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冷眼看社保为大家推荐的是乔凡娜·普洛卡奇诺（Giovanna Procacci）的著作《治理贫困：法国的社会问题（1789-1848）》。

作者简介

乔凡娜·普洛卡奇诺

（GiovannaProcacci）

乔凡娜·普洛卡奇诺（Giovanna Procacci），意大利米兰大学社会与政治学系荣休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史领域的研究，在贫困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在国际社会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反响。著有《从屈服到起义：大战中民众的思想与行为》《大战中的意大利士兵与俘虏》《战争与福利：国家干预与公民权》等。

-（图片来源于网络）-

书 名：《治理贫困：法国的社会问题（1789-1848）》

原作名：Gouverner la misère. La question sociale en France（1789-1848）

作 者：[意]乔凡娜·普洛卡奇诺

译者：乐启良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3年

主题词：贫困观念；贫困治理；社会政策

ISBN:9787308237598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近代以前，贫困往往被归结为个体道德的沦丧或能力的欠缺。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这种认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认知转变的关键在于贫困不再被视为个体行为的结果，而是更多地被定义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随后在1848年，以呼吁劳动保障权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式爆发，标志着以促进劳动为核心的贫困政策逐步向更为广泛的社会权利保障体系转变。这些变化与双重革命所塑造的现代社会制度紧密相连，揭示了贫困问题深层次的社会根源。本书聚焦于法国大革命前后社会大众对贫困认知的转变，分析了现代贫困相较于传统贫困在群体属性与结构化因素方面的差异。作者系统梳理了19世纪上半叶关于贫困问题的各大思想流派，并深入探讨了贫困政策理念的演变，为理解贫困现象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全书共十章，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法国大革命前后“传统贫困”观念与“现代贫困”观念在结构特征方面的差异；第二部分梳理了古典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思想流派在贫困治理理念上的异同；第三部分考察了法国大革命发生前、大革命至1848革命期间法国贫困治理方式和治理理念的转变；第四部分分析了1848年后以劳动保障权为核心的现代贫困政策的形成过程，阐述了贫困治理相关政策的基础从原先强调个人权利，逐渐转向强调社会义务的变迁历程。

一、“传统贫困”与“现代贫困”

法国大革命前后，人们对贫困的理解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传统贫困中的乞丐形象与现代贫困人群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似性，但两类人群在群体属性与社会结构性因素方面却大相径庭。

在传统贫困中，乞丐与流民是旧制度下的贫困主体，这类群体数量的激增引发了各类社会问题。贫困问题被置于宗教背景下进行考量，慈善捐助者的目的在于拯救穷人灵魂、改造其道德品质，通过慈善救济与惩戒院为传统贫困群体提供帮扶。在现代社会，贫困的概念更多地被界定为一种社会现象，贫困群体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乞丐和流民，而是与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密切相关。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主要的贫困群体。这一趋势与19世纪工人普遍存在的工资低、就业环境差以及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中贫困问题的复杂背景。[1]大革命与工业革命驱动着乡村人口流向城市，这些身强体壮但“放荡不羁”的城市穷人聚集成“穷窭”，成为新制度下城市治安的威胁。随着现代贫困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个体的慈善救助力量与系统的监禁措施显得捉襟见肘。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人们开始区分“真正”的穷人与“伪称”的穷人。在大众的认知中，“真正”的穷人具备正直的品质，他们通过劳动能够重新融入社会，因此值得社会提供救助；而“伪称”的穷人则被视为接近犯罪边缘的群体，应当被投入监狱以维护社会秩序。在自由主义的制度框架下，贫困问题已逐渐演变成为政府与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

在大革命后，法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特权阶级的消失、公民身份的日益普及以及工业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等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传统贫困”向“现代贫困”观念转变的重要背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流浪乞讨是失地农民近乎唯一的生存手段。彼时法国社会的三层阶级结构清晰、政治界限分明，贫富差异与社会身份、政治权力紧密相连。然而，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封建特权阶级在形式上被彻底废除。作为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穷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权宣言》赋予了穷人与其他人同等的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新社会重塑的政治法则，使得社会大众无法再将穷人与昔日的乞丐、流民相提并论。[2]在社会各阶层政治地位相对平等的同时，不同社会阶层间经济水平的差异却日益显著，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随着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特别是雇佣劳动制度的普及，使得城市在汇聚产业和财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聚集了贫困者。

二、贫困变迁背后的理论交锋

本部分着重探讨了古典社会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涉及贫困问题的理论演变。随着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革命的深入推进，自由主义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潮。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贫困作为旧制度的残余，是经济糟糕的典型表现，严重阻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3]在这一思想潮流的深刻影响下，古典政治经济学高度赞誉人口的经济价值，并明确指出贫困状态阻碍了部分人口参与劳动生产，进而影响了社会财富的累积与增长，而经济发展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之道。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着重强调了消除贫困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4]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与其批评者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都对贫困问题进行了讨论。亚当·斯密强调“唤醒正确欲望”的重要性，主张以劳动救助取代单一的金钱援助，从而使贫困者摆脱对救助的依赖，将社会需求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马尔萨斯在深入研究贫困人口后指出，贫困已成为多个社会阶层中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与文化现象。贫困文化侵蚀着穷人的消费欲望，使之形成对财富漠不关心的态度，消费欲望的缺失让穷人变得更加懒惰，最终落入“财富进步”的对立面。同时，马尔萨斯进一步认识到自我调节市场的缺陷，即消费并非生产的简单投射，产品数量应与产品需求形成适当的比例。因此，他主张建立“需求的科学”，通过培养趣味习惯、激发内部需求的方式来鼓励民众积极消费，逐步消除贫困的消极影响，引导穷人进入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之中。

随着古典学派的持续演进，多位古典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雇主对工人的潜在限制。他们通过对劳动市场机制的深入分析和理性判断指出，劳动工资若仅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单一影响，将会不可避免地呈现下降的趋势。[5]在当前的劳资关系背景下，新时期贫困现象已不再是自给自足或经济停滞的单纯产物，而是深受劳动活动影响，尤其与劳动收入不足的现象息息相关。因此，众多古典经济学学者达成共识，认为“劳动”并非解决贫困问题的万能钥匙，消除贫困的措施可能会对经济机制的顺畅运行造成更大干扰，从而引发更严重的后果。这也使得在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下，构建改革贫困的论述尤为困难。[6]贫困治理策略逐步向“道德语言”的方向转变。

在西斯蒙地（Sismondi）等学者的积极倡导下，社会经济学逐渐取代了古典学派，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新兴理论框架。该学派以道德化为导向，倡导国家扮演保护者的角色，致力于探索并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在此过程中，社会经济学的理念得以孕育和发展，它确立了不平等现象的合法性，并指出社会政策的目标不再是简单消除不平等，而是通过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双重标准，推动社会改革，从而消除与新秩序不兼容的差异。[7]社会经济学者经过深入剖析，明确指出，针对现代贫困问题，单纯的经济视角已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只有有意识地将道德因素融入经济、治安与博爱等多方面的路径，才能化解贫困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8]引入道德因素的目的在于实现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的优势互补，进而实现二者的平衡。

三、1848 年资产阶级革命前的贫困治理

以法国大革命为分水岭，对于贫困概念的解释发生了转变，贫困治理方式也发生了变革，但这种转变既存在断裂性也存在延续性。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对“传统贫困”的治理的方式经历了从慈善救济到官方救济的转变。起初，教会和各种宗教组织在济贫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9]穷人乞讨、富人慈善和宗教公产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方式，穷人与富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利用宗教形象和慈善行为维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阶级关系。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和对自然权利的反思，这种基于宗教的阶级关系开始逐步瓦解。到了十八世纪，法国王室开始将乞丐和流浪汉视为可利用的闲置劳动力，并在国内或殖民地实施了一系列以收容和管控为主要措施的济贫实验。在严厉的收容与管控措施下，贫困治理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经济制度属性的国家项目，其原有的宗教色彩也因此逐渐淡化。

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贫困不应该是纯粹的个人道德问题，工业社会的秩序缺陷同样难逃其咎。[10]在这种贫困归因的框架之下，救助贫困不仅仅是个人责任，更是一种社会义务。[11]由此可见，“传统贫困”的观念并未被完全舍弃，在新的贫困观念中依然可以发现对旧有贫困观念的延续。这种新旧观念的结合也体现在贫困的治理方式上——劳动和道德被视作解决贫困的两种手段，拒绝工作是一种犯罪。具体到法国的贫困治理措施，法国大革命期间，代议制政府面对贫困的早期政策正是围绕劳动核心、在经济治理的乐观主义指导下建立公共的救助制度。这些举措深受社会经济学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学的语言里，救助、劳动与教育成为了让远离劳动世界的穷人变得更加有道德的三种措施。同时，这一时期链接劳动者与雇主的社会组织也不断发展，这些组织调节了劳资矛盾，帮助贫困者更好地融入工作环境。正如作者所总结的，从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革命期间，贫困治理从个体道德化与劳动社会化两个层面共同推进，劳动社会化是对个体道德化的超越，个体道德化是“传统贫困”的残留。[12]

四、1848 年革命后社会政策新发展

尽管社会经济学在穷人与现代经济组织间建立了一些联系，但是该理论也进一步强化了穷人被剥夺财富、无法享受进步利益的既定事实。[13]社会经济组织无法回避“个人社会化”的弱点，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最终，要求劳动保障权的穷人与失业者革命在1848年爆发，形成了与社会经济学针锋相对的贫困治理方案，推动现代意义的社会政策的形成。

1848年革命对于现代社会政策形成的影响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保障权理论引申出了结社（association）观念，尝试在生产活动导致劳动力大规模流动之际，推动建立一种更加公平的生产组织，以合理分配社会劳动成果。[14]结社在政治范畴内以普选的形式出现，在经济范畴则表现为在工场里建立合作的劳动组织，两者皆在现代社会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劳动保障权革命助推了大革命的救助理念，将劳动保障权与救助权挂钩，将救助贫困政策纳入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保障权理论催生了有别于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念，认为国家应当接受社会的立场，发挥“社会自我保护”的作用。[15]这要求国家变成保护者，成为“穷人的银行”，以改善最脆弱公民的弱势地位。

自此，人们在社会政策上逐渐达成共识，认为不应在个体的私人自由中寻找解决贫困的方案，而应该诉诸公共精神，建立个人与国家的联系，形成以“社会”为权威主体的新的治理方式，社会团结的主题在贫困政策中愈加凸显。以贫困为代表的社会问题驱使相关政策基础从个人权利向社会义务发生转变，并逐步扩大政策的应用范畴，推动以市民社会为导向的新的治理方式的形成。人们无法用个体权利的武器抵制社会权力的膨胀，而只能诉诸社会机制本身，诉诸权力的社会化本身。[16]在这种治理方式之下，为纠正不平等而采取的行政努力被视为塑造新公民资格的手段，以权利为基础的革命公民资格理论转变为以义务为基础的新型公民资格理论，最终深刻影响着现代贫困治理与各类社会政策的探索。由此，贫困制度走向现代社会制度。

五、总结与思考

本书是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以贫困为代表的社会问题的概念史与思想史著作，作者从“传统贫困”与“现代贫困”的差异性入手，梳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关于贫困政策的理念差异和争论。作者强调，贫困并非仅仅关乎个体的命运，它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自由主义在贫困问题治理上的不足，显现出单纯依赖个人力量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局限性。因此，我们须摒弃对贫困的主观解释，从个人权利与社会义务的融合视角出发，全面理解和有效应对贫困问题。

由于作者关注的重点在于概念变迁与政策理念，忽视了社会问题所特有的实践属性，使全书理论分析较多而历史事实的论述较少，削弱了本书在实证层面的说服力。但总体而言，全书对1789年至1848年间法国贫困概念与治理方式进行了全景式的概括，深刻回顾了贫困理论与相关思想的历史，对于当下社会解释和分析贫困问题、制定社会政策亦具有一定启发。

作者在本书最后提出，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中，贫困问题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贫困的“新”面貌也似乎又一次与不断加剧的社会排斥和边缘化相连，[17]20世纪末以来，西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形成的反团结、反福利国家的政策倾向不断加深，“福利国家危机”日益显现，贫困问题持续恶化。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经济政策通过教育市场化、经济金融化、资本全球化和财政紧缩等手段进一步扩大了英美等国家的收入不平等。[18]由资本收入不平等和劳动收入不平等带来的贫富悬殊成为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这启示我们，为避免落入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经济锁链，避免资本和劳动收入不平等带来的社会问题，[19]就需要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调节，引导资本有序发展，避免私人资本在公共品领域的过度扩张。通过合理调节资本的收入分配，增加劳动收入在总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和比重等方式应对现代社会可能出现的贫困问题。

参考文献

[1][意]乔凡娜·普洛卡奇诺：《治理贫困：法国的社会问题（1789-1848）》，乐启良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40页。

[2]同上，第5页。

[3]同上，第109页。

[4]同上，第85页。

[5]同上，第108页。

[6]同上，第113页。

[7]同上，第214页。

[8]同上，第213页。

[9]庞冠群：《启蒙时代法国的贫困治理与济贫思想的转变》，《浙江学刊》2024年4期。

[10]同上，第184页。

[11]同上，第3页。

[12]同上，第184页。

[13]同上，第258页。

[14]同上，第219页。

[15]同上，第271页。

[16]同上，第252页。

[17]同上，第318页。

[18]黄平,李奇泽：《新自由主义对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

[19]周文，李超：《中国奇迹何以发生：基于政治经济学解释框架》，《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11期。

END

本文作者丨薛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

2023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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