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友谊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生存的必需。对我们来说，它的重要性，就像吃饭、睡觉、锻炼一样。

主笔 | 陈赛

《青蛙与蟾蜍》是我读过的关于友谊最美好的一套童书。青蛙和蟾蜍是书中的一对主人公，他们个性迥异，一个温文尔雅，淡定从容，一个憨傻天真，火爆脾气。故事探讨了友谊中一些非常复杂的面向，比如嫉妒、焦虑、不安全感、亲密的界限等等。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惊喜》那个故事，在一个大风天，青蛙和蟾蜍不约而同地想要给对方一个惊喜，悄悄跑到对方的院子里把落叶打扫干净。但当他们打扫完回家后，一阵大风又将一切恢复原样。我一直没明白，这个故事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是对一个人好不需要对方知道？还是说，那些我们最爱的人，永远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爱他／她？

“友谊”的生存价值

关于友谊，英国作家C.S.刘易斯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友谊不是必需品，就像哲学，就像艺术……它没有生存价值，但它是少数赋予生存以价值的东西之一。”

但关于友谊的新科学研究发现，友谊不仅对生存有意义，而且意义重大，生死攸关。比如20年多前一项针对雌性狒狒的研究发现，社会性纽带越强大的雌性狒狒，不仅活得更久，而且有更健康的后代。如果将社会性纽带视为一种生存策略的话，它似乎比你死我活、优胜劣汰的竞争更成功。

人类也一样。哈佛大学有一个历时75年的研究项目，叫哈佛成人发展研究（Harvard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这个项目于1938年启动，研究人员密切跟踪并调查了724名参与者的生活。2015年，项目的现任主导者罗伯特·瓦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教授在TED上做了一次演讲，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概括了他们的研究发现：美好人生，从良好的人际关系开始。一个人在80岁时是否健康与幸福，最重要的预测指标，不是财富，也不是事业上的成功，而是他在50岁的时候对于人际关系的满意度。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关于孤独感的研究，则从反面证实了社交纽带对于身心健康的价值。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流行病学家就开始留意到人际关系与身心健康之间的关联。那些交游广阔的人，比起性格孤僻的人而言，似乎活得更久。有研究显示，长期的孤独感对于身体的伤害甚至超过肥胖症和空气污染。比如，长期孤独的人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比正常人高出29%，患上老年痴呆症的可能性高出一倍，英年早逝的风险则增加26%。他们还更容易患上Ⅱ型糖尿病和关节炎等诸多疾病。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医学证据显示，一个人的社交纽带，与他们的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应激反应、睡眠质量和认知健康之间都有正相关关系。问题是，为什么？

其实，一直以来，科学家并不怎么研究友谊，因为“友谊”太过松散，太过主观，难以定义，难以测量，难以纳入科学的框架。在我而言，你是好朋友，但在你而言，我不过是普通朋友，这种关系如何研究？

关于“友谊”，严谨的科学观察是从动物开始的。但问题是，动物之间的“友谊”，真的可以用“友谊”来描述吗？

我们总以为，友谊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类语言与文化的产物，只有人类才拥有爱、忠诚、同情的能力，也只有人类才能建立长期、有意义的友伴关系。而动物做这些事情，只是一种基因上的计算。它们保护家庭成员，是因为它们共享基因。它们帮助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类，那是一种互惠式的利他主义：我今天帮你一个忙，我期待明天能得到一个回报。这种互惠式的利他主义之于友谊，难道不是繁殖之于爱情？

《我们这一天》剧照

但是，越来越多的动物学家发现，在动物身上观察到的社会性纽带，并不能简单地用“互惠式的利他主义”来解释。比如美国灵长类学家约翰·米塔尼（John Mitani），他在乌干达的一个森林里待了17年，研究那里的160只黑猩猩。其中有两只雄性黑猩猩的“友谊”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给它们起名叫海尔和艾灵顿。

这两只黑猩猩没有亲缘关系，但它们会一起捕猎，共享猎物。如果艾灵顿伸出一只手，海尔就会递给他一块肉。如果海尔跟别的黑猩猩打架，艾灵顿就会冲上去帮忙。它们会一起在森林里晃荡一整天。有时候它们并排坐，有时候隔开一百来米，通过叫声保持联络。它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2002年艾灵顿失踪，也许是被盗猎者捕杀，也许是被别的黑猩猩杀死。它的失踪显然对海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尔在黑猩猩族群里的地位不低，平常也喜欢社交，但艾灵顿失踪后，它变得离群索居。它偶尔会出现在大型集会现场，但都是独自四处看看，然后就离开了。米塔尼怀疑它是在寻找它失踪的朋友。

除了灵长类动物之外，动物学家还在海豚、大象、马、斑马、土狼，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身上看到“友谊”的迹象，甚至鱼类——一条鱼的大脑在面对熟悉的鱼和陌生的鱼之间的反应，与我们人类面对朋友和陌生人之间的反应是很相似的。

《老友记》剧照

关于这些动物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在没有什么密切亲缘关系的动物之间，往往也能形成多年持续稳定的友谊。而且，它们的择友方式主动积极，会有意识地选择与“看对眼”的伙伴在一起。而那些有着最强社会网络的动物，往往寿命最长，繁殖最成功。

总之，这些动物学家认为，动物之间的社会性纽带，并不仅仅是一种“互惠式的利他主义”，而是一种由分享、牺牲和哀悼构成的深刻的情感纽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展示同样深度的“友谊”，但这些“友谊”的存在，足以证明这种社交行为中有一些超越于人类文化之上的东西。

那个超越人类文化之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社交脑假说

上世纪8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了“社交脑假说”。他认为，早期人类之所以进化出更大的大脑，是为了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社群生活。集体生活虽然好处很多，最明显的是可以更好地抵御掠食者，但是族群成员相处也并非易事。

随着群体规模扩大，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就大得令人头疼。在一个有五位成员的群体中，成员间共有十组双边关系；在20个成员的团体中，双边关系数量上升到190组；50个成员的团体则升至1225组。社交生活的复杂性，对人的各种社会性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包括必须认识自己群里的成员，应付流动变化的关系纽带，处理冲突，控制或欺骗同胞，以及交流、合作等等。

邓巴认为，动物能应付多高的社会复杂度，取决于大脑当中新皮层的面积大小。大脑新皮层越大，它们所能应付的群体规模也就越大。与此同时，即便是最聪明的灵长类动物——人类，也不具备在一个无限大的群体中所应拥有的处理能力。为了预测人类群体的规模上限，邓巴将人类大脑皮层的占比数据纳入图形进行分析，得出的数字是：147.8人。这就是著名的“邓巴数字”，即150人是我们能够建立社交关系的人数上限。

不仅如此，友谊的每一个层级所能容纳的人数都有限。一般来说，我们最亲近的朋友不会超过5个，好朋友不会超过15个，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不会超过50个，150则是“有意义的关系”的上限（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了解他们是谁，也了解他们与我们自己的关系）。从认知角度来讲，是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不具备维系这种关系网络的能力。

从进化的视角来看，所谓“友谊”，无非是一个个体，为了应对生存的压力，创建一个小规模、紧密联系的团体，作为自己的保护网。所以，尽管我们对于同伴的需求和品味有天然的差异，但仍然有一些普遍的原则在决定着友谊的聚散别离。有一条底线——一种连接他人的生理需求必须得到满足，才能保证一个人最基本的身心健康，否则，你就会感到孤独、恐惧、不安。被接纳时强烈的喜悦，被拒绝时尖锐的痛苦，都源自这种古老的生物学本能。

心理学家认为，孤独的感觉会触发一种对于社会危险的过度警觉。也就是说，你对于拒绝的社会信号极度敏感，总是觉得社会交往中充满了敌意和蔑视。长此以往，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是孤独，猜疑越重，疏离的感觉不断得到强化。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在bioRxiv发布了一项研究，首次表明孤独感和饥饿感共享着来自同一脑区的同一类信号，这个脑区支配着人们渴望奖励、产生动力的最基础的冲动。研究结果指向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结论：人们对社会联系的需求与饮食需求同等重要。

对人类婴儿来说，从出生那一刻开始，社交脑的神经布线就开始了，大脑的不同脑区协同合作，不断警示我们关注和调节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如心理学家约翰·鲍比(John Bowlby)的“依恋理论”所指出，母婴之间的情感连结会成为日后我们所有人际关系的模版式的存在。（上个世纪50年代，约翰·鲍比与动物行为学家罗伯特·海因德合作研究灵长类动物的母婴关系，他们的合作开启了一种新的视角，将社会性纽带视为一种进化策略。）但此后一生，每次我们遇到一个人，或者想到某个人，我们的社交脑都在处理应该如何感受，以及如何行动。

让我们回到青蛙与蟾蜍的故事。《惊喜》到底在讲什么？

我想，它是在讲友谊的目的。我们通常不愿意谈友谊的目的，仿佛目的会玷污友谊的纯洁。但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友谊显然是有目的的。

《阳光姐妹淘》剧照

根据友谊的深浅，我们的目的各有不同。有些友谊是为了获得经济支持，有些友谊是为了单纯的快乐，有些友谊是为了获得情感支持，而最好的友谊，是寻求一种灵魂的彼此托付——我们给予对方最大的自由和宽容，同时也将自我的可能性开放到最大，我们为朋友做的一件小小的事情，哪怕那个朋友永远不知道，也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巨大的快乐。

这样的友谊应该成为人类一切关系的模版——它让你感觉良好，它是积极的、长期稳定的关系，它内含了合作与互助——这些都是你希望在最亲密的关系中拥有的。而且，既然友谊是进化“设计”好帮助我们渡过人生各种难关的，那么它应该在我们的日常决定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比如在我们育儿的决策中。我们应该让孩子知道，做一个好朋友，拥有一个好朋友，和学业成绩一样重要。我们应该鼓励他们与同伴的交往，因为陪伴、信任、忠诚、互助、妥协，这些社交技巧只能在与同伴的交往中才能习得。

（本文刊载自三联数字刊2020年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