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在《社会学研究》发表了题为《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的文章，从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三个方面阐释了我的观点。在该文发表后，我的观点引起了一些质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量化至上”

（1）对定量研究范式的批评，如定量研究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中国社会？

（2）定量研究缺乏理论价值，故而否定定量研究者对概念和理论建构的能力。

（3）过分强调定量研究的重要性。

——对“实证主义”的抵制情绪

这类批评定量研究方法的观点，与其说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产物，不如将其理解为是美国社会学渗透到中国的结果。美国社会学早在20世纪后半叶便开始反思定量研究的不足之处①，而如今这些观点被用于批评定量研究在中国的适用性，反映出批评者对国内外定量社会学发展的了解尚不充分。

①邓肯(OtisDudley Duncan)：“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我称之为统计至上主义(statisticism)的病态： 把统计计算混同于做研究，天真地认为统计学是科学方法的完备基础， 迷信存在能够评价不同实质性理论之优劣或是能够评价任何‘因变量’（即结果）之各种原因的重要程度的统计公式；幻想一旦分解了那些随意拼凑起来的变量间的共变关系，就可以以某种方式不仅证明了一个‘因果模型’， 而且（‘哦！ 上帝保佑’） 能证明一个‘ 测量模型’。”

2、忽略了中国文化、政治与社会情境的特殊性

（1）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

（2）西方（主要是美国）的社会学知识究竟具不具备普遍的解释力。

（3）全球各民族国家社会学之间也呈现出差异性。

——将定量研究视为普遍主义的，是对定量研究的一种认知误区

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并不冲突，中国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具有其特殊性，但人类社会也存在许多普遍性。如何在研究中审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并平衡其与人类其他社会的普遍性是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核心方法问题。

3、中国的学术话语权

（1）如果中国没有本土化的社会学， 那么中国的经验研究应该如何定位？

（2）是否会沦为西方社会学的附庸？

（3）是服务于美国社会学对话的需要，还是服务于理解中国实践的需要？

——曲解原意

中国的经验应该对更广泛的学术共同体和社会学理论发展有所贡献。

4、定量研究就是“洋八股”

（1）研究规范化的问题

（2）西方化的规范约束了学术的自由发挥与想象力

（3）规范化很容易变成美国化，陷人“ 美国中心主义”的嫌疑

——本土化亦要遵从规范化原则

社会学本土化与规范化的原则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与冲突，这种规范体系是一套相对成熟的方法论、规则、技术和体系，是知识积累和生产的必要前提。

鉴于上述批评，本文将论述以下三个问题：

Q1：为何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需要定量研究？

Q2：定量研究应该如何展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Q3：中国经验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应该如何定位？

定量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价值

1、三个基本原理阐述定量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变异性原理

（variability

principle）

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

个体间与生俱来的差异

个体差异

群体差异

社会环境差异

时间历程上的差异

早期生命事件

既有差异的变化

新的差异形成

社会分组原理

（social

group

principle）

社会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通过测量和比较

组间差异

组内差异

社会情境原理

（Social

Context

Principle）

群体变异性的模式会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社会情境是有边界的，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系统

时间性

空间性

2、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基本工具就是测量

测量首先提供了信息。社会学不仅仅是提供理论和概念，更需要提供一些基本而有用的信息，即最基本的社会事实。有时过分强调理论会限制社会学的视野和研究的想象力。

其次，测量还提供了比较的工具。程度是一个度量的问题，这只有通过定量研究才能解答。在这个意义上， 我认为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问题都需要进行定量研究。

3、定量研究主要追求三方面的目标

（1）描述性分析：通过对变量取值分布的统计、推断和长期变化

描述性分析旨在反映社会现象的特征及变迁过程，了解社会人口在各类属性、行为、态度等方面的多样性或异质性，客观地记录社会动态。

（2）探索因果关系：必须基于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考量之上

·足够多的观测样本和观测变量(heckman、PSM等)

·引人随机性(工具变量、断点回归等)

·依靠纵贯数据

——在探索同一个问题的因果关系上， 定性与定量研究应该是互补与合作的关系， 它们共同为回答研究问题、检验和发展理论提供经验材料与论证。

（3）理解社会过程：关注因果关系通过哪些中间环节发生作用，从而探讨社会机制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例：父代向子代传递职业地位需要通过投资子代教育来实现

诚然，定量研究与社会测量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如何考虑不同社会、不同群体独特的文化背景。因此，重视社会测量的本土意涵、在研究设计上体现社会情境的特征、警惕统计至上主义，是所有优秀的定量研究学者应具备的素养。作为定量研究者，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定量研究所面临的困境。面对这些挑战，我们的态度不应是回避或放弃，而是正视与攻克它们。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与定量比较研究的作用

在对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上， 学术研究如何体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是一个重要议题，我提出的第三个基本原理——社会情境原理正是在回应这个问题。

1、要想凸显中国情境的独特之处，严格来讲，须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实现

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寻找共同点与差异，只有与其他社会进行比较，我们才能明确知道哪些特征是中国独有的、哪些特征是与其他社会共有的。

2、在进行有效的比较研究时，必须确保采用一致的测量标准

否则将难以判断差别是因为测量工具不同还是研究对象的差异引起的。为了能对总体做出准确推断，还需要通过严谨、科学的调查与抽样方法获得具有代表性的数据。这正是当前国内外大量学术机构致力于收集跨文化、历时性、具有代表性数据的意义。因此，量化手段应成为比较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

用定量研究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

定量研究不仅与社会学本土化没有矛盾，甚至是本土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定量研究能够科学而规范地展示中国相较于全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独特性。

例1：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E. Nisbe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当同时向被试者呈现猴子、熊猫和香蕉这三个词语时，中国受试者更倾向于将猴子与香蕉联系在一起，因为猴子食用香蕉，这体现了一种关联思维方式。相比之下，美国受试者更倾向于将猴子与熊猫归类，因为它们都是动物，这表现出分类思维方式。

例2：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How the West became psychologically peculiar and particularly prosperous

在“独裁者游戏”（DictatorGame）实验中让玩家决定是否与游戏伙伴分享游戏奖金，不同文化环境下进行实验的结果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接近50%的美国人在游戏中更愿意慷慨分享奖金，而在其他市场一体化程度更低的社会中，只有25%到35%的人会这样做。

——如果没有认真的测量和跨文化的比较，我们如何知道这些特征真的仅为中国独有，而不是更广泛的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呢？

可见，定量研究不仅有能力准确呈现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还有助于构建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通过定量研究，我们能够系统性地探究中国社会从文化习惯到价值观念，从社会行为到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并能够与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更为准确的比较，讲出更完整、更全面的中国故事。

结语

我一直认为，发表批评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充分理解对方的论点。对于那些希望批评定量方法的人来说，他们需要先深入理解定量方法。批评我发表于2018年《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的学者也需要理解这篇文章及我的观点。

实际上，我对自己研究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因为我深知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存在局限性，无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当我在从事研究或教授定量方法时，我经常强调这些局限性，它们可能来自数据或具体的方法，也可能来自方法论和理论本身。

无论是建设中国社会学主体性，还是推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都应该对中国社会学的价值持有信心：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发展为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这些经验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定量研究在凸显中国特色方面也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谢宇，1959年生，是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华人社会学家，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和国际研究Bert G. Kerstetter '66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统计方法、人口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主要著作有《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科学界的女性》、《婚姻与同居》、《美国的科学在衰退吗？》等。近些年，他致力于在中国推广实证的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