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强盛的国家需要精神支撑，国防教育就是精神支撑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接受国防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以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应当根据各自实际情况组织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开展国防教育。依法开展国防教育，为祖国、人民和自己撑起一个精神的家园，远离负能量。关注国防，就是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生存环境及未来！

重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万众瞩目的十九大大会报告提出一个重要论断，这是这次大会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本次大会之前，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中提出的主要矛盾，也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不要小看主要矛盾表述的这一变化，而且还是重大的变化。因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建立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之上的。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发生变化，意味着路线（不是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也要随之改变。

原来的主要社会矛盾论断上升为党的意志，就意味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的效率作为第一要考虑的因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建立在这一主要矛盾的前提之下的政策。

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论断，重在强调生产力的落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论断，则重在强调发展的不平衡。未来首先关注的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发展不平衡，主要指那些呢？我的理解，应该首先是贫富拉大为主要表现的分配结构不平衡，其次是地区之间，比如东西部，和经济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比如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当然，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差别，即工农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观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可以把问题看得更为清晰。

关于主要矛盾的新论断，是要把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放在首要的突出地位，这可以理解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切换为实现共同富裕。大会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甚至还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基本服务均衡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2035年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考虑的重点是提高效率，主要着眼于发展落后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而实现共同富裕，重点在考虑公平，主要着眼于发展不平衡跟人民群众的需要之间的矛盾。

当然，公平和效率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公平并不妨碍效率，不考虑效率的绝对平均主义，才会妨碍效率。但是绝对平均主义，不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从马克思开始就一直批判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把绝对平均主义加在前三十年的路线上，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长期用来否定前三十年的基本说辞，但这是西方经济学者惯常的先有结论再有假设的范式，并不符合事实。

其实前三十年很关注公平，但是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前三十年的效率也不低。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解决了国家外部极其险恶的环境问题，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印自卫反击战等一系列立国和卫国之战，实现了重返联合国的重大外交胜利，还实现了基本工业化，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还叫效率低吗？从农业国家到工业国家的改变，是国家基本面貌转变的基本前提条件，从吃饭问题、发展问题、安全问题到实现国家强盛，都建立在中国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这一飞跃上。能把公平和效率对立起来吗？

社会主义就是要体现共同富裕的社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也不是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了贫富拉大的现象，是因为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时候，引进的他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层面的因素多了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的因素多了一些。

中国现在有很多社会矛盾，现在这些矛盾，都跟社会发展不平衡有关，社会发展不平衡，最终都是跟中国的公有制比重下降、非公有制经济因素多了一些有关。并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问题，就来质疑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恰恰说明中国不能全盘西化。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学者，把公有制比重下降导致的贫富拉大问题，说成是公有制的体制问题，是要把中国引导到拉美化的轨道上去。

这次大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从解决不平衡出发，把实现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第一要务，并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继续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在主要矛盾的新论断中，紧跟着对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强调之后，就强调发展还不充分的问题。这说明要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实现更为充分的发展，把解决发展的公平问题和发展的充分问题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充分发展，实现公平不是实现效率的阻力，而是实现可持续的效率的推动力。

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把以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如何从一部分先富起来，到实现共同富裕？谈点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关键是坚守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前重点强调多种经济充分的共同发展，在改革之初，公有制经济比重太高，强调和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公有制经济比重已经下降到三成左右的情况下，应该侧重和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定阶段，有条件的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让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大发展，但是应该以不影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作为红线，以不造成显著的贫富差距为边界，以尽快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之一）。事实上，中国的发展不平衡也是跟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下降基本同步的。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光是在分配层面想办法，恐怕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所有制的层面考虑问题。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共同富裕是从分配的结果来说的，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谈共同富裕的基本经济条件。分配问题，当然跟政府的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有很大关系，但是关键还是跟所有制直接联系的初次分配。

中国很多巨富，有钱了就想各种办法往国外转移资产，还采取内保外贷等手段，把负债和金融风险留在国内，这也说明，中国不发展强大的公有制经济，宏观发展很容易受到私人资本的逐利影响。更不用说，贫富差距过大，还会造成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市场的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进而引发其他经济难题。

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等于就要取消非公有制的发展空间，而是要在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挥其积极作用。现阶段，站在国家的整体利益的角度，公有制的发展，跟非公有制的发展，也并不是一些人说的那样只有对立。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如果不强大，中国的非公有制民族经济就会被各个击破，成为西方资本和买办资本的盘中餐。现在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只强调国有企业的垄断，而从来不谈西方资本在相关领域的绝对垄断地位，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非公有制民族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西方资本的利益，代表买办资本的利益。在西方资本还主导着世界的主要贸易和金融规则，还掌控者世界资源的主要定价权的情况下，中国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民族经济之间的矛盾，小于中国的民族经济跟西方资本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不平衡问题，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市场和资本的负面因素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造成的结果。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过高，会造成财富分配不平衡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中国不能光利用资本推动经济发展，还要节制资本的负面作用。不能光强调市场的作用，还要通过有形的手来解决“无形的手”的缺陷问题。这都是在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解决的问题。“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发出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的信号，重点就在于如何解决市场和资本的负面因素，用有形的手来克服市场的自身缺陷，通过政府和国有企业来建立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体系。

会议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结合在一起，并称为未来三十年的总任务，由此可以推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民族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是同一个过程从不同角度的强调，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是不可分裂的发展总体目标的不同表达，这就跟不关心国家道路问题的国家主义划清了界限。

大会还把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跟实现总任务的具体部署结合起来。这样就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跟人民的利益，民族复兴和人民的幸福结合起来。

这些道理可以总结和提炼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