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聂畅来等 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

“祝我们仍然是我们”

——访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老师

作者 | 聂畅来 戴玲娟 张雯洁 朱栖金

“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适合我们了， 因为我们太怀旧了。”

—— 贾樟柯《三峡好人》

2006 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呈现出现代文明洗礼下芸芸众生笃定执着的 情感追求与价值信念。世界总在喧嚣中飞速推演，但也总有人在选择“回到从前”：在这一年，已经手握哈佛大学博士文凭的吴飞正在筹划属于他的“怀旧”之旅—— 回归睽违已久的未名博雅，回到熟悉不过的三尺讲台。

“本科一半儿的课我都翘了”

和大部分哲系学生一样，我第一次认识吴老师是在大一的必修课《宗教学导 论》上。该课向来以硬核著称，由于讨论班每周连轴转，落下哪怕一节都很麻烦， 于是有时即使文本读得不明不白，真到了时间也就硬着头皮去了。课在下午前两 节，几乎逢上必困。倘若赶上前天夜里赶论文，情况就要更糟。一次被同桌拍醒，老师刚好在讲《周易》演卦，颇有天桥算命先生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莫测之感。 尤其来了一句“有些同学正在干与课程无关的事——你们要当心了”，更是让人 登时胆战、困意全无。由此形成了我对吴老师的初印象：课讲得扎实、明白，偶 尔带点小幽默，估计念书时也是那种一心向学的三好学生。

“宗导”之后，再一次有机会了解吴老师，是因为那篇《胡续冬和我们的九十年代》。在这篇火出圈的推文中，我们不仅为老师们兄弟般的同窗情谊所触动，更生发出对吴老师、对那一代北大人和北大校园耳目一新的认知和心潮涌动的好奇感。适逢此次机会，或许能一探昔日讲台上那副严谨肃穆外表下鲜活而略带不羁的灵魂。略加权衡，便将吴老师的采访纳入选题。考虑到老师先后在社系、哲系念书，请到一位社系队友，外加两位弟弟妹妹，一起列了一些问题，便展开了 这场精神上的怀旧之旅。

风波之后，1991级北京大学学生在入学之前被要求到石家庄军政训练一年。

当年录取社系的吴老师自然也应征在列。相较隔壁，北大向来班集体意识不强。本来为期一年的摸爬滚打兴许能让这批学生添些手足之情，可惜军训与教学编制不同，真回了校园原有的班级又化整为零，于是大学最初的伙伴很快四散。很长一段时间里，相较于本系、本班同学，和其他院系的同学情谊反而更深，形成了 独属于那四届的一种奇观。进宿舍报到后，整天弹吉他唱歌的室友许秋汉偶尔让人心烦。没想到之后还真唱出了名堂，贡献出一曲人们耳熟能详的《未名湖是个 海洋》。另一位室友李斌则创办了全球化智能电动汽车公司“NIO蔚来”，在商界开疆拓土。加上半路出家的哲学教授，这间六人宿舍放诸今天，都堪称灵活就业的标杆典范。

本科生涯伊始，若隐若现的政治气息仍然给人以紧张感。但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校园里仍然保存着一种自由宽松的“八十年代遗风”：“学生们各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大家的生活愉快而轻松”。没有按部就班和循规蹈矩，没有加速内卷和无谓内耗，校园四处可以摆摊做买卖，静园草坪可以弹琴约会仰望星空，未建百讲的三角地可以你来我往讨论国是。如果你是一条“单身狗”，那么生活幸福指数会更高，因为你可以更加便捷地按照自己的想法为自己的生活谋篇布局。似乎一切都和今天差不多，但似乎一切都和今天不一样。

年方二十的“三好学生”吴飞也是自由校风的宠儿。因为与成绩关联不大、课纲连续性不强，本科一半以上的课他说翘就翘。不过真到了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吴老师也会如饥似渴地阅读闲书、旁听讲座。那一代学生就像姜文电影中“太阳的少年”，白天上课不受约束，晚上休息也不老实。聚众喝酒到后半夜，然后把啤酒瓶顺着窗户扔下去，砸得满地都是。言及至此，我们似乎完成了关于老师的某些刻板印象的祛魅，取而代之以曾经和我们一样，在这个园子里生活和存在的 “吴飞同学”。或许他也曾在某堂课上被同桌拍醒，对当年的教授留下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然后在那些没有课程回放可看的夜晚聚众畅饮、砸啤酒瓶。

“本科让我发现自己做不了别的，还是做一辈子学生吧”

吴飞还在继续他的本科生涯。他平时不怎么去上课，因为大部分课程都是论文结课；就算是真的有那种考试结课的课程，老师也会带着学生在最后几节课“划重点”——和今天一样，不会轻易“挂人”。但是，像今天这样用点名扣分来威慑同学是不现实的，因为一旦点名之后，教室之内就会霎时走掉一半，对教师的反感也将有增无减。

在听讲座、看电影时，不同于隔壁的学生只会鼓掌喝彩，吴飞和他的同学会对那些拉胯的桥段和情节报以嘘声。经过校方刻意整治，这种现象得以扭转。但或许这群学生并非不懂得尊重，而只是在北大自由和多元的氛围浸润下，他们的内心对己见的坚信与持守、对真理的追求和表达已成一种习惯。质疑的背后，往往是一种更为深邃的审视与思考。“嘘声运动”遭到整治之后，学生转而采取另 一种无声的抗议——遇到无聊的课程内容，他们往往选择即刻离席。直到最后教室的人数越来越少，授课的老师再也听不到那种规模的嘘声。

即使是在今天，如果清华发生舆情事件，也往往能够内部消化、迎刃而解， 而北大的争议与矛盾则往往能够火出圈去，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关注与讨论。在吴老师看来，与其说这是因为校方公关不力，不如说这是北大学生不曾退却的反叛精神造成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反叛精神招致自由，也带来束缚。许多北大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分配到机关去，虽然脑子灵活、擅长学习和接受新鲜事物，但是普遍不受规训、不服管教，不为单位领导的架子埋单。吴飞不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因为他并不急于就业，而是选择留在校园。

本科期间，吴老师虽然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但并不像今天“绩点3.92”的“卷王”，他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讲座等别的事情上。九十年代的学生社团不同于今天的爱心社、山鹰社与车协，实践性、娱乐性弱，思想性、学术性强。三角地没有北大团委监管下的“百团大战”，而仅凭一座“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演讲台， 供对政治社会问题有不同思考的同学唇枪舌剑，也能吸引众人驻足。辩论双方以 言会友，一时聊不过瘾，便互报家门，邀请对方宿舍来见。一些同学写了时评策论，也会贴在三角地，供其他同学参考批判。每天晚上，不同社团都会邀请到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办四至五场讲座，那些白天不去上课的学生纷纷慕名而来，对这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内容报以诚挚的喝彩。吴老师是这些场合的常客。他正是从通选课与讲座中接触了哲学，从此在社会学图景之外获取了一片新视野，也完全开启了另一种崭新的人生。

吴老师毕业那年，刚刚开始有保研一说。在选修了对应方向的几门课后，他顺利进入哲学系攻读硕士。硕士期间，几次客串学术会议翻译的经历让他对社会学，尤其是人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但硕士论文颇具社会学风格，攻读博士也铤而走险，选择了较难申请的人类学方向，并最终如愿。在研究生培养方兴未艾 的岁月里，北大已经展现出不俗的实力。那时的《北大研究生学刊》虽然定位为内部刊物，但往往被许多主流刊物慧眼识珠，具有较高的引用率和摘编的提及度。在王守常、肖国亮等前辈引领下，在李猛等同辈支持下，吴老师也迅速成长起来，逐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学界新锐。

对于自己选择学术道路，吴老师不无谦虚地说“本科让我发现自己做不了别的，还是做一辈子学生吧”。事实上，吴老师不但学术上有天分、读书上肯用功，与他“九十年代”社团的同道们也都是组织学生活动的好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学习与学工“双肩挑”的学生骨干。早在入学伊始，吴老师就与同学们一起提出扩充图书馆书籍的借阅数量，为大家谋取实实在在的权益。与那些“混帽子戴”的“学生官”不同，他们做的事是有意义的、是实打实的，也是真正能得到同学们拥护与喜爱的。

1993年五四期间，吴老师等人本欲联合“圆明园画家村”开展“烛光摇滚” 迎接校庆。后来由于一些原因，活动不欢而散。那次事件取缔了“九十年代”社团，某种程度上也终结了属于这些孩子们的“九十年代”。青春的生命戛然而止，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吴老师与“吴老师们”初尝这个社会的残酷与不确定性， 但他们仍然葆有重新出彩的未名剑气，他们仍然敢于在大厦崩塌之际从头再来。

03

“本科其实没有什么收获，也没有太大的遗憾”

从台下走到台上，是十几年的光阴。当被问及在本科阶段的最大的收获与存留的遗憾时，吴老师低下头思考片刻，“现在看起来本科其实没有什么收获，但是那些经历并没有白白浪费，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或许迷惘是每一代青年都需要经历的过程，本科时的吴飞，也曾像我们现在一样对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未来感到迷茫。

从北大社会学系本科跨越到哲学系研究生，再从北大哲学系研究生跨越到哈佛人类学博士，最后回到北大哲学系任教职，专业的几经转换，其实是吴飞对人生道路的逐步探索。“吴飞同学”本科阶段被翘掉的那一多半课所获得的时间，其实也没有被用在课程学习上，而是用在了各类讲座和活动上。活动也并非都是充满“文人墨客”气息的集会——每天早上各宿舍楼楼下的酒瓶就可以作证。那个年代北大的早八，同现在一样不受欢迎，不过学生们不会像现在一样会因为害 怕突如其来地签到而不得不从温床中起来去上课；课程的吸引力如果不能比过宿 舍的温床，那么很多学生是不愿意早起去上课的。最初的几年里吴飞并没有决定 以后要走什么方向，他同当时的大部分学生一样，凭着一片热情，穿梭于各大社团，三角地的公布栏前张贴布告，议论国是、思想飞扬。就连研究生阶段从社会学专业转到哲学专业，其实也是一种“阴差阳错”的结果。吴飞所在的年级是第 一次有保研制度的一级，按成绩吴飞在社会学系不能顺利保研，而哲学系的保研名额刚好剩余，再加上吴飞在本科阶段对哲学略有兴趣，所以就转到了哲学系。 哲学硕士阶段的吴飞，又逐渐认识到自己其实对社会学更感兴趣，所以在做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时，选择一个非常偏向社会学的题目。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吴飞又接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人类学，并对其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而人类学的 博士相较于哲学更好申请，吴飞便又顺利地转到了人类学。

拂去对教授的主观想象和滤镜，其实曾经的吴飞和现在的我们没有太大的区别，并不是在很早的一个时候就有了明确的目标然后一路顺风发展到现在。他在年轻时也曾“迷茫”，他的人生路上也充满了“偶然”和“机遇”。所以二十多年后当三个北大学子问起吴老师有什么想给现在和未来初入燕园的北大学子的寄语时，吴老师低下头思考了片刻答道：

“其实我会觉得，本科的前几年，最好不要太早就使自己进入到一个很明确 的方向，不去给自己设限才能看见未来更多的可能。”

“途径”他们的盛放，再拥抱我们的时代

九十年代独特的校园文化氛围和属于那个年代的生活学习方式已经在时间轴上划下句点，将记录仪对焦于当前的北大已然是另一番光景。

一级又一级的新生在夏暑渐消去的时节走进校园，树叶幽姿绿满，凭着最终的力气黏腻住空气的潮热。袭袭秋风，吹走了躬逢北大之际的好奇与骄傲；天气转凉，喜不自胜笼统下的新鲜感被繁忙的课业渐渐取缔。不同于九十年代的课业自由、安排随心，如今的教学计划变得井然有序。

三角地前的海报和百讲东侧的放映影片公告栏旁已经很少有人为之驻足停留，讲座在北大依旧盛行只是有些向往的灵魂因为课程的矛盾无法到现场，西门外的大红灯笼与石狮子长久伫立看街道川流不息。不否认，现在的学生看起来 更为浮躁——挣扎于绩点的焦虑、屏幕横亘于人际交往、课程的多元繁复……世界与机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但选择却变得模糊了起来。如果迷茫和彷徨是每一代人都需要经历的考验，那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犹豫变得格外突出和不该，无法在每一个节点的当下做出决定时似乎就被淘汰于体系之外，机会伴随着竞争变得残酷。没有人会在静谧的午夜再从窗户向外投掷酒瓶，更多的是图书馆和教学楼深夜的灯光陪伴学子追赶提交作业最后的时光。

但北大仍然是一个充满浪漫和情怀的地方，北至未名湖畔、南至五四操场，西至红湖、东至理教，与我共同的几万人，在里面守正创新、谈天说地、绽放思维。这里是自由灵魂群居的栖息地，我们拥有选择喜欢的权力，有做自我的被尊重感，我们可以大胆、自由而清醒。自由的灵魂是撒欢的快乐的灵魂，有独立的思考，听得见内心的热爱，不被自己或者普世价值观逼迫，勇敢而笃定地向着自己的梦想而进发。

这个时代的我们或许不再能够自由地在集市中做自己的小大人，也无法将所有的时间倾尽在课外的事情之上，但是这个时代的我们个性鲜明，踌躇满志。每周的夜奔操场上是无数青春跃动的身影，静园的草坪上有人春游聚餐，有人夜晚观星，也有人会在这里弹着吉他唱着他的姑娘，未名湖畔依旧会有踱步吟诵的声音， 这片园子从不缺乏书生之气。我们在这里寻找与自己同频共振的人，谈着未来与 梦想；用脚步丈量四方，从城郊社区到山川田野；实验室的灯光夜夜闪亮，读书会上交流声朗朗，是技术的推进是思想的交汇，从未有哪一代在走下坡路，我们只是用着自己的方式热爱着这片园子与这个国家。

立春的雪景下，三教最先迎接春来的桃花藏进冰雪的拥抱；夏初的阳光越过 稀疏的枝桠落在三角地前的冬奥宣传的易拉宝上，北大与冬奥的记忆镌刻进又一 代北大人与祖国的紧密联系中；秋季的石舫和花神庙见证未名湖畔的党建歌会的盛景，冬雪落下看撑着伞的北大人走进食堂，饭后又匆匆赶进教学楼温习功课。

不必害怕，这世界众声喧哗，但在北大我们依然是我们。九十年代有着九十年代 的人文情调，但如今的我们也在书写着独属于我们的篇章。

后记：他们的灵魂还在游荡 他们的信仰还在飘扬

从本科到硕士，吴老师在燕园度过了七年时光。在哈佛完成学业之后，他仍然义无反顾回燕园来。九十年代，散布在学校各个角落的“学一”至“学七”食 堂成为老北大人记忆中的口味，现如今，家园等食堂拔地而起，与“学一”“学五”一同丰盈着燕园雏燕的味蕾；九十年代，有关文字的记录从笔尖流出，毕业论文洋洋洒洒的数万言，是伏案桌前一笔一画对本科生涯最为庄重的回顾，现如今，工作台上的平板取代了纸质书，键盘敲出的文章镌刻下莘莘学子与日俱新的求索之路；九十年代，二教的九间阶梯教室被一场场座无虚席的讲座点亮，电教还是装潢最好的明星讲堂，现如今，穿梭于二教的身影变得步履匆忙，属于电教仲夏的罗曼蒂克也即将消丧，只有那燕南园的二月兰，还年复一年在春意盎然时灿烂盛放……无论是北大还是这个时代，一切都在瞬息万变。唯一不变的是，一些圣洁的灵魂还在未名湖畔游荡，一些纯粹的信仰还在博雅塔旁飘扬。

一年以前，我们初次结识吴飞老师是在“宗导”课上，在《西游记》的模块学习何谓“心猿归正”；一年以后，我们通过《光影中的百年中国》重新认识吴飞老师，在尘封的记忆里感悟何谓“赤子情怀”。是吴老师和未名博雅的人们让我们愿意相信：只要我们灵魂不朽，只要我们信仰常青，我们便不必强求世界适合我们——即使世界越来越喧嚣，我们也仍然是我们。

二零二二年春夜于燕园

注：因推文格式限制，未添加原文附录。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年《光影中的百年中国》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