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曾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固有的弊端不断显现和加重，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现，并演化为时下的系统性危机。深入认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有助于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对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酝酿和爆发

历史上，资本主义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并在上个世纪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恢复性的快速发展，同时其内在矛盾和问题也在加速积累。20世纪末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至今未见起色。2002年，拥有上千亿美元资产的美国安然公司在几周内即宣告破产。此时，美国房地产领域的次贷问题已导致新的危机，积累着更具破坏性的负能量。这场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发的金融风暴，从2007年8月起席卷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近10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混乱、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难以解决，就打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试图通过对外干预转移国内民众视线，造成阿富汗、中东等地的混乱。反过来，对西方干预的愤怒则转化为仇视性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一些恐怖主义组织频繁在西方社会制造暴恐事件，加上战乱导致的难民潮使欧洲各国疲于应付、不堪重负，加深了西方国家之间以及西方各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裂。近年来，西方国家民粹主义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西方精英多年来精心描述的价值观和所谓“政治正确”遭到底层民众的质疑、嘲弄和挑战。从这些现象可以判断，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不是局部的、个别领域的危机，而是制度性、系统性危机。

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特点

波及的范围广。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为了自己先“上岸”，长期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等各种转嫁危机的做法。这不仅不能消除危机，反而让危机进一步扩散开来，威胁到世界各个经济体。首先是冰岛银行瘫痪，接着是爱尔兰金融紊乱，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发生经济困难，随后发生了震动欧洲和世界的希腊濒于破产事件，欧元区面临解体的危险。在这种困境下，欧盟显然难以保持团结一致：匈牙利等国对欧洲难民政策公开唱反调，英国因一次仓促的公投就退出了欧盟。出于自保的考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政客撤下了自由贸易的幌子，公开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设立各种壁垒。这不仅使资本主义的危机波及新兴经济体，而且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纠纷。过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大肆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其商品市场和初级原料来源地；而当发展中国家有了一定的竞争力时，西方世界却想方设法进行贸易保护，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虚伪性。

涉及的领域多。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不仅表现在金融领域，而且涉及制造业、国际贸易，进而影响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以致出现价值观危机和文化危机。美国利用掌握金融手段的便利不断转嫁危机，这不仅导致欧洲经济出现紊乱，而且引起世界性的贸易萎缩和经济下行。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先后出现困难，希腊经济更是一泻千里。美国虽然最早脱离险境，但只是解决了表面问题，对造成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束手无策，更无法解决失业率高企和贫富分化的难题。这导致美国社会结构的退化，即曾经使美国保持稳定和强劲发展的中产阶级出现缩小的趋势，同时中产阶级收入整体在下降。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1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占到美国2014年总收入的49%，比1970年的29%有所上升。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在2014年占到43%，比1970年的62%显著下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边缘的国家处境更加困难。比如，巴西经济已连续多年负增长，仰仗石油富甲天下的沙特阿拉伯等国也开始进行结构性调整。

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爆发的根源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垄断资本的逐利本性一旦得不到遏制，必然导致经济生活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进而导致经济链条断裂。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收益，不仅任由经济泡沫泛起，更将劣质资产包装成新的金融产品再赚一把，导致泡沫越吹越大、危机越来越深。实际上，危机的根源不是生产力过剩，而是供需结构不匹配。供需之间的不平衡，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起因则是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法国学者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指出，因为资本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必定日趋严重；贫富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危机。资本主义社会难以从系统性危机的泥潭中走出来，是资本演进的逻辑使然。此外，资本主义发展所依托且不断强化的个人主义和尔虞我诈，不仅不能让大家携手走出困境，而且进一步恶化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

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僵化和民主制度的劣质化密切相关。西式民主曾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作用，但目前已是弊端重重。这首先表现在重竞选、轻执政。为了攫取权力，政客们往往许诺许多超出客观条件的福利，结果不是“放空炮”，就是造成巨额亏空、加重财政负担。其次表现为民主政治被资本绑架，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一些西方学者调查发现，左右美国政策的不是民主，而是财阀。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毫不避讳地谈道，美国的政治体系看起来往往“倾向于富人、有钱有势者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第三，表现为以执掌政权为唯一目的的竞选，日益恶化了政治生态。美国学者胡安·林茨在《总统制的危险》一书中警告，美国的总统制民主天生不稳定，容易瘫痪和垮掉。他认为，美国民主政治应该存在“适度共识”，即存在两大政党达成妥协的中间地带。如果没有这样的地带，就无法避免权力争斗和两败俱伤。问题是，这一中间地带已不复存在。

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争取权利，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资本的逐利性和这些价值观的理想性之间就开始出现裂痕。西方国家的政客不断高调宣扬所谓“普世价值”，但一遇到利益冲突就暴露了真面目。美国学者查尔斯·M·布洛认为，美国的理想主义已经终结，进入了“后理想主义”时代。在“后理想主义”时代的现实生活中，魅力比思想重要，实力比原则重要，粗鄙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真实可靠。民粹主义的出现，就是这种文化逻辑发展的结果。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粹主义固然存在种种弊端和不确定性，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诩“政治正确”的西方政治精英已无法有效把控大局，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已陷入“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对立的危机中。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22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