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世界先进经济体的制造业发展经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作用逐步从“需求依附”“相互支撑”转向“发展引领”,强大的制造业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基础之上。因此,以生产性服务业助推制造强国建设,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制造业强大 以生产性服务业发达为基础
美欧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够获得制造领域的高附加值和强竞争力,是因为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0%左右,尤其是金融、会计、评估、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向全球持续输出,为美国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德国作为欧洲发达经济体中的制造强国代表,其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多年来维持在45%—50%,是支持其率先迈向“工业4.0时代”的坚强后盾。
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造就了美欧经济体先进的技术和良好的产业生态,构建了从技术研发、工艺设计、产品制造、营销网络、售后服务等价值链环节的“闭环”与“整链”,从而可有效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新产品孵化以及新兴行业培育。依托生产性服务的“主动创造性供给”,将分散于不同主体的服务资源进行联结、协调与匹配,系统集成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实现创新链、价值链、产业链的端到端、点到点的精准对接。
美欧“再工业化”战略是基于21世纪以来国内制造业企业大量向海外转移的背景而提出。以生物制药、半导体和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外包向亚洲转移,机床和模具等基础制造及与之相关的产品研发也出现广泛的产业转移或“环节”外移,撕裂了生产性服务与加工制造之间的天然联系,进而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导致美欧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受到挑战。因此,美欧“再工业化”的本质在于依托灵活庞大的资本市场、优越的高等教育、卓越的研发能力等优势,推动数字化、智能化与制造业的结合,重塑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型工业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增加制造业比重或抑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待提升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规模扩大和比重提升的同时,尚存在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供需结构不匹配、发展方式不适应产业融合,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的“被动”供给模式无法有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
第一,生产性服务业供给结构无法有效匹配制造业需求结构。2005—2018年,尽管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由36.12%上升到49.90%,但细分行业的贡献率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失衡,如金融业的贡献率由19.11%增加到37.68%,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贡献率分别由11.15%、19.11%下降到9.23%、 17.68%。
这表明知识密集、附加值较高、对价值链高端具有控制作用的行业发展速度和贡献率明显偏低。而制造业在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攀升过程中,往往对知识密集、对产业具有引领作用的生产性服务业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滞后于制造业结构演进的动态需求,生产性服务业“供给结构”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结构”出现了偏差和错位。
第二,生产性服务业相似的发展方式难以适应产业融合发展要求。在我国不同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重点行业、发展方式存在较高的重叠度和相似度。“十三五”期间,全国263个地级市及15个副省级城市中,有超过80%的城市将研发设计、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服务外包等列为重点发展的服务行业,平台经济、总部经济、电子商务等行业(业态)更是成为城市的“标配”。有超过90%的省会城市将提高服务业占比作为当地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
城市之间速度和比重的“攀比”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行业雷同”“层级重叠”“模式跟风”现象较为突出,生产性服务业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出现“开环”“缺链”,无法有效引领产业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资源实现“端到端”的集成、互联与共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出现“瓶颈”,导致系统解决方案、网络化协同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深度融合业态的推进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模式始终“被动”。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仅为制造业提供了一种“被动应付型”供给,尚停留在支撑制造业发展阶段,主要发挥着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等基础作用,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规模和层级由制造业的需求规模和层次来决定。
生产性服务业以软要素形式嵌入制造业,具有被动俘获型的外生特征,供给的主观能动性尚显不足,既不能做到研发设计、品牌策划、市场渠道、售后服务与生产制造的“跨界”深度融合,也难以实现新知识、新技术与资本、人才等要素的有机整合,无法基于自身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诱发制造业产生新需求,导致难以有效引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孵化新产品和培育新行业。
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制造强国建设
第一,引领制造业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生产性服务业是构筑中高端价值链的核心,必须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在引领制造业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方面的重要作用。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大幅度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关键零部件制造能力以及劳动者综合素质,带来新动能、新技术和新增长点的出现。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必须依托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能力,引领我国在关键技术和突破性创新方面取得新进展,前瞻性地布局先进制造业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重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架构技术标准和行业标准,抢占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第二,引领制造业新产品孵化与新行业培育。生产性服务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灵魂,推动制造业新产品孵化与行业培育,是化解制造业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不足、供需匹配失衡等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根本出路。必须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源联结协调、系统整合与动态匹配的集成功能,协调技术链、产品链、价值链的不同环节,有效缓解不同分工环节之间的“摩擦”,提供从技术创新、产品立项、生产制造到产品营销、售后服务的全方位支持,以驱动新技术、新产品、新行业的涌现,促进制造业供给结构灵活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第三,引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融合是现代产业发展的显著特征和重要趋势,也是推动建设制造强国的有效途径。先进制造业是“两业融合”之基,生产性服务是“两业融合”之魂。必须围绕服务型制造业发展需要,重点发展工业设计、品牌塑造、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行业,尤其是要发展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创意经济等跨界融合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必须加快发展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网络技术,推动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引领制造业向数据驱动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转变。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立项课题“大国经济视域下以高端服务业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18VSJ017)、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推动江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优化研究”(2019SJA026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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