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刚：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思潮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意识形态舞台上的两股重要力量。一般说来，如果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整合民间社会思潮，使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掌控内发展，则社会稳定和谐，反之则会引发矛盾动荡。深刻剖析主流意识形态正向引领民间社会思潮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对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间社会思潮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影响

社会意识是一定阶级集团对特定历史阶段下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当前我国社会意识按照代表主体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社会思潮。民间社会思潮是指民间群体所持有的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诉求的总和，在内容上主要是指知识精英群体以及普通民众的社会意识。民间社会思潮的生成既与社会转型期国内各项制度变迁有关，又与外部思潮的渗透和影响有关。

首先，经济发展引发社会群体和阶层分化重构，新媒体技术推波助澜。中国目前正处于复杂的社会转型期，经济成分、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水平日益多样化，催生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阶层，引发其思想价值观的变化与重构，不同阶层民众的权力意识和独立意识被唤醒，渴望表达自己的思想立场和价值观念，这就为民间社会思潮的产生和活跃提供了温床。同时，新型媒体和社交传播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拓宽了公众表达意愿的空间和舞台，打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客观上也提升了民间社会思潮的传播率和影响力。其次，包容性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原则为民间社会思潮的活跃释放了生存空间。民间社会思潮反映的是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和诉求，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一定差异。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如果片面强调民间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高度统一性，挤压其生存空间，只会带来社会的动荡和不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既尊重差异又抵制侵蚀的意识形态工作指导方针，坚持做到一元主导和多样并存的有机统一，积极建设包容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等包容性建设原则的提出体现的恰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气度和格局，这为民间社会思潮的产生和活跃释放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再次，西方社会思潮的涌入为民间社会思潮的活跃注入动力。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社会思潮和价值理念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涌入中国并通过不同手段和方式影响民众，从而演绎出不同阶层对政治社会生活的不同意志表达，为形形色色民间社会思潮的产生提供了活跃因子。

民间社会思潮内容复杂、性质各异，既有符合客观规律、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思潮，又有逆历史潮流而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错误思潮。不同性质的民间社会思潮对意识形态建设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影响，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民间社会思潮必须正确区分其性质属性，既要坚持“立”，吸收借鉴社会思潮中的合理因素，充分利用其积极影响；又要坚持“破”，坚决抵制批判错误思潮，减少其消极影响。从“立”的维度看，民间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映射了不同群体在政治生活以外的利益诉求和思想状况，其内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所未曾反映的社会现象和价值取向，这些新思想和新观念能够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创新点。主流意识形态要保持自身活力，体现时代精神，必须吸纳这些社会思潮中的时代发展因子。从“破”的维度看，民间社会思潮是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和形式的批判来体现特定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的特征，极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共识的解构者，进而导致社会成员思想混乱、价值观扭曲，最终冲击和撼动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权威地位。对此，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坚决予以批判和抵制，通过批判和抵制实现“引领”基础上的“超越”。

二、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社会思潮正向引领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社会思潮的正向引领是优化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题中之义，两者价值关切的相关性与运行机制的同质性为实现正向引领奠定了理论前提，两者背向发展的危害性和正向发展的有利性为实现正向引领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两者正向引领的理论前提：价值关切的交集和运行机理的同质

价值关切的交集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社会思潮实现正向引领的理论前提。主流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思想观念体系的集中体现，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在整个社会意识领域处于主导性和统摄性的地位；民间社会思潮反映的是部分利益群体的心理倾向和基本诉求，关注的是社会某一特定领域的现象和问题，具有分散性和流动性，在社会意识领域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两者虽在话语方式、利益导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社会发展目的、价值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交集，即都希望国家富强繁荣、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比如，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几乎涵盖了民间社会思潮所有的价值诉求。主流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从宏观出发，阐发的是全局的利益诉求，而民间社会思潮是从微观出发，代表的是民众局部群体的利益。因此，两者价值诉求的相关性为实现正向引领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两者运行机理的同质性是实现正向引领的逻辑基础。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社会思潮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必然产物，两者在功能特征和扩散机制上是同质的，即都代表着自身群体阶层的利益价值取向，并积极影响其他社会群体去接受和认同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挤压和排斥异己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导力。因此，两者运行机理和发展模式的同质性为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两者背向发展的危害性：离散社会共识和扰乱社会秩序

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思潮背向发展的危害性为实现前者对后者的正向引领提供了必要性。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精神信仰和社会主流价值理念的核心反映，是为统治阶级统治活动提供合法性辩护和权威性认可的工具，是推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稳定器。民间社会思潮是在特定背景下产生于一定社会心理基础之上的思想倾向和潮流，反应的是与社会群体密切联系的社会现实和焦点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的社会生活，具有分散性的特征。从结构组成来说，民间社会思潮的内容主要反映的是政策制度变迁和调整所带来的社会思想领域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和调整面前，由于受众群体社会角色、经济地位、教育水平、文化素养各不相同，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也会呈现一定的不稳定性，在民间社会思潮的场域中，不同性质和类型的社会思潮共同存在并相互角力、相互影响，组成了一幅不同思想相互交锋、交融、交错的舆论画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流意识形态缺乏对民间社会思潮的引领整合机制，与民间社会思潮产生较大差异，并使其在差异不断扩大基础上独立发展，势必会对社会成员带来思想混乱和价值观扭曲，最终会给凝聚社会共识带来一定阻力，也会易于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道德准则失范，从而动摇社会稳定的思想根基。

（三）两者正向发展的有利性：维护社会稳定和完善社会治理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民间社会思潮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完善社会治理。首先，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社会思潮实现同向引领和交融互补，可以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价值冲突，不断消解群体隔阂，调控价值取向，帮助民众在多样化的价值选择中做出趋向一致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从而不断整合社会矛盾，使得整个社会在思想观念层面上达成社会共识，形成价值认同。同时，同向引领也有利于不同群体自觉认可和维护现行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秩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稳定的和谐环境。其次，民间社会思潮能够促进理论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民间社会思潮是一个国民思想动态状况的“晴雨表”和“导向标”，是特定时期内政治、经济发展中突出矛盾的体现，它所反映的是不同群体阶层对当前社会变革的思考、认识和评价，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愿望和意志的表达。主流意识形态与多种民间社会思潮之间相互竞争和比较，吸收和借鉴，从而激发自身理论创新的活力，不断丰富理论创新的形式和视角。此外，不同民间社会思潮对当前社会变革的判断和评价可以帮助主流意识形态认清社会发展全局，及时发现问题，从而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因此，面对日益活跃的民间社会思潮，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一概排斥，而是应该保持适当的张力，引领其同向发展，积极吸纳其合理元素并努力实现包容和超越。

三、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社会思潮正向引领的路径

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社会思潮的正向引领需要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主动性，了解不同群体的利益预期和发展诉求，不断增强理论魅力，努力做到在复杂化的观念体系中凝聚共识，在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中确立主导，以主导扩大共识，以共识巩固主导。

（一）坚持信念引领，以共同愿景凝聚民间社会思潮的价值认同

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社会思潮价值关切的交集既是两者正向引领的理论基础，也为两者实现正向引领提供了切入点。两者共同的价值共识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愿景，主流意识形态要引领民间社会思潮，必须以此为突破口。

一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包容性，凝聚社会价值共识。主流意识形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应遵循根本利益和个别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将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同民众个体的生活愿望相结合，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普通民众的个人追求相结合，铸就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共识的精神支柱，使其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团结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思想基础。二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解读力，准确阐释根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社会转型有序进行，各种复杂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并引发民众思想困惑，冲击撼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果主流意识形态没有诠释能力，引领整合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必须敢于正视问题，在实践中挖掘新材料、提炼新概念、阐发新思想，增强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积极回应时代呼唤，解答民众困惑，拉近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三是深入阐释中国梦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出发，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和“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及时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将中华民族的家国利益与群众个人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给人民群众带来切切实实的实惠，使得民间社会思潮有了可以共同讨论和期盼的发展愿景。当前，我们应该继续加强对“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宣传阐释，进一步增强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二）坚持思想引领，以正面宣传提升民间社会思潮的情感认同

主流意识形态能否统领舆论阵地，占领舆论制高点，与其自身理论话语的吸引力和传播方式密不可分。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社会思潮的思想引领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完善话语体系，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传播模式。话语表达方式影响着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效恰当的方式可以拉近民众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距离，反之则阻碍民众的认可和接受。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高度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形态，它以国家机器为后盾，通过主流媒体和课堂进行系统灌输。民间社会思潮源于民间生活情境，它既具备意识形态的理性，又具备社会生活的感性，是理性思维与感性认识的统一，易于为民众所接受并传播。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要引领民间社会思潮，必须回归日常生活，贴近民众生活需求，体现人文关怀，将深邃的政治语言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语言和人民语言，创制亲近性文本术语，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努力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阶层之间价值理念的有效融合并内化为民众的价值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词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生活实际的。”[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些场合时常引用一些歇后语、谚语等通俗语言来表达深刻的理论，比如“打铁还需自身硬”“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等等。这些接地气的语言表达看似平平淡淡，却生动活泼，具有生活气息，更是直抵民心、温暖民心，使民众从内心深处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优化整合意识形态传播载体，增强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和传播力。现代新型文化传媒具有互动性、快捷性、全时空等优点，这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提供了新的技术载体和传播渠道。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部分传媒为了提升关注度，片面迎合大众猎奇心理，进行非主流文化的传播和扩散，不断离散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因此，对于执政党来讲，应该积极运用行政、科技等手段整合大众传媒，强化新兴媒体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意识，改变现代传媒的媚俗倾向，引导大众传媒积极响应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期望，弘扬正能量，唱响主旋律；充分利用中国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先天优势，努力对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找准主流价值观与大众文化的结合点，将主流价值观嵌入到文化作品中去，全力打造大众喜闻乐见的产品和服务，用优秀作品感化民众并增强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大力宣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2] 三是遵循意识形态传播规律，构筑核心价值传播体系。

科学正确的主流价值理念只有通过有效的传播才能为民众所掌握和认可，才能化为社会群体共识。因此，要加强人民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必须遵循意识形态传播和价值接受的规律。民间社会思潮的产生往往与社会热点、突发事件相关联，在传播中以双向互动或者多向互动的方式进行，特别是在网络舆情高发的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及时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及时、全面地回应民众现实问题，极易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客观上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和传播提供了时机，进而引发民众思想混乱。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构筑全媒体时代的现代传播体系，正确处理好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的关系，努力保持政府公信力，及时关注社会焦点和舆论热点并进行真实解读，在满足民众信息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掌握舆论主动权，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从而不断引导民众进行理性判断，消解极端化、片面化的社会意识，帮助民众从内心深处去接受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

（三）坚持制度引领，以公平正义强化民间社会思潮的利益认同

“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3] 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一定社会阶层的特定利益需求，如果离开了利益诉求它就失去了存在根基，丧失了生命力和话语权。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要增进民间社会思潮的价值认同，就不能只停留在思想领域的引导，而是要深入到思想背后的利益诉求中去，遵循意识形态发展与利益调整相协同的规律，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平衡利益关系，实现利益共赢，满足民间社会思潮关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

一是关注民生、保障民生，牢固树立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脱离民生建设，应该牢固树立发展为人民的核心原则。“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4] 习近平同志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说：“部分群众在就业、子女教育、就医、住房等方面还面临一些困难，不断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强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民生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政治问题，当前百姓关心的焦点问题无非就是住房、医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这些问题事关人民大众的刚性需求，解决得好方能凝聚共识，不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群众基础，进而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二是建立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矛盾多发期，而基层社会群体利益诉求表达和协调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一些群众的权益诉求得不到及时解决，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复杂矛盾不断冲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力，离散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力。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疏通、拓宽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的保障渠道，及时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上升为法规制度，建立完善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矛盾协调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三是继续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保障各阶层利益共赢。分配制度既关系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也关系到每个群体阶层的切身利益，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核心体现。在社会利益分配关系复杂化的今天，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忽视政治性“主义”背后的日常性“利益”诉求，应该以协调利益关系为切入点，积极利用经济、法律和社会保障等手段完善利益协调机制，通过改革分配格局实现各阶层的利益共赢，不断满足和实现民间社会思潮关于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追求，从而加强民间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向融合与建构。（编辑：胡義 校对：耿春晓）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7.

[2]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2.

[3][捷]奥塔·希克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M].张斌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55.

[4]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J].求是,2013(1):3-7.

（文章选自《湖湘论坛》201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