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已经过去整整90年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建立的苏维埃国家,经历了74年的风风雨雨,其间有过伟大的辉煌,也有过艰难与曲折,最终于1991年末黯然解体。在研究苏联解体过程中,有些学者和政治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人列宁策动的一次脱离实际的超前行动?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十月革命胜利本身和苏联历史上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依然认为十月革命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场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苏联解体主要是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了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路线造成的。它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严重挫折。十月革命不是它的“造因”和“原罪”。苏联解体丝毫不能抹去十月革命的历史光辉。

一、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进程和俄国人民的惟一正确选择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对资本主义的潜心研究,发现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他们认为,实现这种取代的物质条件在当时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业已具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的程度。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又认为,鉴于资本主义建立的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恩格斯直到逝世前不久仍坚持这一观点。

列宁在20世纪初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特征进行全面、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理论。他指出: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加强,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局势,社会主义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薄弱环节,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且,基本上由于同样的原因,社会主义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在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和1916年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两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这一崭新的理论。

从这一理论出发,列宁对俄国的国情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俄国虽然只是一个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只占40%左右,工人总人数大约只有15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但俄国已经具备了帝国主义的各种基本特征。另外,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否成熟,不仅要考虑经济条件,还要考虑政治条件。俄国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它分布相对集中,组织性和革命性较强,与广大农民的联系密切,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成熟的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这都是俄国工人阶级独具的优势。列宁还看到,已经进行了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俄国已经出现了有利的革命形势,不仅下层群众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而且上层统治者也已经不能按老样子统治下去。从国际范围来说,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在战争中互相厮杀,削弱了彼此的力量,使得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突破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的胜利。列宁在1917年8月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三年来的战争把我们向前推进了三十来年”;“战争异乎寻常地加快了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地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因此,列宁坚定而果断地认为,必须抓住有利形势,发动俄国无产阶级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

对于这一重大的策略思想,列宁后来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阐发得十分透彻。他在这篇文章中承认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有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经济基础,但是认为,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变更通常的历史发展顺序:先夺取政权,后建设物质文明。他写道:“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他还进一步总结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提出这一理论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二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它是主要的政权,拥有各级权力机构;另一个是苏维埃,它得到武装的工人、士兵(农民)的支持,拥有实际权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执委会中占了多数。他们甘愿将权力让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自己的任务限制在给政府提一些政治要求和进行所谓“监督”,而相当一部分群众一时还看不清这些政党领导人的真正面目。

从表面上看,或者说从纯粹的形式逻辑分析,二月革命以后的俄国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选择和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一是建立君主立宪和责任内阁制度,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二是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并进一步为走向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关键的问题是革命群众最期盼的是什么。当时俄国劳动人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和平与土地。他们起来革命,推翻沙皇的反动腐朽统治,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可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包括稍后改组的两届临时联合政府,既不愿意给他们和平,也不愿意给他们土地。而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立场与临时政府基本上一致。

布尔什维克党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关于战争问题,布尔什维克党认为,虽然沙皇政府已经被推翻,但俄国进行的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非正义战争。只有“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保证停止战争”。因此,交战国劳动人民的任务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①关于土地问题,布尔什维克主张“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②由于临时政府的倒行逆施和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对政府的妥协,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布尔什维克党及时利用了临时政府的三次危机,积极领导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广大群众通过具体的革命实践终于看到了临时政府和与它沆瀣一气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的真实面目,从而纷纷站到了布尔什维克的一边。在粉碎了8月底发生的反革命将领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群众表示支持布尔什维克,终于使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和一些地方苏维埃中占据了多数。这时,列宁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毅然决然地领导全党发动了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一举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选择,也是俄国广大工农群众经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理性思考以后的正确选择。这是当时惟一可能的选择。所谓选择,是由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决定的。它不是某个政党或是某个领袖人物的主观选择。政党,只有当它顺应了历史潮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并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与支持的时候,才能发挥推动历史的作用。杰出的历史人物也是一样。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由此可见,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结果,也是俄国人民正确选择的结果。它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当然,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则是历史必然性的具体反映。

二、布尔什维克党的统一战线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

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是由革命前俄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俄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农民在内)占优势的国家。1905年正式成立的社会革命党是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在农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它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二月革命胜利以后,社会革命党有很大的发展。据苏联史学家估计,其党员有40万人,①或者是70万人。②与之相比,布尔什维克党的人数要少得多。二月革命前夕,在党组织走出地下状态之前,大约只有24000名成员。二月革命以后,在1917年4月举行党的第七次全俄代表会议时,成员增加到约80000人。到1917年7、8月间举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也只有约24万党员。另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右翼——孟什维克。它代表了一部份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和知识分子。从1903年至1912年孟什维克在形式上与布尔什维克同在一个党内。1917年5月,孟什维克约有100000人。到8月,增加至193000人。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社会革命党,不仅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及其执委会中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控制着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以及大部分省和县的执委会。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党要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领导全国人民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必须与小资产阶级政党中的一部份人建立统一战线。

二月革命以后,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随着队伍的扩大,社会革命党内部明显地分化为左右两派。右派与资产阶级妥协,全力支持临时政府的各项政策;而左派则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同时要求立即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社会化,并且立即停止掠夺性的战争,给人民以和平。社会革命党左派的观点,与右派大相径庭,而与布尔什维克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一致。

在社会革命党1917年6月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了“左派组织局”。1917年11月,左派召开了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并通过了党章。他们反对与临时政府合作。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斯皮里多诺娃曾明确表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政权的态度同布尔什维克一样,认为惟一可以挽救俄国的办法是将权力转交苏维埃”。与右派相比,左派人数较少,也没有自己的正式纲领,但他们要求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立即实现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中关于土地社会化的要求,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土地交给中央及地方自治机构管理,并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从而证明了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真正代表。

孟什维克内部也分成了好几派。其中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国际主义派的观点与布尔什维克比较接近。这为布尔什维克党与之联合行动提供了基础。

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认识到了与小资产阶级政党左翼,特别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因而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1917年4月间先后举行的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和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代表会议,都提出要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行动。这种呼吁在七月事件(彼得格勒工人示威游行遭到临时政府的血腥镇压)以后又进一步加强。这种联合行动不仅出现在上层,而且更多地出现在下层,包括地方各级苏维埃和苏维埃执委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和普通党员之中。联合行动不仅调动了小资产阶级政党左翼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使得有更多的人理解与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和方针。在粉碎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起了积极作用。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结成的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即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在8月26—31日这5天里,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受到了考验,这个联盟当时最彻底地战胜了反革命”。1917年9月27日,在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的信中,列宁再一次强调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迫切性。他说:“马上开始实现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有这个联盟能使我们在俄国建立巩固的政权”。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的关键时刻支持了布尔什维克党。他们积极参加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武装起义。在10月12日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知的80多名委员中,除包括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等人在内的51名布尔什维克外,还有21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4名无政府主义者。在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的负责日常工作的5人常务局中,3名是布尔什维克,2名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巴·叶·拉季米尔和格·恩·苏哈里科夫。前者还当选为这个常务局的第一任主席。

布尔什维克党要实现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合作,就必须对它们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这种妥协和让步当然不是原则性的,但有时是相当重大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在列宁起草的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法令》中写进了社会革命党关于平均使用土地的要求。

在争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也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根据12月9日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达成的协议,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了人民委员会,他们中的5人(普罗相、柯列加耶夫、施泰因贝格、特鲁托夫斯基、卡列林)分别担任了邮电、农业、司法、地方自治、国家产业部人民委员,还有2人(阿尔加索夫、布里利安托夫)担任不管部人民委员(分管内务和财政)。此外,在人民委员会的各个职能部门也有不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供职。甚至在全俄非常委员会(契卡)这样的特殊机构的20名委员中,也有7名是社会革命党人,其中1名还担任了副主席。

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胜利以后的几个月内,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与布尔什维克继续进行了很好的合作。这种合作特别表现在解散立宪会议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并等问题上。列宁对这种合作有很高的评价。他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代表农民的真正愿望和真正利益的政党,是左派社会革命党”。“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的联盟,是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的,这个联盟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巩固,而是每时每刻地在巩固”。即使在1918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退出了苏维埃政府以后,两党的合作也还继续保持。当时仅仅是7名部长退出人民委员会,而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苏维埃和苏维埃执委会中仍有不少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在工作。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与小资产阶级政党左翼的统一战线,特别是如果没有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与合作,在十月革命的进程中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曲折。

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这种合作没有任何组织形式,也没有正式的文字形式的共同遵循的纲领。即使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意参加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时,两党也没有建立正式的联盟关系。两党的合作是基于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共同看法。因此,这种合作是不稳定的,但也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政策的灵活性。第二,布尔什维克党在与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商谈合作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它影响下的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直接做工作,通过事实耐心地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而这一工作不仅促进了两党的联合行动,还加强和扩大了布尔什维克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加速了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第三,这种合作的时间很短,到1918年夏季,合作已基本上不复存在。

布尔什维克党与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左翼的合作虽然时间短暂,但其理论意义是重大的。统一战线问题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都要遇到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的实践经验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是符合俄国国情的,是从当时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各政党的力量对比情况出发的,也是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出发的,符合革命发展的历史潮流。二月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已经站到了反革命的立场上,而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则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由于它们当时还有相当大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在农民中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而且必须千方百计地团结、争取、教育它们之中的左翼,并与它们协同作战,以确保革命的胜利。至于后来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决裂,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这是一个需要进行专门研究的课题。

三、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意义并不因为苏联解体而大打折扣,也不因为资本主义仍在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一时挫折而黯然失色。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揭示它的历史意义:

第一,十月革命的胜利解放了深受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制残余剥削和压迫的俄国各族劳动人民,在占世界面积1/6的土地上建立了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开辟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几百年来,俄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农民,在没有土地,没有政治权利,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的沙皇专制统治下挣扎呻吟。从19世纪初期开始的100年以来,俄国三代革命家为了推翻沙皇统治,振兴祖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一代是发动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贵族革命家。他们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阶级,奋起为解放农奴而斗争。由于没有与群众相结合,他们可歌可泣的斗争遭到了失败。但他们唤醒了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第二代革命家。这一代革命家信奉空想社会主义,崇尚农民革命。他们的宣传鼓动和革命斗争震动了沙皇政府,使它不得不自己起来进行农奴制改革。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极不彻底,农奴制残余依然严重保持。但是改革还是促进了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它与贵族地主阶级的密切关系,彻底推翻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第三代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肩上。十月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俄国各族人民长达100年的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为俄国开辟了通向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

第二,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阶段,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历史性飞跃。科学社会主义自19世纪40年代诞生的70年间,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理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风暴,到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从各国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到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但是直到十月革命以前,社会主义始终只是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而存在。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使社会主义从一种运动变成了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实体。它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及各被压迫的民族,使它们的斗争有了一个坚强的后盾和成功的榜样,同时也明确地宣告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人鼓吹的“和平过渡”和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尽管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的基本经验对其他各国,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仍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中国革命就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并取得胜利的。

第三,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开创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从今天看来,这个新时代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同时存在,相互竞争,既矛盾斗争,又合作借鉴。但是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总趋势不会改变。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情况、新发展,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20世纪末期发生的苏东剧变只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挫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终结。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改革中出现的积极进展,特别是中国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重大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在苏东剧变以后的1992年仍然坚信当今时代的特点,他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向,但道路是曲折的。”因此,目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共存的态势并未根本改变十月革命开创的新时代的基本特征,也绝对不能改变十月革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