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邑之南

援引《中国社会史》的考证资料，我们可知唐朝时期的长安，曾作为亚洲历史上所有民族文化的汇聚地，有史料可考来到长安的异国民族分别有：

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高丽人、于阗人、龟兹人、粟特人、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地区）人、波斯人、大食人、印度人、僧伽罗人（今斯里兰卡）等数十个民族。

秦吉了（秦吉了是什么鸟）

而在这些民族中，来自林邑以南地区的昆仑儿，则最为独特，不仅是语言，还是习俗，均与众不同，然而要说最不同的一点，还是直观上的肤色。

其实早在隋朝时期，古人就对昆仑儿有一定了解，而且普遍达成的共识是，认为这些人的肤色，与中亚或者西亚地区的民族完全不同：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一窥当时的昆仑儿外貌，首先眼窝深邃，卷发肤黑，日常赤足不穿鞋，用一块大大的幅步缠身，便是他们的着装。

昆仑儿彩俑

从这些描述中，使我大概联想到唐朝时期所谓的昆仑儿，很可能是印度人，虽然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昆仑奴”的文章，探讨过昆仑奴来自于非洲的可能性，而且这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然而还有一首诗，为唐朝诗人张籍所作《昆仑儿》，其中如此写道：

大家注意第一句中的“海中州”三个字，我个人推断，若是指林邑以南的“海中州”，那么就是说的东南亚等岛屿国家或地区，比如印尼，比如苏门答腊岛，那么进一步推断，昆仑儿应是来自于东南亚诸国的原住民，很可能是现在马来西亚土著的先祖，他们的肤色并不完全如非洲人一样黑，而是介于亚洲人与非洲人之间，但对于当时的唐朝人来说，也是足够不同的肤色，因此人人见到远道而来的昆仑儿后，皆留下了深刻直观的印象。

再加上最后一句“行时半脱木绵裘”，我们可进一步推断，这些昆仑儿在外出行走时，穿着木棉制成的衣物，喜欢袒露半身，或者斜露出上半身。

不过这么思考以后，让我感觉很兴奋，说来说去好像又绕回来了，整个昆仑儿在古籍里的种种描述，竟然与印度教里的苦行僧如出一辙。

所以把种种复杂信息整合到一起，比如卷发，肤黑，坦露半身的衣着，赤脚，等种种线索联系在一起，我个人据此推断，唐朝时期的昆仑儿，应是一种具备广泛意义的代称，代指“林邑以南”地区异国他乡的人们，可以是印度人，也可以是马来西亚人，印尼人，但凡是林邑以南地区的民族，都能以“昆仑儿”冠之。

不过国家博物馆里，还展出过一尊唐三彩风格的立俑，从整体造型上又更趋向于非洲人的风格：

中国国家博物馆·彩绘黑人立俑

这也就意味着还有一种可能性，唐朝人所说的昆仑儿，其实也包含非洲人在内，由当时的非洲辗转经过波斯等国，最终跟随异国商队或使团来到大唐，使当年的唐朝百姓看到了海外世界的不同风情。

另外一点，我们所熟知的中亚等国，比如突厥，婆罗门等邻边国家，在历史上很早就来到了中国，或是商队，或是使臣，然而林邑以南的地区，却鲜有政权与中原政权建立联系，这一观点也在唐朝时期得以验证，《唐会要·殊柰国》中明确提到，当时的昆仑人属于“横空出世”的一种族群，在唐朝以前，乃至贞观以前，都未与华夏文明建立过沟通，直到李世民即位，才随使团来到大唐，得见唐朝的大国气象，才首次以别国政权的形式，与唐朝结交朝贡关系。

这一个小国，名为殊柰（nài），位置就在现今的越南北部。

这段记载可看作是唐朝时期将林邑以南的地区，尤其是这些地区的民族，统称为“昆仑人”的佐证，如此我们便可得知，唐朝时期所说的“昆仑人”，应是代指“林邑以南”的黑人无疑，并非单独特指我们现在理解中的非洲人。

比如从林邑往南走，见到印度人，可称为“昆仑儿”。

再往西南走，一路跨过汪汪大洋，去到非洲大地，见到非洲人，也可称他们为“昆仑儿”。

这是因为唐朝时期对于昆仑人的整体认知，是建立在“肤黑卷发”的基础上，如前文所述，我个人认为这一认知的逻辑环就完整了。

总结来说就是，以“林邑”为界，往南不管多远，但凡是肤黑卷发，均可称为昆仑儿。

在贞观二年以前，这些唐朝人眼里的“昆仑儿”，从未踏上过中原大地，而贞观二年以后，随着大唐敞开国门，广纳百川，喜迎八方来客，越来越多的昆仑儿得以一睹大唐的辉煌气象，这对于形成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自然有着积极作用。

那么林邑以南的这些“昆仑儿”们，来到大唐以后，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或者说与唐王朝之间，又建立起哪些具体联系呢？

我个人认为共有两个方面：

如上文所述，在贞观二年以前，昆仑人并未和唐王朝建交，我相信在往前的历史中，肯定有昆仑人因为各种原因而来到过中原，但也仅仅是有所见识或者民间往来，而政权与政权之间却并未建立联系。

那么在贞观二年以后，随着贸易的日渐兴盛，昆仑人当地的政权也加入到与唐王朝的朝贡之中，成为了大唐的藩属国之一。

这也就直接证明，唐朝当局是将昆仑人所处的地区，当做国家来对待，间接表明了唐朝对于外邦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旧唐书》记载，玄宗年间举行无比盛大隆重的封禅大典，天下四方来朝，几乎所有与唐朝建交的国家，全部派来首脑高官或者使团来贺，其中多达上百个大小国家的名单里，就有“昆仑”之名。

四方诸侯，莫不来庆，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牁、乌浒之酋长。

————《旧唐书·礼仪三》

由此可见，在参加封禅大典的外邦国家中，是有昆仑国的一席之地。

我想这正是一个大国的气度所在，不论你来自何方，不论你来自何地，都给予应有的尊重，试想当时的昆仑还是一个新兴的弱小政权，其各方面实力均无法与开元年间的唐朝相当，但大唐并未将其拒之门外，还是本着友好往来的原则，与其建立朝贡，并准许其位列于各藩属国之列。

又到了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但在当前的复杂时局下，我想多谈两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从古至今都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友好，这也是我国一直以来奉行的首要原则。

唯有互相友好对待，公平竞争，才能使贸易发展的更加繁荣，友谊才能更加长远。

就拿当时的昆仑国与唐王朝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举例，当年由唐朝领导建立的海上丝绸之路，汇集了东亚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各大小国家，尤其是像广州这种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口，几乎能见到当时大唐最繁荣的贸易景象，来自各国的奇珍异宝与商品，通过一艘艘商船运到大唐，使人们能够按需购买的同时，还能开阔眼界，同时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

所以自古以来，均把海上丝路的建立，认为是一件使双方，乃至多方共赢的壮举。

《海纳百川图》

深入来讲，其实这些历史上许多类似的交流案例，也验证了许多道理。

虽然我们只是在好奇当年来到大唐的昆仑儿，究竟有着怎样奇特的民族与文化，但如今的我们能得知曾经有这一类群体的存在，其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当年双方之间彼此友好的合作交流，为我们留下了各种各样丰富详实的史料。

表面上来看，当时的昆仑儿跋山涉水来到中原，与大唐建立友好关系，再将本土的奇珍异宝与优质商品运往大唐口岸，与大唐之间产生了密切且深刻的友好往来，这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最常态化的一种往来模式。

而本质上来说，这也是人类文明自起源之日，能够走到如今强大地步的源泉，无外乎四个字：

友好合作。

唯有友好合作，彼此尊重，才能双方共赢。

我想这也正是中华文化包容万千的本质，古人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中华文明内核精神的体现，我们从来不惧怕竞争，也从不对谁充满恶意，而是在确保自身力量逐渐强大的同时，将所有人类视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所有朋友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大家彼此共同进步，一起协作发展，才能使这个星球上的人类文明不断向前进步，不断和谐发展，向着更为光辉的未来迈进。

通过昆仑儿的相关记载，我们能够窥见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文化昌盛等宝贵的历史高光时刻，而探讨背后两种文明之间的思想碰撞与友谊往来，又能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人类文明中合作交流的重要性。

在如今繁荣与苦难并存，复杂与繁荣比之古代更甚的时局下，探讨历史上古人的对外交流，对我们现在而言非常有启迪意义，所谓大国，不止是自身各方面实力强大，同样也会体现在对他国的气度上，我想这一点，目前来看，我们国家已经尽善尽美，而且今天有目共睹的盛景，如上海这类国际大都市包容全球的文化氛围，大家走在街头，随处可见不同肤色与不同民族的外国友人，充满了平等与友好，我想他们也能切身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热情，这种热情，我们始终未变。

诚如那句老话所说：

喜迎八方来客，诚邀四海宾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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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儿》：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州。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

《唐会要·殊柰国·卷九十八》：殊柰，昆仑人也，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月余日。习俗文字与婆罗门同。绝远，未尝朝中国，贞观二年十月，始至朝贡。

《旧唐书·礼仪三》：四方诸侯，莫不来庆，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牁、乌浒之酋长。

《旧唐书·王庆方传》：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