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接见钱学森

2022年6月17日上午，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正式下水，命名为“福建号”。

“福建号”航母最大的黑科技是电磁弹射功能，马伟明是这项领先美国的黑科技的发明者，他主要的身份标识是海军工程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海军专业技术少将。

丁衡高（丁衡高结婚时什么军衔）

不过，马伟明还有一个不大为人知道的身份，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原来是候补委员，在十九届四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

一

历史上，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前，没有科学家进入过中央委员会。

转折点发生在1969年召开的九大，有4名科学家进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即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李四光和李强，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1955年的首批院士；以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朱光亚和钱学森。

当时，李四光70岁，李强64岁，钱学森58岁，朱光亚45岁，是当时中国大陆杰出科学家中老一代和青壮年的代表。

其中，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不仅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还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强则是个传奇人物，他不仅是革命家、政治家，也是无线电专家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更为神奇的是，还是红色特工，曾经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的重要成员。

李强研制成功中国共产党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发表的《发信菱形天线》引发了世界无线电界的关注，其论证方法被人称为无线电的“李强公式”。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专门为李强题词——“坚持到底”。

钱学森公众比较熟悉，是1955年从美国回国，1957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朱光亚可能有的人有点陌生。他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技的“众帅之帅”，还曾经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做过英文翻译，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做过贡献。

尽管在1969年的九大进入中央委员会时，朱光亚还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但考虑到两弹一星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性，当时一大批从事该项工作的科学家虽然没有院士之名，但却有院士之实。1994年，朱光亚担任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

二

虽然转择点发生在1969年的九大，但这项工作的预热，实际上在1956的八大就开始了。

1956年9月1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在会上发言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队伍，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和专家。”

因此，毛泽东当时认为，“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

在中共八大上，共有31位开国将帅当选中央委员，占中央委员总数的32%。不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当时选举产生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没有科学家或相关技术专家。

但在13年后，也就是还处于“文革”中的1969年，毛泽东关于“科学中央委员会”的设想开始得到实施。作为科学家顶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代表李四光、钱学森，“隐士”（正在隐姓埋名研发两弹一星的科学家群体）代表朱光亚，以及根正苗红的红色科学家兼政治家代表李强，正式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此后，作为科学家顶配的两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从第十届到第十七届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中，都有2-4位。

而且，从最近几届中央委员会来看，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工程院院长似乎已经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必选之人。

不过，从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1982年）的成员来看，除了有当时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钱学森，还有三个是在1990年代初才评为院士的彭士禄（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丁衡高、路甫祥（此后曾任中科院院长）。

因此，考虑到还有一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虽然进入中央委员会时还不是院士，但有的是（高级）工程师，有的是深耕某一领域的自然科学理论工作者或专门技术人才，实际上，在这个阶段，中央委员会中科学家和专家的人数应该是超过2-4位。

三

更具转折意义的是中共十八大。

2012年，中共十八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205名中央委员、171名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有15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不管是人数和比例，都远超之前的任何一届中央委员会。

其中，就包括为中国首艘、世界第二艘电磁弹射航母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伟明。

与此相应的，是中共中央对科技创新的日益重视。

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是按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来组织，教育和卫生放在“社会建设”部分，“科技创新”则单独拿出来，放在“经济建设”的第一条。在此之前的十六大报告，“科教文卫”是一起放在专门的一章中。

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2015年10月，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此后，在2017年的十九大选举产生的204位中央委员、172位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有25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占总人数的6.6%，包括中央委员8位、中央候补委员17位。

相对于上一届中央委员会，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中的院士成员增长了66%。

如果再加上相关专家和还不是院士的科学家，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中的科技人才占比显然会更高，估计有很大概率会超过10%。

因此，从1956年的八大到2017年的十九大，经过中国几代人长达60年的持续努力，毛泽东所期待的“政治中央委员会”向“科学中央委员会”的转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科学中央委员会”正渐行渐近，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因此获得更为巨大而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