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1世纪至公元14世纪约300年间，西欧不再遭受蛮族侵犯，各国之间虽有局部战争，但大体保持了相对稳定与发展的局面。封建经济臻于巩固、成熟，生产力迅速发展。城市兴起，工商业繁盛；封建王权得到加强，民族国家开始形成，市民阶级出现，孕生了近代国家制度的萌芽；学术文化也有较大的创新和高涨，在对基督教精神文化革新中，重新发扬希腊罗马文明中的理性主义探索精神。中世纪鼎盛期的西欧和早期西欧相比，确实经历了深刻、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西欧才发展出典型、成熟、完整的中世纪文明。西欧的疆域大体上不再有外部文明势力侵占而呈犬牙交错状态，中世纪文明已覆盖几乎整个西欧的版图（除了巴尔干的希腊一角在拜占庭文明的势力范围），并且在同东方文明的密切交往和对外扩张中，使西欧文明对外伸展，发生辐射性的影响。

经济复苏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向前进展，首先表现在农村地区，农业因采用先进的耕作制度和生产工具，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普遍实行了三圃轮种制，就是把土地分为三块，一块春耕，一块秋播，一块休耕恢复地力，并施用农家肥和泥灰石提高土壤肥力，精耕细作大大增加了农业产量。重型带轮铧犁、马、牛、水磨与风磨的普遍采用和推广，大为提高生产效率。基督教修道院在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和开荒上起了积极作用。西欧的人口到公元8世纪曾一直锐减，这一时期大幅度增加，尤其在伦巴第、摩塞尔河流域和佛兰德尔地区，更显出了人口高密度，据统计，德意志的摩塞尔河流域公元800年仅有2万人，公元1237年则已达25万人。[3]人口增长促成大量劳动力转移，去开垦众多的新农田，高卢和法兰克的移民开发了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荒地，西斯拉夫移民开垦了黑森林和图林根地区；原来覆盖北欧的广大原始森林，也被辟出块块农田，沼泽被排干，还筑修堤坝，向海洋要土地，直至9世纪还属蛮荒的北欧地区面貌大变，农业经济得到繁荣。适应这种拓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封建领主为了转移农奴去耕作新土地以增加财富，只得解除对他们的人身羁束，将劳役义务改为实物地租，后又以征收货币地租为主，至1300年西欧数百万农奴变为有自由人身份的佃农，封建农奴制解体，演变为封建佃农制，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成农业生产的更快发展。

随着经济复兴，手工业从庄园制农业中分离、独立出来，工商业得到发展，城市普遍兴起是西欧鼎盛期中世纪文明的显著特征。当时西欧城市的兴建有两类：一类是原有罗马帝国末期凋败的城市得到复兴、改建，如巴黎、马赛、伦敦、罗马、米兰等；另一类更多的是原为领主的城堡，因工商贸易发展逐步演变为新兴的城市，如佛罗伦萨、布鲁日、根特、阿拉斯等，威尼斯这时已成为和拜占庭、伊斯兰阿拉伯地区通商并垄断地中海贸易的重要城市，北方佛兰德尔新建许多城市，成为北欧毛纺工业中心。西欧城市数量在1100年至1300年间增加了10倍。城市的兴起是西欧中世纪社会的重大变革，对西欧中世纪文明演进有巨大、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促成了工商贸易的繁盛发展，西欧不再停滞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农业自然经济，开放的城市逐渐成为西欧经济的重心所在。第二，城市非常需要劳动力，以各种方式和封建领主争夺农民，甚至供给农奴赎金来吸引他们流入城市，而农奴或佃农因谚语所说“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也乐于改变生活方式，这就进一步造成封建农奴制和庄园制的瓦解，至1300年西欧的旧庄园制已变为有名无实、苟延残喘的空虚骨架。第三，城市涌现了新兴市民阶级，他们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结为一体的条件下，他们以赎买或武力方式从封建领主那里获得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建立了有不同程度自治权的城市共和国或自治市，成立由工商寡头、新贵族控制的独立政府，制定自己的宪章和行政管理制度，甚至将宪章镌刻在市政厅或教堂的墙壁上，以标志神圣的自治权。市民阶级突破封建等级制度，在建立立宪代议制的政治制度方面已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后来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心的佛罗伦萨就历经政制变迁，马基雅弗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就有详致记述。封建君主为发展经济、增加财富和反对封建割据，也支持城市市民势力，往往和他们结成政治联盟，所以城市兴起对从封建割据向中央集权君主制过渡，也起有重要作用。第四，城市成为学术文化的重心所在，一变早期中世纪西欧文化闭塞、滞涩的局面，发展出有新社会内涵、和东方文明有所沟通的新文化来。

行会制是西欧中世纪城市所新生的重要经济制度，对于排除封建领主垄断特权，对于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起有积极的保障作用。行会控制资本、管理劳动并支配生产与分配，有的行会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它对内防止成员之间的竞争，对外追求本行业的垄断地位，并抵御封建领主的干预、破坏。这种组织有手工业行会和同业公会两种形式。只有作坊主（匠师）或其他握有资本的业主才能作为行东参加行会，学徒和帮工只有长期苦练、待技术熟练并有资金积累后，才能成为匠师，获准开作坊并参加行会。佛罗伦萨的大行会就有公证、进口布商、银行家、呢绒商、医生与药剂师、丝商、皮货商等7个，还有十余个小行会。行会是支配中世纪西欧城市的主要经济组织与制度，它在中世纪盛期起有凝集市民力量、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进步作用。但是，它内部结成的行东和学徒、帮工的关系本质上仍是封建性的，在市场中又有很强的垄断性、封闭性和排他性，所以到中世纪晚期，行会内部贫富分化，学徒、帮工不堪压迫，往往组织“兄弟会”、“伙伴社”等展开斗争，甚至罢工或起义；它墨守陈规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更成为社会生产发展和资本主义进展的障碍。

国内外贸易的繁盛是西欧中世纪文明臻于鼎盛的重要动因。随着分工扩大、为交换生产的产品增多，西欧的市场贸易勃兴。当时在意大利、德意志、法兰西、英国、西班牙以及北欧的许多市镇，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每年定期举办的大型市集，届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商人云集，在市场法规保障下进行安全的正常贸易，促进了西欧经济繁荣。最古老的巴黎的圣得尼斯市集在630年就建立，至12世纪已成为北法商人的会合地；地处塞纳河流域肥沃平原的香槟市集最为著名、声誉远播，从11世纪起香槟伯爵制定完善精细的管理制度，这个市集成为沟通南、北欧的国际市场。在西欧形成了两大贸易区：一是地中海贸易区，意大利和南法的商人起主要作用；二是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德意志北部70个至80个城市结成的汉萨同盟起主导作用。这个壮大的同盟甚至结集武装力量，在德意志地区长期陷于封建割据局面中，也起有一定的团结政治势力的作用。当时西欧商人远赴拜占庭帝国、伊斯兰阿拉伯地区的贸易交往也已兴起，甚至经丝绸之路远达中国，从西欧销往东方呢绒、金属、建材、树脂等，从东方运回丝绸、香料、棉布、地毯、药材及金银首饰等各种奢侈品，这使西欧黄金大量外流，当时东方来的丝绸就价抵同等分量的黄金。直到一名修士偷偷从东方带回蚕蛹，西欧人才栽种桑树，产生丝织业。在连接东西方贸易中，拜占庭是“金桥”，意大利的威尼斯是中心枢纽，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远游中国并在元朝为官，他归国后写的《游记》，报道了胜于西欧的中华文明繁盛景象，使西欧人大开眼界，知道远东还别有一种文明胜地。随着商业贸易兴盛，信贷业和银行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大量资金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北意的伦巴第人最早开拓这种专门行业，对后世深有影响的金融手段和制度也建立起来，汇票就最早产生于当时的意大利。长期操纵佛罗伦萨政治的梅第奇家族就是银行世家。商业贸易的壮大，对西欧中世纪文明的进程有很大影响。它使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制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形成了反对障碍工商贸易的封建割据、建立君主集权制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它沟通了东西方文明，打破了西欧早期中世纪文明的封闭状态，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阿拉伯地区的先进文明成果得以进入西欧，对西欧文化革新有重大影响。

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集经济权与政治权、私权与公权为一体，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向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过渡，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和中国早就有君主集权的封建王朝、保持民族国家的统一，有所不同。封建割据和君主集权、王权和教皇权之间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教皇为维护其至上的神权，往往反对君主集权而和封建割据势力结盟。于是，中世纪鼎盛期西欧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状况。

第一种类型是消灭封建割据，基本上建立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较早实现这种政治统一的国家是英国和法国。

公元9世纪威塞克斯王阿尔弗烈德曾结成英格兰统一体，粉碎丹麦人入侵，使在英的丹麦人融合为英格兰移民。10世纪末丹麦王卡纽特再次入侵，将英格兰纳入他的帝国的版图，他死后帝国即告瓦解。1066年法兰西的诺曼底“征服者”威廉以他是英王亲属为由，在教皇支持下进军英格兰，在伦敦加冕称王。他镇压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反抗，大规模没收大贵族和公社的土地，归王室所有或分赐王亲国戚、功臣宿将。为此，1086年他对全国土地、人口和赋役进行大规模调查，制成的《土地赋役调查簿》被称为对贵族的“末日审判书”。他封赐最大的封建主180人（包括12个大教会的主教）的土地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并建立起了强大的王权。其子亨利一世在12世纪前叶统治时，进而强化中央统治机构，设中央枢密院和王室法庭，王室法官巡回地方，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开始金雀花王朝统治，又夷平三百多处封建堡垒，解散大贵族的家兵，并实行司法改革，建立陪审团制度，以“誓证法”（宣誓作证）取代日耳曼遗俗的“神判法”。至13世纪英国工商业和城市已迅速兴起，城市已达166座，比12世纪增加一倍多，城市人口已有100万左右，经营工商贸易的市民阶级和骑士阶层壮大起来，采取联合政治行动。“无地王”约翰残暴无能，任意没收封臣土地，增加城市捐税，在1215年市民、骑士和一些大封建主联盟举行暴动，迫使国王签署“自由大宪章”，规定国王不得任意没收封建主和自由人的土地、财产，不得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权，首次确认法律高于国君，这份宪章后来成为近代英国宪法的基础。“自由大宪章”虽然也有封建贵族反国王侵夺其利益的含义，更主要的是市民和骑士首次显示政治力量、为捍卫自由权益进行斗争的成果。至1264年，市民和骑士势力的代表孟福尔伯爵在内战中打败在教皇支持下违背“自由大宪章”的亨利三世和保守派贵族，并于次年首次召开有市民、骑士代表参加的议会。1274年爱德华一世即位后，合并了威尔士，基本确立议会制度，分设贵族院和主要代表市民、骑士的平民院，这上、下两院，奠定了英国议会“两院制”的基础。至14、15世纪，英国在和法国的百年战争中失去在法兰西的领地，30年的红白玫瑰战争又使贵族集团势力两败俱伤，1485年亨利七世开创都铎王朝，从此结束内战，建立起稳固的君主集权统治，英吉利的民族国家最终形成。

法国因为除了原有的高卢罗马人为主体外，还有法兰克人、克勒特人、巴斯克人等众多民族成分，加洛林王朝趋于衰微后不再有统一的力量，10世纪末建立卡佩王朝（987—1328年）时，法国实际上处于分裂为许多公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封建诸侯之间战争连绵不断，以致1027年罗马教会提出“上帝休战”的号召，要求在星期五至星期日以及宗教、世俗节日不动干戈，但是并未能禁绝私战。封建割据和内战障碍了城市工商业发展和市场统一、贸易自由，在12、13世纪国王和城市结盟展开反封建割据的斗争。路易六世统治时期（1108—1137年），胖子路易首先出兵制服一些不驯服的臣属，并开创设置王权行政管理的“御前会议”。腓力二世统治时期（1180—1223年）是加强王权的关键阶段，腓力征服了阿图瓦、香槟伯爵国后院属地，又在对英作战中夺取诺曼底等地，王室领地扩大3倍，他获得“奥古斯都”尊号。他又加强“御前会议”制度，吸收精通罗马法的学者帮助强化中央政权机构，并掌握地方行政、司法、财政和军事大权，为中央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腓力四世在位时期（1285—1314年）法国王权扩张达到议会君主制阶段。君主集权的社会基础有所扩大，并控制了国家教会，征收教会的财产捐税，战胜了教皇的对抗，甚至将教皇逮捕、监禁，使教廷沦为历时七十余年的“阿维农之囚”。也正是在谋求全国各阶层势力共商对抗教皇之策中，腓力四世于1302年首次召开有高级僧侣、贵族和市民3个等级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虽然它还只是协商性质的会议，其职能是商讨征税和司法、行政改革事宜，但它标志市民势力已登上政治舞台。在14世纪至15世纪为争夺佛兰德尔这毛纺业要地而爆发的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基本上收复了英国在法兰西的领地，法国已克服封建割据状态，完成统一大业，各民族也渐而融合成为单一的法兰西民族。

第二种类型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陷入封建割据状态，但民族地区的城市工商业也得到较大进展，形成统一民族国家也将是大势所趋，只是进展滞缓。属于这种类型最突出的是德意志和意大利。

早在查理曼帝国分裂时，日耳曼人路易领有的东法兰克王国，后来成为现代德国的核心。德意志地区原本不属于罗马帝国的版图，其封建制的形成不是罗马和日耳曼两种因素的结合，而是在日耳曼人原始公社制瓦解的基础上过渡到封建社会，因此封建关系产生较晚、进展较慢。从10世纪初萨克森王朝起到15世纪初的五百多年间，德意志征服西斯拉夫人，向东扩张，领土增加一倍，在新土地上建立许多小国，它们后来最终归并为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国家。德意志曾两次出现王权强大的格局，但因为同教皇权冲突和热衷于对外征服，不去抑制内部诸侯势力坐大，所以未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一次是10世纪萨克森王朝的奥托一世于951年、962年两次征服北意大利，并强迫他扶持的教皇约翰十二世为他加冕，称为“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他雄心勃勃要重建查理曼帝国，并控制神职册封权，干预教皇废立和选举。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法兰尼亚王朝的亨利四世和教皇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在教皇唆使下内部诸侯扩张势力，使王权削弱，诸侯确定“弱者为王”的原则，建立霍亨斯陶芬王朝，康德拉三世只顾参加教皇策动的十字军东征，德、意内部陷入封建家族斗争的混乱。第二次是12世纪中叶腓特烈大帝（即“巴巴罗萨”，红胡子）在位时，他重新夺取意大利，制服教皇，并于1155年6月强迫教皇为他加冕，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个历史上存在七百多年的“帝国”其实徒有虚名，如伏尔泰所说，它“既非神圣，又非罗马，更非帝国”。意大利的城市反抗起义不断，腓特烈在位38年曾六次远征意大利，而教皇也联合城市势力对抗。腓特烈在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溺死于小亚。由于德王热衷于对外征服，陷入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又不敌和城市势力、诸侯结盟的教皇，13世纪中叶后中央王权明显衰落。在教皇唆使下，规定皇帝必须由7个诸侯选举产生，诸侯拥有完全自主的特权，这种分裂割据状态一直延续至19世纪中叶。在这种政治不统一的情况下，民族工商业仍在发展，主要依靠南、北方的一些城市同盟来保障，最大的有汉萨同盟、莱茵同盟和土瓦本同盟，由此也不断增强民族意识。在奥托一世和腓特烈大帝时代，德意志的学术文化也比较繁荣。

意大利则因长期被征服和教皇盘踞而处于分裂状态。北意屡次被德意志侵占，教皇直接控制中意，南意及西西里曾被拜占庭征服，11世纪诺曼底人侵入，建立西西里诺曼底王国，在这片富庶的国土上曾产生了融合罗马、拜占庭、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繁盛文化，成为闭塞的西欧和东方文明最早沟通的渠道。意大利直至19世纪中叶才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国家如威尼斯、比萨、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在发展工商贸易中兴起，利用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取得自主权，削弱封建贵族势力。威尼斯在5世纪中叶只是个渔村，9世纪脱离拜占庭成立独立的城市共和国，此后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中心，发展成为包括克里特、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域许多岛屿的小帝国，在东西方文化沟通中据有重要地位。至15世纪末新航路发现后，商业重心转移至大西洋沿岸，它才衰落。毛纺业极为发达的佛罗伦萨较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学术文化繁盛，后来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

西欧其他地区也在从分裂割据逐步走向民族统一。伊斯兰阿拉伯人占领的西班牙，11世纪时陷入内部争战，西欧基督徒骑士协助本地人收复伊比利亚半岛，建立卡斯提尔、阿拉贡等基督教王国，其中1085年卡斯提尔攻克的穆斯林城市托莱多，之后成为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熔接点。至12、13世纪，十字军进攻西班牙穆斯林地区，对摩尔人取得决定性胜利，偏安一隅的摩尔人小王国格拉纳达至15世纪末灭亡。中世纪盛期伊比利亚半岛已组成卡斯提尔、阿拉贡及葡萄牙三大基督教王国，前两者不久合并成西班牙王国。西班牙在基督教文明方面深受罗马教会的主导性影响，它长期成为西欧天主教势力的顽固堡垒。由于工商经济较快发展，西班牙在中世纪后期迅速崛起，成为西欧的强国，最早向海外拓展殖民地的先锋，成为英国海上争霸的劲敌。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已被西欧文化同化，在中世纪盛期那里的城市工商业也有较大发展。尼德兰已是西北欧的工业重心地带，并且崛起了布鲁日、根特、布鲁塞尔、伊普尔、安特卫普等群集的城市；至16世纪末，在摆脱西班牙统治的革命中建立联省共和国的荷兰，成为东方贸易霸主、欧洲金融中心和世界性的“海上马车夫”（海运强国）。丹麦、挪威、瑞典的渔村、海港或城堡此时也都发展成为沿海商业城市或造船、铸造业中心，它们和英国有密切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受英国文化传统影响较多，后来也都各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中世纪鼎盛期西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变化，促成学术文化繁荣的高峰，各地区、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联系紧密起来，文化覆盖面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西欧全境。中世纪盛期西欧文化已有三个新特点：第一，突破修道院作为主要知识活动的狭隘范围，城市的大学纷纷建立，成为开阔、活跃的知识传播和研究的所在地，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意大利的波伦那大学等都是学术文化中心，而且形成较为开放、自由的文化气氛。第二，学术文化反思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内容有较多的创新，如各民族传统文学的整理和创作，出现反映市民生活的作品，哥特式建筑艺术大量涌现，在基督教哲学和神学内部也出现了阿伯拉尔的异端学说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变革。第三，改变了早期中世纪的封闭自守状态，西欧文明和东方的两大文明即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交往得到开通，中世纪盛期西欧文明是在密切和东方文明交流、汲取其优秀成果中得到较大发展的。通过拜占庭、西西里和西班牙三个主要渠道，两大东方文明所保存的大量希腊罗马古典文本此时已重新引进西欧，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传统已受重视研究，出现了学习罗马法并将它运用于现实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热潮。可以说，中世纪盛期西欧学术文化的高涨，已为文艺复兴做了准备。

15世纪至16世纪西欧社会处于中世纪晚期，西欧中世纪文明走向衰落。封建生产关系趋于瓦解，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较大发展，由于资本原始积累迅速扩展和掠夺海外殖民地，市民或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步壮大，在一些国家他们和君主专制集权政治既相互利用，又发生冲突。基督教统制的中世纪西欧的精神文化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动摇、没落。然而，西欧中世纪文明向近代文明的转变，不像罗马文明向中世纪文明转折那样，经历漫长的曲折和精神文化的断层乃至“倒退”，而是经由“文艺复兴”这个过渡性的阶段性文明。文艺复兴对西欧中世纪文化有激烈的否定、批判，但也有继承性和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