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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70年前，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初，“消灭贫困”就被写进了联合国宪章。尽管在很多地方，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但贫困依然是制约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追本溯源，了解成因是必要的。不同领域的学者从经济、文化、地理和社会等多个角度对贫困形成的原因进行了研究。

经济角度是最为常见的角度。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是研究贫困问题的先锋。在他看来，人口不断增长，使得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被破坏，贫困不可避免。

有经济学家认为，资源欠缺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使用恰当的投资杠杆，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段之一。

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在1956年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概念，认为在不发达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摇摆、难以增长的现象。

具体来说，就是这些地方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仅仅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需要。国民收入提升，使得人口快速增长，但如果提升速度有限，那人均收入又会被拉回到较低的水平。

解决办法是，通过一段时间内的大规模投资使得投资和产出大幅度超过人口的增长，跳出“低水平均衡陷阱”。

奥地利经济学家罗丹持有类似观点，他在论文《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的问题》中提及，只要回报随规模增加，政府引导的工业化进程便是可行的。将这一观点应用在扶贫领域，罗丹认为，政府主导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投资，有利于贫困地区摆脱贫困。

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缪尔达尔提出了“循环积累理论”，以解释为何不发达国家的贫困状况日益加剧：收入水平低导致生活水平低，劳动力素质不佳，使得生产效率低下，形成恶性循环。

社会和文化角度的研究也颇为活跃。

例如，布劳-邓肯模型分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从相反的角度，这一模型也可用于研究父辈的优势社会地位是如何传递给下一代的。

简单来说，如果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都很低下，贫困在代际间传递的可能性也较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多数情况下，父母的收入状况决定了对孩子人力资本的投入状况，进而影响到成年后的受教育程度及收入。

人类学家刘易斯在1960年代创立了贫困文化论，强调父母养育方式与社区生活对孩子的影响。他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系的文化体系，仅靠福利和救济无法解决贫困问题。

刘易斯认为，要消灭贫困，就得要消灭贫困文化，改变穷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进而产生内在动力和劳动积极性。

有的学者希望从更宏观层面来研究贫困的根源——制度。马克思剥削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制度造成了贫困。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经济的自然增长并不必然导致贫困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当国民收入在民众间进行二次分配时，谁分配得多谁分配得少，就需要考虑制度的安排。

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因素，也是学者们考虑的重点。

有学者认为贫困者居住环境恶劣，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包括交通不便、自然灾害频发、土壤贫瘠等。中国的扶贫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贫困最严重的，往往是地理环境较差的地区。

此外，包括利普顿在内的学者还认为，贫困与非贫困，需要放到动态的时间框架中加入辨别；换句话说，贫困或脱贫都可能是暂时的。

一方面，非贫困人口可能由于某些风险而在将来陷入贫困。另一方面，贫困人口也可能迅速脱贫，或者在将来继续贫困。

这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需根据不同情况，妥善制定脱贫政策，避免低效和粗暴的“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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