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革命在广义上是标志人类活动状态和社会形态变革的范畴。《共产党宣言》蕴含丰富的社会革命思想，人类解放、社会形态多元变革、生产方式矛盾运动构成了《共产党宣言》社会革命思想的三维生成；1848年以后的国际共运史发展历程，特别是苏(俄)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彰显了《共产党宣言》社会革命思想的历史在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伟大自我革命，加强制度建设保持稳中求进，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宣言》社会革命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向世界发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宣告，这一宣告不仅是共产党人观点的公开表达，更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必然发生的新的社会革命的强烈呼唤。

一、《宣言》社会革命思想的三维生成

社会革命从广义上讲就是人类的活动状态在生产方式矛盾运动所引发的社会形态变革中不断解放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将是一场新的社会变革，这是《宣言》社会革命思想的主要内涵，它主要有三个生成维度。

(一)以人类解放为核心的价值生成

人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社会革命过程在本质上是人类活动状态不断解放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类自由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类本质的体现，而这种本质状态需要以个人活动同社会活动达成一致为前提条件，而这种本质状态的获得对于现实的人来说需要通过不断挣脱不同程度的社会压迫来实现。

在近代以前，这种压迫表现为宗教神学对人活动能力的遮蔽以及人身依附关系对人活动自由的剥削，个人活动同社会活动仅仅在一种人身依附中达到暂时的一致；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开展，人的活动能力和自由得到初步的展现和解放。“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不过这种解放依旧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基础之上的，被社会化组织起来的劳动被少数人所占有，多数人在表现自身创造力的同时也成为机器的附庸，劳动对于多数人而言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个人活动与社会活动仅仅在物的依附中达到暂时的一致。在未来社会中，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个人活动与社会活动的界限将逐渐弥合，每个人将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与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与活动，人们将在一种社会联合体中实现自身活动的彻底解放。“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二)以社会形态多元变革为核心的历史生成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类不断解放的过程不是人的本质自我发展的抽象运动过程，而是表现为社会形态的前进性变革，而社会形态变革过程又是社会内部各要素系统有机多元变革的过程。《宣言》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的社会革命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包含着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多元变革的过程。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封建社会的社会革命，是“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其次，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封建社会的社会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确立的过程，“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最后，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封建社会的社会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观塑造的过程，“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此外，社会形态变革过程的多元性质意味着标志政权更替范畴的政治革命不能与标志社会形态前进性变革的社会革命划等号，社会革命的开展离不开政治革命驱动和奠基，但政治革命的成功不等于社会革命的最终胜利。“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宣言》描述了完成共产主义社会革命的一般过程，其中，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革命只是共产主义社会革命的开始，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以及同落后的所有制与思想文化的“彻底决裂”,以不断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把革命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步走并且突出社会革命作用的思想，为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继续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三)以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为核心的现实生成

社会形态前进性变革不是黑格尔语下“绝对精神”或是费尔巴哈语下抽象的“人类本质”的自我扬弃与复归，而是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这一基本实践活动客观的矛盾运动过程，一定社会形态下人类的活动状态“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以“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来对人类社会形态进行划分，阐释了人类社会形态变革“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随后，他们在《宣言》中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封建社会背后的根本动因及其自身局限，诠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实现人类社会形态变革的客观基础。

18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及展开，机器的广泛使用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快速增长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彻底瓦解，“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特征的生产关系弊端日益显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根本上要求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从而催生新的社会革命的到来。

此外，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革命实现的前提。这一矛盾运动在阶级之间的表现就是阶级活动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开展离不开先进阶级的活动，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始终是推动社会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是新的社会革命的推动者，无产阶级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相比之下，“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它们要求用生产资料公有制替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只有要求彻底消灭剥削的所有制(私有制最完备的形式)关系、进而消灭阶级对立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解放，而剥削的所有制及其阶级表现形式被消灭也就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

二、《宣言》社会革命思想在国际共运史中的历史在场

《宣言》社会革命思想不仅属于多层维度的理论描绘，而且还强烈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的社会革命运动。《宣言》诞生后，从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际共运史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宣言》社会革命思想的正确性；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展开，从不同方面印证了《宣言》社会革命思想的历史在场。

(一)新的社会革命在多元变革基础上协调推进

社会革命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人类社会活动发生变革的过程，也是一定社会关系发生全面变革的过程，这意味着社会革命是以一定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等不同领域革命的发展作为自身存在的确证的。

通过十月革命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是《宣言》中社会革命思想付诸实践的成功范例，但社会革命远未完成。十月革命胜利后，除了要巩固已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外，俄国更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寻，此时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现经济变革，这依然是《宣言》中开展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发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管理经验、通过实现电气化来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列宁也注意到布尔什维克党不仅要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俄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路径，也要进一步改造国家机关中所遗留的旧社会痕迹以及提升人民的思想文化水平。“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俄国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探索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巩固政权，继续开展生产方式的社会变革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多领域变革的过程。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要“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的目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三大改造完成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处在进行时，由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必然要求，而生产力的提高需要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多领域的发展。1957年毛泽东提道，“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1959年毛泽东再次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没有?还没有成功。建设叫不叫社会主义革命?也是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都没有成功。”同时，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注意到要在政治和思想上开展同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以捍卫社会主义政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把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作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明确提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如此，开启了涉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多领域变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之路。

(二)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关系到新的社会革命成败

进步阶级的革命行动容易受到保守势力各方面的干扰，从而影响其先进性的彻底发挥。在思想上，保守势力极力散播各种保守甚至是反动的说教来维护旧生产关系的合法性；在现实上，保守势力或是利用自身的政治统治镇压进步阶级的革命实践或是进入进步阶级中干扰其革命实践，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革命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宣言》所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在无产阶级开始作出变革旧社会的行动时，资产阶级的保守性就暴露无遗，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镇压活动也随之而来。此外，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及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盛行的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等各种保守落后的社会思潮，也在思想上影响着无产阶级的组织活动方向，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形成，新的社会革命要不断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时刻在思想和行动中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光辉成就，都离不开本国无产阶级政党对正确指导思想的坚持维护以及对具体社会革命道路的正确选择和领导。反观20世纪末苏联解体悲剧的发生，就同苏联共产党自身政治组织上的自我蜕化以及指导思想和社会革命道路的改旗易帜紧密相关。因此，取得政治领导权不是社会革命的最终胜利，社会革命任重道远，无产阶级政党仍需时刻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新一轮推动和领导新的社会革命发展的核心力量。

(三)新的社会革命方向与实事求是原则的历史统一

首先，坚定共产主义革命方向既是历史经验，也是当代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要求。从历史经验看，1848年以后，坚定共产主义革命方向逐渐为各国无产阶级所接受：“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为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开辟道路。马克思是正确的。”从当代斗争状况看，坚定共产主义革命方向面临着“告别革命论”解构的挑战。在“告别革命论”的话语中，作为社会变革的共产主义革命被简单化为主要利用暴力手段颠覆政权的政治革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产物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被打上了“造反有理”的主观标签，仿佛社会革命运动的出现只是“职业革命家”的“政治图谋”,进而利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存在挫折与失败的教训来宣扬“告别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的观点。

其次，坚定共产主义革命方向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在20世纪初的俄国，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突破了第二国际以及俄国国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机械式论调，用革命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少数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国家率先取得胜利的正确性。同样，在20世纪初的中国，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问题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排除党内关于革命道路选择上“左”和右的错误的干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表明，对于事物发展状况的判断如果超出或者落后于实际都是有违实事求是原则的。毛泽东曾把这两种错误判断形象地概括为“看过了叫‘左’,看不到叫‘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是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具体历史阶段，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具体实际，社会革命进程就会出现“左”或者右的偏差而使得社会革命运动遭遇挫折。苏联在苏共二十一大之后关于苏联正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判断、中国在中共八大之后开展的“大跃进运动”都是对本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看过了”而采取的“左”的路线；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所谓的新思维改革，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看不到”所采取的右的路线，这也造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

三、《宣言》社会革命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

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与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诉求相结合，共同熔铸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坚持问题导向，从社会革命的方向、领导力量、过程三个方面，坚持和发展了《宣言》的社会革命思想。

(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明确社会革命方向

实现共产主义是《宣言》所明确的社会革命方向，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实践必须时刻做到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本质上是一致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就是新时代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方向。

“一以贯之”明确了“一”是什么，指明新时代中国前进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方向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否则科学社会主义就会沦为思辨的理论说教。同时，实现共产主义又是现实的运动，从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到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阶段、再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坚持共产主义革命方向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发展要求和具体表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新时代坚持共产主义社会革命方向的具体表现。

“一以贯之”明确了社会革命立场，提出接续奋斗的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简单的政治宣传，而是切实发生在当代中国的一场社会革命。从社会革命立场来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尊重历史发展过程和结果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它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指引，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战略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发展过程相结合的产物，向世界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从历史发展结果来看，它推动中国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飞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新的时代课题：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将迎来的各方面考验等，都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加以解决。解决矛盾的实践是社会革命的实践，其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革命的发展，新时代一以贯之地要求我们继续努力，将党领导人民开展的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到底。

“一以贯之”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新时代改革总目标同国家制度建设以及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联系起来，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加现代化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以贯之的重要体现。社会制度的成熟定型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取决于对现实问题的发现与解决，社会主义改革就是不断调整解决生产方式及其基础上的各类现实矛盾问题的过程，因此，改革也就映射出社会革命的意蕴。同时，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涉及领域广泛，而且都属于“难啃的硬骨头”,这就意味着新时代的改革“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联动的集成……”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以贯之，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推进。

(二)提出勇于自我革命，明确社会革命推进的领导要求

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实践的推进离不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与时俱进的自我改造。“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显然，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发挥推进社会革命领导力的重要内容。

勇于自我革命，首先要求坚定“革命理想高于天”,明确新时代社会革命正确方向的保持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坚持实现共产主义写在自己旗帜上，但是在长期执政的背景下，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党内存在精神懈怠的风险，而革命理想的缺失就是这一风险的突出表现。党内少数人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足而缺乏足够的信心，或是将实现共产主义视作乌托邦避而远之，或是将实现共产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完全对立闭口不谈而最终走向自我腐化。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首先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在实际工作中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坚定理想信念中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信念信心，保障党领导新时代社会革命的正确方向。

勇于自我革命，就是要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上增强关于自身建设的忧患意识，明确新时代社会革命向前发展同党自身革命性锻造相辅相成。从唯物史观来看，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虽与生俱来，但绝不是一劳永逸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坚持在辩证的否定中不断发展自身才能保持永不变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离不开对于自身建设的忧患意识。“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观念上以增强忧患意识为要求，不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行动上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举措，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自身建设与社会革命进程所构成的协调关系是党领导新时代社会革命不断取得成就的保障。

勇于自我革命就是要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明确对照标准检视解决自身问题是连接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协调关系的实践环节。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初心是其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起点，而其自我革命的开展也需要把初心和使命作为标准参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刀刃向内是自我革命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解决事关自身存亡的内部问题。初心和使命是无产阶级政党存在以及开展革命活动的起点，如果偏离初心和使命，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变质，因此，对照初心和使命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着力点，而初心和使命也蕴含了新时代社会革命的目标与方向，自身问题的不断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代社会革命的重要保障。

(三)加强制度建设，内含社会革命过程稳中求进的基调

制度是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活动准则，它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又反过来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具体制度是社会形态的具体化，人类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以一定的具体制度作为其表现和支撑，人类社会形态变革的过程也是新的社会具体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社会具体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不仅有利于坚定社会革命方向，同时也有利于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以塑造社会革命过程的稳定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突出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确定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进程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应对风险挑战需要坚持稳中求进。21世纪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世界局势变得日趋复杂，各个领域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面对风险挑战，固然求进是关键；但事物处在联系发展的运动过程之中，保持事物动态稳定状态，是人类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的重要条件。稳定是基础，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必须坚持稳中求进。

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制度建设。在新时代坚持稳中求进，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只有制度稳，则国家才稳，社会长期稳定需要依靠社会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历史证明，坚持社会主义总体制度方向，为保持我国社会长期稳定提供了根本前提；其次，党和人民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实践中不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为保持社会长期稳定提供了基本保障，使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了法制准则；最后，不断强化党对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绝对领导，使党在治国理政中起到的领导作用得到真正彰显。

“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提出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稳定是事物运动发展过程的一种特殊状态，既没有绝对的静止，也没有绝对的稳定，得益于制度建设所实现的我国社会发展长期稳定状态不是一种绝对性存在，要在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过程中继续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70多年来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各项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取得各种发展成就的基础，也是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根基。必须看到，在新时代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在部分领域以及部分层面仍有缺失，在面对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时容易出现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足的问题，进而影响社会稳步向前发展。要实现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过程的稳定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与定型，进而依靠制度的成熟定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这其实就是要求在制度建设上达到“善制”,从而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上达到“善治”。这里的“善”不是单指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要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良善”,还包括制度建设、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在面对更多更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擅长和游刃有余的状态，这其实也就是人在社会革命中不断认识然后达到的自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