抗击敌伪和建设根据地的重担，他决心竭尽全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尽快使这一地区“抗日民主化”，成为我党的“红色区域”。

开辟、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千头万绪，黄克诚首先从选派干部，发动群众，建立县、区、乡村政权，打击地主土匪，进行减租减息，组细生产自教，安定民心等工作抓起。他日以继夜，又是开会布置工作，又是下乡村搞调查研究，忙得身不挨家。

在阜宁县召开的一次绅士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了抢修海堤、治每年夏秋季节海啸经常漫上陆地，为害百姓。海啸一来，房倒屋漏，人亡畜伤，难民遍地。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曾迫于当地绅士和百姓的呼声，勉强拨了一点经费兴修海堤，但各级官员层层克扣，偷工减料，凑合修的一道矮堤，一次就被海啸冲垮了。

目睹沿海人民背井离乡，苦不堪言的惨状，黄克诚决心修起道坚固的提坝，防御海啸，造福群众。他向阜宁县县长宋乃德交待说：“这是一件关系到民生的大事，再困难也要修。这会使群众了解共产党和他们是一条心，是为他们办事的。我们把这事要看作不仅仅是修一道堤，而是筑起人民军队、人民政府联结广大群众的一条坚固的纽带。”

为了解决修堤的经费问题，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他们发行了100万元的筑堤公债，并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动员了上万民工，加上部队的一部分兵力，军民一齐上阵，在海滩展开大战。以宋乃德县长为主任的“修堤委员会”还专门聘请了工程技术人员江擎宇为总工程师，进行现场指导。

坝堤在一天天的增高，沿岸人民欢欣鼓舞，但敌人却使出各种手段来破坏。

有一天，八滩公粮管理局局长陈景石的屋里来了20个穿军装的人，声称他们是新四军，是来协助施工的，要陈局长为他们准备饭。结果把陈景石骗到二里路外的一个无人处，开枪杀害了。

原来这是一伙十分凶恶的匪特，想以此手段来破坏人民群众与新四军的关系。黄克诚闻讯，一面派部队去追剿这伙匪持，一赶到工地，和民工们一起铲土筑堤，稳定大家的情绪。很快，长54里、底宽18米、顶宽25米、高3米的北堤修了。接着，大家一鼓作气又开始了南堤的修筑。又在南堤快要竣工时，不甘心失败的敌特又伸出了黑手，他们偷偷绑架了一直在海边领导修的区长李正东，残忍的砍去了亿的两只腿，把他抛入海中。

消息传来，黄克诚万分震怒。他一拳砸在桌子上，狠狠地说：“一定要彻底消灭匪特，为李区长等烈士报仇！”

1941年7月底，全长90华里的南北长堤终于修成。就在海堤竣工的第二天，又遭到狂暴的海啸的袭击。尽管这次海啸比往次高出近一尺，但新修的大堤却巍然不动，成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道屏障。

群众从实践中认识到：共产党才真正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就连一些曾有抵触情绪的乡绅们也改变了看法，开始向人民政权靠拢。当地的群众提出：为了感谢共产党、新四军的恩德，把这条堤命名为“宋公堤”，以表彰带领他们修堤的“修堤委员会”主任宋乃德县长。在他们看来，宋县长是共产党员，即代表政府，又代表共产党新四军，以他的姓命名最合适。宋乃德却一再恳切推辞。黄克该拍着他的肩膀说：“这是群众对你的嘉奖啊！我们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为了使广大农民能休养生息，在经济上得以缓解，黄克诚根据上级的布置，在根据地内开展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运动。在当时土地改革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这是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一个好方法。

刚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时，有些群众心有疑虑，再加上受地主恶霸的成胁，有的白天减了，晚上又偷偷送了回去，形成了明减暗不减的局面。

黄克诚了解情况后，便派出一些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下去进行纠正。他们加强宣传教育的力量，派工作队和文艺宣传队下乡通过各种方式来打消群众的顾虑。当时宣传队演出了一出话叫(照减不误》，群众看了很受教育，认清了翻身求解放的道理，使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与此同时，他领导群众开展了勤俭节约和大生产运动。他看到用语用近有一户老乡，因无牲口种地，非常着急，就命自己的马夫牵着枣红马去帮老乡把地种上，老乡过意不去，说，黄师长没有马骑怎么行？”黄克试说：“农时不能误，先把地的种上要紧。贫苦出身的黄克诚不但能打仗，劳动生产更是内行，他不但指挥全地区广大军民开展生产节约运动，而且亲自开荒种地，有时去开会的路上也要背上一个拣粪筐，他种的西红柿又大又圆，分外惹人喜爱，指战员们都在议论：“我们的黄老头真是个多面手！”

苏北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我军到这里后，国民党顽固派更是利用土顽、匪特纷起作乱。他们互相勾结，打砸抗日政府，杀害我方干部，抢劫残害群众，欺压平民百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为了保卫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府，巩固发展苏北根据地，从1941年上半年开始，黄克诚下决心抽调主力及地方部队，大力清剿镇压土匪顽劣，为民除害。

9月的一天，黄克诚师长及新任副师长张爱萍和参谋长彭雄，都把目光集中在一个敌顽据点上——郑潭口。

郑潭口位于阜宁县西北、涟水县东北部，距涟水县城60里，处在一帆河与完蛮河交叉的河湾里。这个镇子虽然不大，但位置十分重要，是我盐阜区和淮海区两个根据地联系的纽带，也是控制日伪大新集、新安镇及五港等据点的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

郑潭口驻扎着恶霸地主孔礼清、王士珍和叛徒徐锦同的部队800多人，有900多支长短枪，还有少量轻重机枪。这伙土顽匪特经常配合日寇进行扫荡、清乡，扩大伪化区，残害蹂躏周围群众，对我军执行任务威胁极大。于是，黄克诚、张爱萍决定：拔掉这个钉子！

但是，要拔掉这个钉子谈何容易！敌人把这个镇子建成了一个大据点，据点东西宽300余米，南北长500多米，四周是6米多高的围墙，南、北、西三面还建有两米厚的夹壁墙，夹墙内可行人，有对内对外的射击孔。在墙下面还筑有地道，地道与90多个地堡、暗码和炮楼相连接。镇内有6个炮楼，还有一个12米高的用水泥筑成的中心炮楼。围墙外建有4道防线，最外面的是一道鹿寨，东边的一帆河更是一道天然防线。所以伪军吹嘘说：郑潭口是“攻不破的铁镇”。日本人也称之为“模范工事”。

郑潭口据点除驻有800多名土顽外，在其西北6里的大新集还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和300多名伪军；在其西南部的五港和新安镇也驻有日军，可随时增援。故在敌人眼里，郑潭口简直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了。

经过考虑，黄克诚把攻打郑潭口据点的任务交给了第8旅第22团去完成。28岁的团长张天云(以后曾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立即来领受任务。黄克诚看着这位虎将叮嘱他：“这可是个硬仗啊！为此，把师炮兵营调给你们，涟水县大队也配合你们行动。”

张团长信心十足地表示：“保证完成任务！”暮色中，第22团悄悄进入战斗位置，完成了对郑潭口的包围。他们的战斗方案是：由担任主攻的第3营打下东南角炮楼，消灭两面夹墙的敌人后，再进攻敌人的中心炮楼。第2营从东北角进攻，突破外围后，消灭围墙外炮楼和北面夹墙中的敌人。第1营和特务连及涟水县大队担任阻敌增援的任务，师炮兵营的任务是击毁敌堡垒和炮楼。

晚上7点钟，张团长一声令下，第3营营长郭本炎带领第9连，用4辆木轮车蒙上七八层湿淋淋的棉被叠成的“土坦克”开路，一边冲锋，一边射击，冲垮了鹿寨、土圩，迅速把东南角炮楼和两侧的地堡拿了下来，顺利控制了东南角一带。第2营营长何文清带领第5连，一举歼灭了镇子北面炮楼的敌人；教导员尹培良率第6连进攻镇子的东北角，经过七次冲锋，通过五道封锁线，毙伤敌人80多名，终于攻克了东北角炮楼。这时，预备队的两个连队也投入了战斗，他们在夹墙中同敌人拼开了刺刀，逐段、逐墙地进行争夺，经过一整夜的战斗，东方露出鱼肚白时，第22团完全占领了所有夹墙和四角的炮楼。

这时，敌人凭借坚固的中心炮楼，负隅顽抗，以猛烈的火力阴我前进，企图固守待援。副团长童世民带领战士们反复冲锋，均未能奏效，他本人和20多位同志都负了伤。

团长张天云重新进行部署，他从各连调来优秀射手，组成神枪队，压制敌人的火力，掩护第11连向中心炮楼突进，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抬着云梯向前冲锋。他们把云梯一次次架上炮楼，却一次次被敌人推倒。战斗一直对峙了三个小时，中心炮楼还未拿下。在这紧急关头，师参谋长彭雄和张团长经过冷静思考，决定抽出精悍的战士组成奋勇队，在干部的带领下从东北角中心炮楼的地下挖地道，给它来个中心开花。

在地面火力的掩护下，地道慢慢进入到中心炮楼的底下，一声爆炸，震天动地！

顽固的中心炮楼终于被拿下。汉奸大队长王士珍开枪自杀，其余全部交枪投降。此役我军竟伤敌伪官兵300多人，俘虏伪支队长徐锦同以下500余人。

当郑潭口战斗打响后，附近的日伪军增派部队来增援，但均被我第1营击退。后来，他们看到大势已去，郑潭口难保，便灰溜溜也来了个向后转逃走了。就这样，为害苏北地区多年的匪患被平息了，人民群众得以安生，抗日政权得以巩固。

在开辟和建设苏北根据地的过程中，黄克诚在剿灭土匪的同时，广泛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亲自上门拜访，向一些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宣传我党我军的各项方针政策，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知名人士进行接触，发挥他们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当地颇具影响的知名人士如前清举人庞友兰、曾任北洋军

阀吴佩学秘书长的杨茫江，教育界颇有名望的宋泽夫以及韩紫石、计雨亭、李明扬等，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为抗日救亡活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盐城县参议长、著名教育家宋泽夫被日寇捕去后，面对敌人的淫威，大义凛然，手指敌酋痛骂不休，在狱中不食敌人送来的一粒米、一口水，宁死不屈，表现了很高的民族气节。杨芷江老先生曾做过国民党湖北省主席，黄克诚邀请他参加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后，他非常感动，逢人便讲：“黄克诚师长不愧为共产党的将才，他胆识过人，能团结朋友，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我们民族的希望。”当日伪军对苏北地区进行大“扫荡”时，杨老先生大义灭亲，为掩护我党我军的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

计雨亭先生在一次参议会上，看到抗日政府经费困难，当场捐献10万元支持抗战，并动员自己的儿子带领10多名青年参加了新四军。

当时，还有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如邹韬奋、范长江、钱杏邮(阿英)、沈其震、薛暮桥、贺绿汀等，也纷纷来到苏北，参加抗日工作。黄克诚总是热忱欢迎他们，保护他们，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方便。这样，不仅繁荣了苏北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而且也为我党保护、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文化战士。

1942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先生从上海辗转来到苏北后，黄克诚像老朋友一样的同他亲切交谈，并专门为他召开欢迎会，安排有关部门为他治病，照料他的生活，为他的工作提供方便。

1943年日寇开始大“扫荡”前，黄克诚亲自安排师部特务营将邹先生等护送到安全地点。邹韬奋先生曾动情地说：“我遇到许多老革命家，黄克诚的朴实诚恳、平易近人，给我印象极深。我病愈后，一定要大书特书黄克诚的忠诚、忠厚。”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应付敌后斗争的各种严重情况，

积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苏北从1942年11月起，实行了精兵简政、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主力化以及一元化领导等措施。为统一全苏北地区的党政军的领导，经上级批准，成立了苏北区党委，归华中局领导。由黄克诚任区党委书记，金明任副书记(后改为李一氓)，金明同时兼任淮海地委书记，区党委委员向明任盐阜地委书记（反华中“扫荡”期间，为便于统一指挥，盐阜地委书记曾由张爱萍兼任)。对领导机关作了最大限度的精简，使基层部队得到了充实。

鉴于地方部队成分比较复杂，纪律也比较松弛，干部缺乏带兵和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新四军第3师在实行主力地方化的过程中，先后将4个主力团分散编入地方部队，使地方部队大大充实了骨干力量，加速了地方部队的主力化。

地方部队升级为主力部队又重新组建起新的地方部队。这样，主力部队地方化和地方部队主力化滚动发展的结果，不仅巩固了地方政权，加速了地方建设，同时也使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都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淮海军分区的两个主力团地方化以后，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发展很快，经过两年的艰苦战斗，两个团发展成了6个团，由原来的3200人扩大到1.5万人，主力部队成倍的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