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距离

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作者 | 徐延辉 邱 啸

徐延辉，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邱 啸，厦门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深圳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摘 要

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对于推进我国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经济社会学视角是探讨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距离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视角。采用国家卫计委数据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现多样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增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社会距离则会降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社会距离对市民化意愿的阻碍作用。因此，增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需要不断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升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从日常生活入手，使农民工享受各种公共服务，促进农民工的社区参与，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

[关键词] 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距离；市民化意愿；社区参与

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86亿人。大量的农民工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对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长期的城乡分割以及受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制约和影响，农民工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益，这势必会影响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分必要。人们在讨论市民化问题时总是暗含或假定农民工都是愿意转变为城市居民。然而，相关研究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愿意成为市民。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市民化的进程，我们需要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进行深度考察，了解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如何，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有哪些，未来应该如何推进农民工实现市民化。

一、文献回顾、研究框架及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增加，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社会制度、居住空间、家庭特征及主观认知等方面探讨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问题。

社会制度首先引起学者的关注。许多学者基于制度主义，研究户籍等社会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比如，刘传江和程建林认为，户籍制度以及建于其上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城市住房制度等制度安排降低了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王桂新和胡健集中探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状况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影响更突出。在居住空间方面，住房产权和居住类型成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拥有住房产权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不同的居住类型意味着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存在差异，从而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家庭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家庭在外务工人数增加会增加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家庭供养的老人数量会降低市民化意愿。在资本层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学者关注的重点，良好的职业培训、较高的技能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增加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丰富的社会网络以及较高的社会参与水平同样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工作是农民工立足于城市的基础，工作时间越长，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低，尤其是超时劳动会明显降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以社会制度、家庭、居住空间和资本视角为代表的研究主要强调客观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目前也有学者开始强调农民工的主体性，将农民工的主观体验作为影响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比如社会认知、相对剥夺感等。姚植夫和薛建宏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胡军辉则探讨了相对剥夺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作用，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随群体间的相对剥夺感增强而强烈，群体内的相对经济剥夺感则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激发和催化作用。

学界从不同视角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进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变量测量方面，学者普遍以户口迁移意愿作为测量指标，因此指标的测量比较单一。其次，在研究视角方面，国内的研究或是基于“经济人”的假设进行研究，即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是建立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基础之上的，或是基于“社会人”的假设，即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因此，本文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出发，基于“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假设，从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距离的角度来探讨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问题。

（二）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移民是否愿意迁移主要基于个人的理性选择，如果迁移带来的预期净收益大于迁移的成本，那么移民就会倾向于迁移。但是，这一理论框架强调移民在移入地获得包括工资在内的物质层面利益，过于强调经济理性，使得分析的框架有些狭窄。本文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拓展，认为人们在城市中的“收益”既包括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物质利益，如收入、各种社会保险以及较高的职业地位，也包括个体在城市中建立的良好的社会关系，从而将“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结合起来思考迁移行为。

对于农民工而言，要想在城市中真正立足，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收入至关重要，持续而稳定的收入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基础，然而仅仅考虑收入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因为虽然有部分农民工的收入不低于普通的市民，但是由于处于较低的职业层级，农民工依然会受到歧视。只有拥有充足的收入和体面的职业，能够和城市市民进行平等对话，农民工才更愿意实现市民化，所以本文将社会经济地位引入到研究中。

除了获得物质利益外，农民工需要适应新的社会交往规范、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对一直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农民工是一个新的挑战。虽然农民工被城市居民视为“他者”，城市居民并不愿意与农民工建立更多的联系，但是由于共同生活在一个场域中，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必然或多或少要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必然会对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产生影响。良好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农民工获得各种物质利益，同时也可以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弥补他们因为离开故乡而造成的原有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缺失。社会关系的质量可以通过社会距离来体现，所以本文引入社会距离这一变量。那么，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距离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1.社会经济地位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社会经济地位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是个体在教育、收入和职业等方面的综合体现。邓肯最先将这一概念正式引入到社会学研究中，他利用收入和教育水平对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进行计算，得出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即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目前尚无文献直接探讨社会经济地位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的关系，虽然也有研究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维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但是并不系统。本文将借鉴其他相关理论和研究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能够获得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比较体面的工作，收入比之前有明显提高，可以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提供物质基础，这会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其次，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农民工跨越市民与非市民之间的制度“门槛”。如果农民工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和职业地位，那么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户籍制度等社会制度带来的一系列障碍。比如，在子女受教育方面，收入较高和职业稳定的农民工可以依靠自身的实力将子女送到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从而跨越相关教育政策和制度的限制。所以，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民工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农民工更有能力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他们的市民化意愿。最后，如果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中发现自己的收入、待遇等都处于劣势，那么可能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助于应对歧视，降低相对剥夺感，减少不公平感。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越强烈。

2.社会距离与市民化意愿

塔尔德在《模仿律》一书中首先提出社会距离概念，认为人们会模仿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在这些地位较高的人中，最容易模仿的是和自己的社会距离最近的人。在塔尔德的定义中，社会距离主要是指社会地位，因此这一概念充满客观色彩。齐美尔则赋予了“社会距离”的主观色彩，认为社会距离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应该与他人亲近或认识的程度，社会距离是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屏障。帕克用社会距离来衡量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他给出了社会距离的具体定义：“距离是一种可以测量表现个人和一般社会关系的亲密程度和等级……感觉上的距离可以像智力一样得到测量。”博格达斯认为，社会距离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感受的等级与程度，它体现了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特征。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体现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在农村，农民工主要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与其他人的社会距离并不大。在城市这个陌生人社会中，农民工不管是在工作场所、居住区，还是在公共空间都有可能与城市居民建立联系。但是，由于在经济地位、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大，从而可能导致如下结果：一方面，社会距离过大可能造成农民工不愿意与市民交往，即使同处在同一个空间内，彼此之间也不愿意交往，互动频率比较低，从而降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另一方面，社会距离越大，越容易造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冲突，使得两个群体之间的疏离感进一步增强，从而降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距离对农民工的社区归属感产生影响。如果社区归属感较低，势必会降低市民化意愿；社会距离也会降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此外，社会距离还会影响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社会距离越小，农民工越倾向于认同自己为城里人。社会距离越大，意味着农民工在主观层面与市民越疏远，越容易产生敌意，也不愿意与城市居民进行互动，这样势必会降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降低，使得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减弱。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社会距离越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越低。

3.社会距离、社会经济地位与市民化意愿

如果说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反映的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客观距离，那么社会距离则反映了他们之间心理上的主观距离。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生活在与城市居民共同组成的场域之中，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的远近必然影响着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如果与市民的社会距离越大，不能被城市居民接纳，那么他们很可能将自己作为一个城市过客，不愿意留在城市中。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降低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许多农民工作为农村中的“精英”，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超越城市居民。农民工在城市中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社会距离对市民化意愿的阻碍作用。由此提出本文第三个假设。

假设3：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社会距离对市民化意愿的作用会减弱。

二、数据来源、变量操作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管理司自2014年开展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者获得数据使用权。这项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对象是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流动人口，总共获得15999个样本。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工，即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户籍人口。经过筛选后，获得有效样本13655个。

之所以选择2014年的数据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收集的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涵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这一数据不但样本规模大，而且抽样设计方案科学合理。另外，相较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等规模较大的社会调查的数据，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更具有针对性，是涉及农民工研究的质量较高的调查数据。第二，2014年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数据是一份专题调查数据，这一数据具有较强的独特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这一数据中包含大量涉及社会融合、市民化的问题，全面测量市民化意愿的不同维度；其次，这份是数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目前公开的数据中唯一涉及社会距离的数据；最后，从数据涉及的城市而言，既包括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区域的城市，也包括中西部农民工数量较多的城市，因此，这份数据不仅能够更好地从整体上反映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依据这一数据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更具合理性；第三，2014年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数据仍然具有时效性。通过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最新数据、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的数据比较发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社会距离以及社会经济地位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愿意将户籍迁入城市的农民工仍然保持相对较低的比例。这意味着这一数据依然能够准确反映农民工群体的现状，采用这一数据获得的研究结论可信且具有说服力。

（二）变量操作

1.因变量：市民化意愿

本文利用户口迁移意愿和长期居住意愿测量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意愿即因变量。在目前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把迁移户口作为测量的指标，我们认为这种测量方法比较单一。受到Goldstein的启发，本文将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分为两个方面，即制度性市民化意愿和事实性市民化意愿，通过两个题目来测量。第一个测量的是制度性市民化意愿，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来测量，“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第二个测量的是事实性市民化意愿，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来测量，“打算”赋值为1，“不打算”和“没想好”赋值为0。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有两个：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距离。

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国内学者通常用教育、职业和收入这些客观指标来衡量。但也有学者采取主客观混合测量法，既包括收入、教育等客观指标，又包括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等主观指标。本研究基于“经济人”的假设，主要从客观方面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收入、教育与职业三个维度。收入用“您个人上个月（或上次就业）收入多少”来测量，考虑到收入呈偏态分布，将收入取对数。教育程度用受教育年限来测量，未上过学赋值为0，小学赋值为6，初中赋值为9，高中赋值为12，大学专科及以上赋值为15。职业地位用“您现在的主要职业是什么”来测量。根据国家职业分类标准，将职业分为“无固定职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单位负责人”。

社会距离通过以下五个问题来测量：“我愿意与本地人共同居住在同一个街区（社区）”“我愿意与本地人做同事”“我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我愿意与本地人交朋友”“我愿意自己或亲人与本地人通婚”。答案包括“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四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4，为了便于分析，本研究对其反向赋值，然后进行因子分析，KMO值为0.880，并提取出1个公因子，命名为“社会距离因子”，解释方差达到73.13%。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住房状况。男性赋值为1，女性为0。未婚赋值0，其他几种情况为已婚，赋值为1。住房状况用“您现住房属于下列何种性质”来测量，租住单位/雇主房、租住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和政府提供公租房、单位/雇主提供免费住房（不包括就业场所）、借住房和就业场所表示没有住房产权，赋值为0。已购政策性保障房、商品房和自建房表示拥有住房产权，赋值为1。本研究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三）研究方法

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所以本文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在模型中，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可以分析因变量在各个类别之间发生转变的概率。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一特定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表1 变量描述性分析

三、研究发现

（一）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现状

研究发现，有31.2%的农民工既愿意将户口迁入到城市又愿意在城市居住，也就是说，既愿意实现制度性市民化又愿意实现行为性市民化，这一类型的农民工在四种类型中比例最高。愿意在城市长期居住但不愿意迁入户口的农民工的比例为26.1%，愿意迁入户口而不愿意长期居住的农民工则占15%，有27.6%的农民工没有市民化意愿。这一结果说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呈现多样性，需要分类推进市民化。

表2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现状

（二）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回归分析

1.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距离与户口迁移意愿

表3所列数据是logit模型分析结果。模型1和模型2的因变量是“是否愿意迁入户口”，模型1只放入控制变量，模型2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距离两个变量。模型3和模型4的因变量是“是否愿意长期居住”，模型3只放入控制变量，模型4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距离两个变量。本文接下来主要报告模型2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

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对数对农民工迁移户口的意愿具有统计显著性（p

社会距离对农民工迁移户口的意愿具有统计显著性（p

控制变量方面，男性迁移户口的意愿低于女性，但是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年龄对迁移户口的意愿具有统计显著性（p

2.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距离与长期居住意愿

通过模型4，我们可以发现，收入对数可以增强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意愿（p

表3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回归分析

注：***p

表4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回归分析（调节效应检验）

注：***p

社会距离会降低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意愿（p

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对农民工的长期居住意愿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拥有伴侣的农民工更愿意长期居住在城市。如果农民工的伴侣在城市工作，就有可能实现家庭的迁移，在城市长期居住意愿也就越强烈。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希望长期居住在城市的意愿高于没有产权的农民工，拥有住房产权就意味着农民工在城市有了落脚之地，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农民工如果拥有住房产权，很有可能获得城市户籍，从而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这使他们长期居住城市的意愿不断增强。但是，年龄对农民工的长期居住意愿的作用相反，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大，在城市居住的时间越长，更加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因此更愿意长期居住在城市中。

为了检验是否存在调节作用，本文进行进一步分析，由于职业类型分类较多，为了模型的简洁和便于分析研究结果，本文根据李春玲的职业声望表对职业类型进行赋值，转化为连续型变量。出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报告部分结果（见表4）。由模型5可知，在加入调节变量后，收入对数、受教育年限和职业类型仍然具有统计显著性。在交互项中，只有受教育年限与社会距离的交互项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受教育年限可以调节社会距离对市民化意愿的作用，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削弱社会距离对市民化意愿的阻碍作用。在模型6中，收入对数、受教育年限、职业类型都具有统计显著性，所有的交互项都不显著，即社会距离与长期居住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综上，研究假设3得到部分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出发，采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距离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以下结论。

第一，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现多样性。本文以是否愿意迁移户口和是否愿意长期居住作为市民化意愿的衡量指标，通过交叉分类发现，每一类型的农民工都占有一定比例，虽然愿意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所占比重最大，但仍然有较大比重的农民工不愿意实现市民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其他人的研究结论，这一方面说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现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市民化的研究中，我们不能直接预设所有的农民工都愿意实现市民化，否则会造成政策偏差，推进市民化的进程中要考虑到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实行差异化而不是一刀切的市民化政策。

第二，社会经济地位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具体而言，较高的收入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较长教育年限可以提升市民化意愿，较高的职业地位可以提升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移民之所以愿意实现迁移是为了追求比原住地更高的经济效益。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表明他们在城市获得的利益越多，也越有能力实现市民化，市民化意愿也就越强。然而，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一个相对降低的状态，那么如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仍然是一个挑战。对于农民工而言，延长受教育年限并不现实，我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到收入和职业地位的提升方面，而职业培训则是重要的途径，因此，要不断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并提升职业培训的质量。

第三，社会距离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离开他们的亲朋好友和社会支持网络，离开熟悉的环境、语言与文化，进入一个相对陌生的社会，与城市居民社会关系的质量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为了提升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我们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来降低社会距离，作为社会感知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距离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可以从日常生活入手，许多农民工生活在社区中，社区应将农民工吸纳进来，使农民工享受到各种公共服务，同时还要促进农民工的社区参与，这样农民工才能真正成为社区中的一员，缩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市民化意愿。

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距离和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社会经济地位三个维度中，只有受教育年限在社会距离与市民化意愿之间起着调节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更容易接受城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更容易和城市居民相处，降低了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他们的市民化意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15BSH070）

《深圳社会科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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