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从朱子的思想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初步了解朱子学的意义。

朱子致力传承与创新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有古有今连续不断发展的文化。应当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传承首先要归功于儒家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意识。2500年前孔子整理了三代以来的文化，确立了中国最早的经典文本，建立了中国文化的经典意识，建立起了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努力传承六经，代代传经释经；唐以后的儒家特别是宋代的道学又形成了一种道统的意识，使得后来儒家以传承发扬中国文化的经典和维护华夏文化的生命为神圣的使命。其次，汉字虽然历经演变，但很早就成为沟通华夏文明区内各种方言的统一交流工具，这种统一的文字保证了统一的文化。再次，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注重历史的传统，很早以来历史的记述不断，而且受到珍视，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最后，很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士大夫在政治实践、地方教化和文化活动中，始终自觉传播、提倡、强调典籍中的价值观念，强化这些价值观念，并使得这些价值渗透在一切文化层次和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人民大众的文化心理。

中国文化一贯重视传承。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中华文明历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三代的文明精华保存在《诗经》和《尚书》等“六经”之中，王官失守之后，儒家学派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使命，从汉代起，儒学以经学为平台，将华夏古文明不断传承下去；同时，儒家总结提炼了华夏古文明的价值概念，加以发展，建立了影响中国人至深的儒家价值理念。儒家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的自觉，在不断传承五经的过程中，发展新的诠释，适应时代和文化的挑战。可以说一部中华文化史就是不断传承和创新的历史。唐宋以来“道统”传承的观念日益发展，其代表为韩愈，韩愈“原道”的道，其内容就是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概念。北宋的道学是儒家思想发展的新形态，它不仅在经典诠释方面开辟了新的维度，在思想文化上也开了新生面。宋代道学特别强调“传道”的意识，这里的“道”即是儒家学术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伦理的、人生的，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可以说儒家特别注重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在宋明道学的文化意识中，显示出对“学绝道丧”的特别忧患，“学绝”就是学术断绝，“道丧”就是价值迷失，学绝道丧就是文化传承的中断。韩愈以传道的谱系来论证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即所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坚持道统论及其文化实践的代表是朱子，朱子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广泛继承了儒家的学术文化，在理学方面，有太极、通书解义，西铭解义，编订二程遗书、上蔡语录，作知言疑义，编近思录、小学。在史学方面有八朝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经学方面有周易本义、启蒙，诗集传，主编仪礼经传通解，指导书经集传，终生作四书集注，或问，在文献整理方面作孝经勘误，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阴符经考异等。朱子的文化实践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朱子对古代文化作了全面的整理，对四书的集结和诠释尤花费了毕生精力，是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朱子在孔子以后于文化传承方面作出了最大贡献，这是近一千年以来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是我们今天从事文化传承的榜样。

那么，文化传承创新在今天有什么重要现实意义呢？中华文明是连续发展几千年的文明，但近代以来，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逼压迫之下，民族生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西方近代文化的输入，一方面促进了中国走向近代和现代化，并和本土文化不断结合，使得中国现代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之下，中国文化的自然传承遭遇阻断，我们自己在认识上的失误也一度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政治地位大大提升，综合国力大大提高，这使我们愈来愈意识到，今天我们身处的时代过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过程，也同时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过程，这是全国上下业已形成的共识和自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正是指向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遭遇不正常的断裂、压抑，指向中华文化生命的正常传承，求得文化生命的无碍畅通。没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成功发展，就不可能提出文化传承的问题。

今天的中华民族是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今天的成就是以几千年发展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也是以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养育起来的文化能力为基础的。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以儒家倡导的仁孝诚信、礼义廉耻、忠恕中和为中心，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一套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支配和影响了中国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建设和政策施行，支撑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主导了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支配和影响了中国历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套体系是中华民族刚健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价值基础和根源，亦即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价值内涵。朱子与宋明理学对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形成、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息奋斗的发展和这一套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密切相关，这些价值也构成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基本属性，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命力无不来自这些价值及其实践。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奋斗都是这些价值的充分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传承不仅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所应负担的文化使命，也同时是面对现代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社会的价值迷失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具有民族文化延续的意义，更具有满足当今社会价值重建的需要的意义。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已与古代社会根本有别，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既与古代社会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思想文化传承的时候注意创新，以适合时代的变化和要求。社会秩序和伦理价值的建立不能割断历史，也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在稳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所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以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几千年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稳定、精神向上、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传统的价值有些可以直接应用，有些则必须加以改造，并因应时代问题和需要，重新加以整理、概括，使之成为新的时代的核心价值。

欲望应受道德原则制约

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格物致知”的理论。《大学》本是古代儒家的一篇文献，其中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最重视其中的“格物”。他用“即物穷理”来解释格物，提出格物就是要穷理，也就是去了解事物的道理；而穷理必须在事物上穷，不能脱离事物。即物穷理的主要途径就是多读书、观察事物、思考其道理。所以，朱熹一生中任官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他所到任之处，必兴学校。如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南唐，但南宋初已经废坏，朱熹在五十岁时出任江西南康军的郡守，他在庐山上访求白鹿洞书院的废址，重建了白鹿洞书院。他亲自立订了《白鹿洞书院学规》，一方面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另一方面强调修身、处事、践行的原则。这是中国书院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学规不仅对后来的中国教育影响很大，至今在东亚的一些国家仍可以看到其影响。朱熹在六十五岁出知潭州时，还曾主持修复岳麓书院，以《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学规，以四书集注为教材，亲自到学院讲学。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两个，它们都和朱熹的讲学与教育实践有关。

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把“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修身之要，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处事之要，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接物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惩忿窒欲”出于周易损卦，“迁善改过”出于周易益卦，北宋周敦颐在通书中最早把这两句连在一起。“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出于汉儒董仲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这可以说是朱子强调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和伦理原理，指导我们“如何要求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做事处世”。

朱熹论道德的思想中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如朱熹关于理性与欲望、道德原则与个人私欲关系的看法。朱熹阐发了古代“道心唯微，人心唯危”的思想，认为“人心”是指个体的感性欲望，与生俱来，不可能不产生，也不可能消除；但如果“无所主宰，流而忘返”，社会就会“危”。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道心是指人的道德意识与理性。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是公，即反映了社会公共的道德法则。朱熹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从加强法制以约束人的行为来考虑，所以朱熹的方法是完全诉诸道德，这是理学的局限性，但突出道德意识的重要性还是正确的。朱熹和理学还提出理和欲亦即天理和人欲的问题。与道心相对的人心是指人的自然欲望，而与天理相对待的人欲是指人心中那些违背公共原则的私欲。天理则含有普遍原则的意义。朱熹认为欲望应当受道德原则的制约。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指要用反映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原则来克服那些违背公共道德的私欲。当然，每个时代的社会公共准则有所不同，朱熹所处的是封建时代，所以他有时所说的具体准则是当时社会的规范准则，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朱熹提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是的便是天理，非的便是人欲”，“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而今须要天理人欲、公私利欲，分别得明白。”当然，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方面，朱熹有些问题并未处完满，他比较忽视欲望和生命力的满足，未能重视理性和欲望也有统一的一面。但总的说，朱熹的思想对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和民族精神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朱子把道德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以道德理性主宰、支配人的感性欲望，以实现人的本性，促进社会的有序和谐。所谓“存天理、去人欲”，突出理与欲的对立，就是在道德理性和自然欲望的冲突中高扬道德理性的意义，展现人性的庄严，坚持道德不能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理性主宰、责任意识、美德培养之上，以理统情，以理制欲、以理节情。朱子非常重视道德规范之理，要求人们用大学的功夫认识道德规范之理，并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化为仁体的内在自觉。这在今天的社会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主敬穷理的工作伦理

朱子学的学问宗旨，还常常被概括为“主敬穷理”，所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前面谈的是有关穷理格物的一面，我们再来看主敬的一面。什么是主敬？主敬是一种内心的状态，也是一种行为的状态，朱子说敬是“教人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其实专一、谨畏。不放逸，不仅是随事而行，也应当是随处而行，不管做事时与不做事时，都要主敬。分别来说，不做事时是主敬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态度，即内心总是处于一种警觉、警省、敬畏的状态；做事时的主敬则表现了一种做事的态度和伦理，一种专一、敬业的态度，它的反面是“怠惰放肆”。从从业做事的角度来说，朱子学的现代意义之一，是可以为东亚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一种“工作伦理”，朱子学的主敬精神为传统到现代的工作伦理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资源、现成的伦理概念。近代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特别重视工作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产生的作用，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借助了新教伦理作为精神动力，他曾指出“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主敬所代表的正是有自我约束、严肃认真、勤勉专一的工作态度，保持东亚社会积极的工作伦理，朱子学仍能提供重要的资源。

从广义的内心生活态度来说，敬畏感是一种带有宗教性的内心态度和感受，其根本必归结到对康德所说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头上的星空代表宇宙法则，宇宙法则加上心中的道德，这就是朱子讲的天理。主敬包含的敬畏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心灵境界和道德境界。

学习是人生的基本态度

朱子学最为强调的是格物穷理，大学的“格物”朱子解释为即物穷理，格物穷理之方法是多种的，朱子特别突出的是读书讲学，其中特别突出学习的精神。我们知道，孔子在《论语》中开篇即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是孔子强调的人生基本态度，也是孔子强调的修身方法。从孔子的角度来看，学习不是一个人在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在人生的一个阶段就完成的事情，学习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应当贯穿于人生的始终，树立这种人生态度并加以实践，就会获得快乐和满足。朱子的思想很重视中庸所说的“尊德性而道问学”，但朱子格物穷理的思想重点在强调“道问学”，朱子自己也承认，在道问学和尊德性二者之间，他讲道问学更多一些。因此，就哲学的精神来看，朱子学可以说是孔子学习思想的最大继承、发展、推动者。朱子学的格物论可以说是对儒家自古以来的“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的论证和展开。

就中国而言，朱子学的对象主要是“士人”，即明清时代所谓“读书人”，朱子学的宗旨即为士人提供一套道德学问思想体系，因此朱子学强调“学习”“读书”的性格是与其宗旨相一致的。今天的现代社会在教育程度上已与古代不同，以古代朱子学的标准来看，现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超过小学而属于“大学”，所以重视《大学》的朱子学适用于今天现代社会的几乎所有人。现代社会越来越是一个“学习型社会”。一方面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知识，以及各种艺文知识，增长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一个人一生中经历的知识的变化要求人民必须不断地学习，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现代人的寿命普遍延长，退休后也仍然需要继续学习以发展各种人生的目标。因此，现代人的学习已经是“终身学习”“终身教育”。在这方面，朱子学的“学习精神”应当说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指导。

1175年，朱熹46岁时，曾和另一个有名的学者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举行学术辩论，这是南宋思想史上一次有名的事件。争论的焦点是，朱熹强调要教人广泛读书，考察事物之理，而陆九渊则主张反求内心，不重视读书。朱熹的主张显然是一种重视知识和学习的理性主义的方法。

“格物致知”与“通识教育”相同

除了学习精神，朱子学的教育理念也有其现代意义。从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的角度来看朱子的格致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在朱子哲学之中，读书是格物的最主要的工夫，《朱子语类》的“读书法”，记载了朱子教人如何读书，特别是如何读圣贤书的方法。虽然朱子自己的著作中似乎并没有把读书明确作为一个哲学主题来讨论，但有关读书必要性的问题意识处处渗透在朱子的哲学议论之中。鹅湖之会的最后，朱陆的争辩集中在要不要肯定读书作为学圣人的工夫，也反映出这一点。朱子所重视的格物工夫，其中主要的用力之方即是读书，对读书作为工夫的肯定以及以读书为背景的哲学建构，是朱子对孔子“学”的思想的重要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之后，对“学”或由读书以学的思想贡献最大的人就是朱子。可以说，朱子的思想即是为近古的士人（读书人）提供的一套学为圣人的目标和方法。现代人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朱子思想应较适宜于现代教育中学习者的需要。

朱子一生学问致力于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而对大学的几个重要观念的诠释在他的整个经典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朱子少年时即从父受教读《大学》，临终前仍在修改《大学章句》，他以超人的学识和智力，把终生的心力贡献给这一篇短小的文献的整理和解释。这表明朱子对经典权威的尊重，和通过汲取古典的智慧并加以创新来发展人文价值的信念。朱子所强调的格物和问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肯定经典讲论在儒学中的正当地位。朱子对经典学习非常重视，朱子所推动的读书主要也是读圣贤之书，读经典之书。虽然朱子作为哲学家毕生从事经典的诠释，但由于朱子特别重视读书人的经典学习，所以，他的经典诠释，是表述形式上，特别注意适合一般士人对经典学习的需要。宋明学者并非都是如此，如王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是船山自己的思想著作，而不是用来教授学生的。朱子则不同，从《论语训蒙口义》到《四书章句集注》，多数朱子的经典解释著作都着眼于学生的经典学习，以帮助一般读书人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为其著作目的之一。这使得朱子的著作在今天通识教育的经典学习中仍有参考的意义。

最后，朱子对经典学习，是持“德性”―“问学”相统一的立场，因此强调读书与经典学习。一方面，朱子始终以道问学的态度，主张人的为学向一切人文知识开放，注重精神发展的丰富性；但朱子并不是引导人走入专门性知识，是朝向超越专门知识，追求达到一种对全体世界的理解。这种态度最接近于通识教育的思想，即朱子真正强调的格物，不是追求一草一木的具体知识，而是达到对万事万物的“通识”理解；读书的最终目的不是指向具体领域的物理，而是指向整个世界的普遍天理。另一方面，朱子也以尊德性的要求，引导读书者把经典书中的道理与个人的涵养结合在一起，注重道德意识和价值情感的培养，涵养德性和品质，追求德性与知性的平衡发展，这也是与通识教育的宗旨相符合的。

近代东亚教育、科学的发展，曾借用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观念接引西方近代科学，是朱子学观念在中国学术近代化发生积极作用的一个例子。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朱子学的格物论有益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外，还应看到朱子学的格物致知思想更近于晚期受到大家重视的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因为朱子的格物说的确不是朝向某些专业的科学研究，而是重在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学习者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解、多元眼界和宽阔胸怀。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则是关于经典文本学习的课程，经典的意义在于经典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在历史筛选过程中经历选择而积累下来的精华，对经典的不断学习与发展是文明的传承的重要途径，这正是朱子所始终重视的一点。由此可见，对于当代的通识教育来说，朱子的思想是孔子之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朱子学对社会风俗的改善

在朱子的四书著作中，对大学的研究和阐发，最具有代表性，也最集中地表达了朱子的儒学思想，大学固然着眼于成年读书人的修身，但也关注社会风俗的改善。如其《大学章句序》的最后一句：“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在此序文中朱子明白表达出，不仅学校教育着眼于全民，所谓“当世之人无不学”；而且即使是大学，也并非只与君子精英有关，强调大学之教不仅与“学者修己治人”有关，也与“国家化民成俗”有关；不仅与“治隆于上”有关，也与“俗美于下”有关。因为就教育和学习的内容而言，儒家的学校教育与佛教不同，对士大夫来说是“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对普通民众而言，“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所以，其教育的结果，“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学习者经过学习，不会脱离人伦日用，而能够更加理解自己的性分和职分，在其本职位置上尽其分尽其伦尽其职、尽其力尽其心尽其性。每个人都在其社会职位上尽其力，国家自然就得化民成俗之效了。“性分”指个人命定的社会地位和活动限度，“职分”是指对所处社会地位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性分的概念本出自玄学，朱子则由此阐明儒家教育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即使人安其性分，尽其职分，移风易俗，指出化民成俗的重要性。朱子一生的小学蒙学著作也很多，是对传统蒙学教育贡献最大的人，他的著作如童蒙须知、小学、增损吕氏乡约等，流行甚广，对儒学价值的大众化、通俗化，对培养少年儿童，养成德性，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应当重视朱子这方面的贡献，可使朱子的这些著作与目前流行的《弟子规》一起，古为今用，在道德教育中起其应有的作用。朱子的家礼、家训也不仅对朱子一家或朱姓人家有意义，南宋以来对社会风俗、化正人心都起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要把朱子学的这些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培育结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朱子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价值和个人美德的源泉与基础。

该文整理自陈来教授在“武夷书院讲坛”上的演讲。“武夷书院讲坛”由朱子学会、中华朱子学会、清华大学国学院、厦门大学国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福建省社科联、福建日报社主办，南平市委宣传部、中共武夷山市委、武夷山市人民政府、武夷学院、闽北朱子后裔联谊会承办。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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