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论桐城派的资格问题

桐城派，对于桐城人而言，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也常常使桐城人处于矛盾、尴尬境地：桐城派，我知道；再细问，我不知道。所以，对桐城派，桐城人既有资格谈论，又没有资格谈论。

桐城人有资格谈论桐城派。地域的优势，使得桐城人有资格谈论桐城派。毕竟桐城派作家群中，多数人是生于斯、长于斯，甚至老于斯。尽管时间流逝，风云变幻，但不同历史时代的人都拥有相同的生长地理环境——桐城，再加上先人的生活遗迹仍在，街头巷尾的传说仍有，所以桐城人一出生，便在有关桐城派的氛围中，生活、成长，可以说是，耳濡目染。所以，桐城人，哪怕祖籍是桐城的桐城人，都知道：桐城曾经出现过一个“桐城派”。

安徽桐城派代表人物（清代散文桐城派代表人物）

桐城人没有资格谈论桐城派。说桐城人没有资格谈论桐城派，一是因为大多数桐城人对桐城派的了解和理解，仅限于“桐城派”这个名词，仅限于“桐城派”的民间传说，谈不上理解，更多的是口头传播、口头认同；二是桐城乃至桐城人在实际行动中已抛弃“桐城派”的遗产。文化的传承既要依靠人也要依靠媒介，而今天的桐城，既无人也无物来传承“桐城派”。作为曾经的“桐城派”传承人的孵化基地——桐城中学，由于考试制度的影响，既无师资从事桐城派的传承工作，也无教学内容涉及桐城派；即使是有意从事桐城派传承工作的桐城师专桐城派研究中心，却几乎得不到官方、民间的资金支持，苦苦挣扎，能撑多久，未从可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成立的“桐城派研究会”，却是半个衙门，无意传承与研究。仅有几个民间人士在从事桐城派研究与传统，但难以形成气候。所以桐城尽管拿着“桐城派”的金饭碗，但干的却是要饭的事。作为桐城，作为桐城人，研究、传承“桐城派”本是份内的事，却没有做、没有做好，真是愧对列祖列宗，何来资格谈论桐城派？！

二、桐城派的应用问题

桐城派对桐城、桐城人而言，既是光环，也是包袱。桐城派的光环，无论是地域的桐城，还是个体的桐城人，已把它发挥到极致。作为地域的桐城，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对外交流，主打“桐城派故乡”，知名度迅速上升，文化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官员的脸上也仿佛荡漾着“桐城派”的波涛，工作成效激增。这既得益于祖先遗产，也得益于上世纪的一纲一本的教材制度。随着，一纲多本教材制度的深入实施，将来国人对桐城派了解多少，真的是个未知数。到那时，桐城派的牌子效应，还有多大，也不知道。至于个体的桐城人，对桐城派光环的使用，自不待言。一说起自己是桐城人，满脸的自豪，仿佛自己也是“桐城派”中的一员，作文赋诗样样在行；又仿佛受祖先的荫护，自己智高一筹，念念不忘：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十只九头鸟，抵不过一个湖北佬，十个湖北佬抵不过一个桐城佬。

桐城派对桐城、桐城人而言，就是一个光环，但这个光环使用不当，便成了包袱。尽管桐城派的辉煌，是百年之前的事了，但并不妨碍它对后世子孙的荫护：桐城派的出现，说明桐城人聪明。这个结论，能不能站得住脚，姑且不论，但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拿它作说辞。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桐城的发展曾经出现过一个小高潮，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文化教育，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桐城的推销员和高考成绩，在安徽、乃至全国均引起较大的反响，可称之为桐城发展奇迹。追根溯源，原因只有一个：桐城派的影响、桐城人聪明，自豪之余，再无其他探索。这种归因，也许正确，但不足以为持续、深入发展增添新的动力，也无法提供精准的支持政策。这也许可以解释桐城当今发展困境的原因所在，即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未能对成功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科学总结，致使后期发展乏力。于是，光环变成了包袱。

三、桐城派问题的再出发

作为桐城、作为桐城人，恐怕今生今世都离不开“桐城派”了，尽管有时只知道这么个名词，因为它已渗入骨髓、融进血液，假如有来世的话，估计也是如此。但桐城、桐城人对桐城派的情感，与非桐城籍的人有很大的不同。非桐城籍的人对桐城派的情感，更多的从职业、学术角度而言的；而桐城人对桐城派的情感，就是后世子孙对祖辈的尊崇，犹如孙子对爷爷的情感，这也是非血缘关系或非桐城籍的人难以体验的。但今天的桐城、桐城人其实并不太关注桐城派的学术成就，更多的是借助对桐城派的关注，反映一种心理需求：希望当代能够再度出现一位，如吴汝纶一样的、在外已经功成名就的桐城人，回乡，再度引领桐城走向曾经有过的辉煌！

这种心理欲求反映出桐城的无奈，能否实现，很难说。单就目前而言，无法实现。一方面，就全国而言，桐城籍的硕士鸿儒少得可怜，且多为理工类的，他们的工作条件比较高，桐城是满足不了的；另一方面，就目前的条件而言，即使有人愿意回来，也面临有家回不来的尴尬局面。所以，这种心理欲求，只能作为桐城求贤若渴的姿态表示。作为桑梓地的桐城，在桐城派的传承方面，关键还得靠生于斯、长于斯、居于斯的桐城人。

但桑梓地的桐城派研究不必与学院派的桐城派研究相同。学院派的桐城派研究喜宏大叙事，好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以期推广，或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教益。如果说学院派的桐城派研究，是一种提高性的研究，那么桑梓地的桐城派研究就应以一种普及性的研究为主，可从微小处着手，重人格魅力的发掘，既可操作，又便传播，就如我们小时候听父母讲祖辈们的故事一样，自然流畅，又收获颇丰。从这个角度说，桐城本地的民间人士，所主编的桐城故事，就传承、传播角度而言，非常有价值，因为非专业人士，有几个人愿意阅读学术论文呢？一种文化，只有先在本地传播、保存下来，在后期才有发扬光大的可能。“六尺巷”的流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了解，在早期，“六尺巷”就是一个街头巷尾的传说；后经道光年间的《桐城县志》与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记载固定，随后流传范围扩大。建国后，再度兴起，一是毛主席在处理中苏关系时的运用，二是原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到访。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反映一个问题：人格魅力，所不同的是毛主席将其上升为国家人格魅力，而王岐山将其定位为官员人格魅力——官德。假如，没有桑梓地传承的努力，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同时，翻阅学界研究，在王岐山书记到访桐城之前，有关“六尺巷”的研究非常少。

其次，桑梓地的桐城派研究可挖掘其中蕴含的家国、桑梓情怀。桐城派是一个作家群，全国罕见，此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其中虽有科举因素，但与桐城人的交际、交往的“潜规则”（此处作褒义，非贬义）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个“潜规则”是什么？至今没有人能说清楚，为方便起见，暂时将这种“潜规则”称为抱团发展，那么促成桐城先辈抱团发展的因素有哪些；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无变化；现时代如何利用，等等。而这方面的研究，姑且称为桑梓情怀研究，只有桑梓地的桐城可以做，其他地方的人做不了。桐城派的家国情怀，也多有忽略。桐城派作家，尤其是晚清民国时代的作家，均具有家国情怀，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就是明证，因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整个中国大的发展形势就是教育救国，不能像有些著作、乃至如《安徽教育史》之类的书籍一样：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一方面指出他们的先进之处，另一方面又点出“不能认识到清朝政府的腐败”之类的不足。要回到真实的历史情境中，考察他们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能够做什么，又无法做什么，才能真正地挖掘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切不可从今天的视角出发，严格要求他们，提出过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