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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萝卜快跑”事件引发热议。乘“萝卜快跑”10公里的路程车费为4元至16元，普通网约车为18元至30元。这导致“萝卜快跑”订单量快速增长。有出租车司机表示，出车10小时的流水只有之前的一半。

有网友犀利热评：10000辆出租车的司机，养活了10000个家庭，1000辆“萝卜快跑”养着一个老板。李国庆谈论此事，说道：“资本无序扩张的模式又来了，“萝卜快跑”低于成本价，属于不正当竞争，先便宜后赚。”

用塞德里克·迪朗在《技术封建主义》这本书中的话说，“萝卜快跑”亏钱抢市场的行为，就是“平台封建领主”的圈地运动。迪朗在本书中，深度揭示了平台主的资本秘密和最终获取巨大利益的底层逻辑。

《技术封建主义》

塞德里克·迪朗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年7月出版

随着数字资产与其用户变得密不可分，个人和组织的流动性受到阻碍。这种依附性打破了竞争态势，使那些控制无形资产的人比竞争对手更具优势，无须真正投入生产即可获取价值。于是，一种捕获关系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这种状况下，投资的目的不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发展掠夺的力量。

——塞德里克·迪朗

《技术封建主义》

让数据“活”起来的“大他者”

网络空间里的数据就像是一座座“数字金矿”，但这些金矿的开采并不是无限的，原始数据存在绝对稀缺性。原始数据、尤其是高质量的数据流的获取，需要巨大的投入。真正让这些数据“活”起来的是“大他者”——那些能够处理和利用这些数据的算法和服务。

例如，谷歌就像是一个超级数据处理器，它从全球各地收集信息（数据流），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提供搜索、广告等服务，这就是“谷歌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提取的地方成为战略要地，谁控制了这些地方，谁就掌握了信息的主动权。

数字技术破坏了真正的市场竞争

与传统资源（如土地）不同，数字资源具有独特的特点。土地是有限的，你占了一块，别人就少了一块；但数字资源，尤其是原始数据，虽然稀缺，但一旦收集和处理，其应用几乎可以无成本地扩展。这就像你写了一本畅销书，虽然写书的过程很辛苦，但一旦出版，每多卖一本书的成本就很低了。

在数字领域，大公司往往能够通过吸收初创公司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比如Siri，这个原本由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开发的虚拟助手，在被苹果公司收购后，迅速融入了苹果的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强大。这是因为大公司拥有更多的数据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够将这些初创公司的技术更好地应用和推广。

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个经济理念：在数字时代，组织（大型数字公司）优于市场。因为组织能够整合多种数据来源和算法流程，实现协同效应，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我们发现，数字技术不同于土地和工业资本等其他生产资料。它将稀缺的原始数据与几乎无成本的复制能力相结合，打破了传统资源的限制，同时破坏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市场竞争过程。

人们对“数字土地”的依恋

人们愿意放弃一部分个人隐私，换取算法带来的便利和效率，比如更精准的推荐、更快捷的服务等。这种关系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馈循环：数据越多，算法越智能；算法越智能，服务就越好；服务越好，人们就越愿意提供更多数据。这就像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螺旋，推动着整个数字世界的飞速发展。

谷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强大不仅仅在于算法的先进性，更在于它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用户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每个用户都在为谷歌贡献数据，而谷歌则利用这些数据不断优化自己的服务。这种协同效应和用户之间的互补性，让谷歌的服务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难以被替代。经济学家称之为“交叉补贴”，意思是通过让一部分用户支付高价，来吸引更多的用户享受低价或免费的服务。

比如，你在网上看免费的菜谱、用谷歌搜索信息，这些服务的费用其实是由广告商来承担的。而广告商之所以愿意支付这些费用，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这些平台接触到大量的潜在客户。

然而，这种超大规模的逻辑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越来越依赖于这些数字服务，以至于很难摆脱它们。如果你选择不使用大数据和算法服务，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被社会边缘化。这就像中世纪农民想要逃离封地一样困难，因为外面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他们熟悉的了。对于生产者来说，这种依赖更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平台，都离不开数字环境。他们的活动会产生数据，而这些数据又会反过来支持他们的活动。虽然你可以选择更换平台或收回数据，但高昂的转换成本和强大的网络效应会让你很难做出这样的决定。

总的来说，大数据和算法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它们构建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控制结构。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关系背后的经济动态和社会冲突制度，才能更好地应对数字时代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资本主义竞争背后的深层矛盾

马克思的观点提醒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并盈利，就必须不断降低商品价格，以此吸引消费者。但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劳动力的剥削，因为降低成本往往意味着减少工人的工资或增加他们的工作量。然而，有趣的是，尽管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基石，但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却致力于逃离这种竞争。硅谷的彼得·蒂尔就曾说过，创造价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捕获并保留你所创造的价值。这是因为，在全面竞争的市场中，所有企业都在争夺有限的利润，这往往导致利润被不断稀释，甚至消失。

因此，对于企业家来说，找到一个能够避免直接竞争、稳定获取利润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以法国不动产信贷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并不是为了进行生产性投资而成立的，而是为了通过股票市场投机来获取利润。它试图垄断对工业融资的控制权，从而掌握更多的资本和资源。这种行为，马克思称之为“工业封建主义”，即利用金融手段来控制和剥削工业生产。

技术封建主义的逻辑

现在，封建主义的逻辑也被应用到了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上。当这些平台开始垄断市场，它们可能不再那么关注如何改进服务或创新产品，而是更多地考虑如何从现有用户身上获取更多利润。这种时候，系统的活力可能就开始减弱，因为竞争变得不再那么激烈，创新的动力也会下降。

托斯丹·凡勃伦在他的《有闲阶级论》中，深入探讨了掠夺问题。凡勃伦的深刻见解之一是，当经济效率和创新达到一定程度时，掠夺性规范反而更容易兴起。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经济越发达，它为掠夺提供的空间和机会就越多。这就像是一个富饶的果园，吸引了更多的鸟儿来啄食果实。想象一下，有两个人在森林里找食物，一个是猎人，一个是采集者。猎人拥有武器，可以轻松地捕猎到更多的动物；而采集者只能依靠双手去摘取果实。这时，如果猎人不仅捕猎自己的食物，还抢夺采集者的果实，那么这就构成了掠夺。在这个例子中，猎人是掠夺者，采集者是受害者。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就像是采集者和猎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虽然每个人都在努力获取资源，但整体上是累加的，因为资源（如制造品）是可以不断生产的。然而，封建内部的竞争则更像是战场上的零和博弈，土地是有限的，你赢了我就会失去。

封建内部的掠夺性监管

在数字技术领域，掠夺性监管就像是一个强大的猎人，它利用技术和数据来控制和监视用户或企业。这种掠夺不仅可能通过简单的价值转移来实现，还可能在过程中产生额外的成本和破坏。比如，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可能通过垄断市场、滥用数据等方式来掠夺用户的隐私和利益，这不仅损害了用户的权益，还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此外，数字技术的依赖也让人们更加难以逃避掠夺。就像我们现在无法离开手机和互联网一样，个人和组织对数字技术的依附性越来越高。这种依附性的另一面就是高昂的退出成本——一旦离开数字技术，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便利和机会。因此，被捕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竞争活力也受到了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