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在那里，虽然它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上却是社会大众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家钱穆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开头便写道：“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事实上，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是什么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兴趣，这或许是人的天性。人活在世界上，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就离不开历史。而且，人们不只想到自己，还会考虑本国、本民族的发展，这就更离不开历史。今天，我们不仅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精神和经验，对当代发生的很多事件，也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根据和力量。

所以，对于广大历史学者而言，其肩负的任务不只限于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要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必要的了解和应有的认识。这就涉及史学的大众化与通俗化问题。

任何一门学问，最后总要回归社会。如果不能回归社会，它就发挥不了效用。很多大学问家都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写过面向大众的“小书”。例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的专门研究非常窄、非常深，但其创始人裴文中先生和杨钟健先生为了尽力将它推广到社会上，都写过通俗化、大众化的“小册子”。从古代来看，《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他在撰著历史、引经据典时，也在通俗化上下了很大功夫。例如，他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深得《尚书》之学真义，但他在引用《尚书》时，对古奥费解的字词，都用意义相同又通俗易懂的字词来代替。此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面前。事实上，历史学家尽力将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生动实践远不止这些。

大众化与通俗化是彼此关联的。要想真正做到大众化，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通俗绝非低俗，亦非庸俗，而是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展开的。我所理解的通俗，是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把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告诉大家。而撰写通俗历史作品，并不意味着降低标准去迎合大众的口味。相反，应坚持自己的标准，努力将普通读者对历史的认识水平引导到更高层次上去。这实际上对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绝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讲过，“在历史中求史识”，即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陈寅恪的论文中有很多看似纯粹的历史问题，但细察著述时间，并结合当时背景，即可看出他为文的苦心。所以，历史著作的通俗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引发读者的共鸣，让读者读古事而对今事有会于心。有人将历史看作小孩子玩的拼图，有些画面残缺了，得依靠史料和考古发现，用合理的想象去补全。但不能明明是红的底色，你偏放一块蓝的进去，那就完全不对了。当今的影视创作者在创作历史作品时，应尽量贴近历史，尽力避免造成不好的影响。而观众也要心知肚明，艺术创作终究是艺术创作，不能当成正史来看。

当此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我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拥有灿烂的文明。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这应成为当代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同时，也要推动中国历史学走向世界。探索中国古代文明，一方面对中华民族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对认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也有重大意义。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 人民日报 》（ 2016年05月09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