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钱学森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巨大贡献为世人所熟悉，但还有很多重大创新和贡献却鲜为人知。钱学森晚年在一次谈话中对此作了透露，他说：“……我多年来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这些“可能远远超过‘两弹一星’”的贡献中，“23世纪实现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是其核心。这一理想并贯穿在钱学森所开创和参与的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复杂性科学等重要探索当中。对之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必将带来对社会历史阶段划分、全球一体化方向等重大问题的新认识新思考，深化和拓展钱学森为“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实践，也必将为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重新认识共产主义的时代性、现实性，带来新的启示。

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战略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上世纪80年代他从国防科研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和战略全局的角度，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理想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极具战略远见的重大理论观点。在当前“理想主义思潮重新抬头” [1]，党的建设高度重视和强调理想信念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钱学森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钱学森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推动实现共产主义方面没有形成专著，但留下了大量分散的言论和书信，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问题论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事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见和科学构想。归纳起来，其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核心思想和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对社会历史阶段进行新的认识和新的划分，提出“世界社会形态”新思想

钱学森认为，要认识不断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景，要认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必须对我们所处的不断演变的世界环境进行再认识。通过认识变化了的世界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演变，通过认识世界的基本形态和演进来预见世界的方向和未来前景。

钱学森对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一直密切关注。上世纪80年代，他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认识，他指出：“当今人类社会一个总的特征，就是经济结构、经济活动已经世界一体化了，全世界是一个整体”[2]，“世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大社会。世界一体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1993年，他援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分析世界的演变，提出了“世界社会形态”的概念：“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叶，是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渡时期。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所以这个时期又是世界社会的形成时期”，“今天加上第五次产业革命，世界社会已经形成。我们进入了社会形态的新阶段：世界社会[3]”。

钱学森提出，当今世界“在经济上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封建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居统治地位的国家、以各种不同宗教信仰居统治地位的国家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一种过渡的世界社会形态。它将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会一步一步地向政治一体化的方向发展[4]”。

钱学森先后多次对“世界社会”作过具体阐释：

1、世界一体化和各国各地区的相互作用强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即明显化。一战后出现了‘国联’。这一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更加清楚了，（世界各国）组成了‘联合国’，是世界的‘国’了。

2、世界社会中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矛盾、冲突不断。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代不就如此？但这是秦统一的准备。就是到了所谓封建一统的明、清王朝，少数民族地区不还停留在封建农奴制、奴隶制以至原始社会吗？所以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政治体制之五花八门并不阻碍世界社会形态的出现，经济一体化要求世界社会形态的出现……

3、现在只是世界社会的第一阶段，就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我们心中有数，再有一百年就是世界社会的第二阶段；最后是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世界社会。”[5]

钱学森认为，“世界社会”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它是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时代之前所必须经历的一种社会形态”[6]，“以前的社会是一国一国的，到共产主义是世界大同，怎么过渡呢？现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世界社会[7]”。

他强调，“（类似现象）人类历史已出现过多次：从部落到邦国，又从邦国诸侯到统一的国家。而现在全世界有近200个独立国家和地区，但现在已有184个独立国家参加了联合国组织。谁也不能完全孤立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总要走向世界大同!”[8]

对于“世界社会形态”的历史定位，钱学森提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形态”，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内容”。他指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一种过渡的世界社会形态”，“这是过渡到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必经阶段”，“是向将来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9]。“尽管国体不同，民族各异，经济水平大不一样，文化信仰也不同，……但（世界）又一体化。所以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形态[10]”。

他说：“对这个提法（世界社会），我自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提出人类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世界大同。”[11]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到共产主义社会制之间还缺一个大的阶段：前四个社会制都是限于一个国家、或限于一个地区，而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世界一体化的政治的社会形态。今天看，这个缺断可以补上了，就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世界已逐渐成一个大社会了[12]”。

钱学森实际上提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演进形态新的划分思想，对世界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即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还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共存的“世界社会”的社会形态[13]。对此，钱学森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要加上这一新的篇章，被前苏联理论家丢失的重要篇章[14]”。

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并将在大约200年后实现，其基础将是新的社会革命以及“第二次文艺复兴”

钱学森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与长期以来党内主流的“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从孔老夫子到现在也不过70代人”等认识有重大不同。与同时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党内一些著名理论家“共产主义的目标由近变远，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不仅由短变长，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成熟阶段现在还不能预见……”[15]等认识也截然相反。他不但坚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而且在实现时间、经历阶段以及实现方式、途径上都有一名战略科学家独特的看法。

钱学森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过渡阶段，目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才是世界大同的社会高级发展阶段。”他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形态作了比马克思恩格斯等先驱更具体、更深入的分析、描绘和构想。他提出：“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世界一体化的政治的社会形态”，“将来到21世纪中叶以后，社会主义的力量一定会加强，世界社会将进入第二阶段。再经过几个阶段，全世界将是共产主义社会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大同，不是一国一国自理[16]”。

他坚信，“人类未来一定走向世界大同”[17]，并就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提出重大判断认为，23世纪人类社会能够进入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

1991年8月他在与钱学敏的通信中提出：“什么时候实现共产主义社会？”“23世纪？”他明确提出，“到了大约200年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世界大同，最终消灭了战争，国家没有了，国界没有了，全世界一体化。这就开始了人类社会的第二大阶段，人们完全自觉地利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创造历史[18]”。

此后，他对“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诸多论述，包括世界社会形态、世界政治一体化等也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时间点展开。200年，如果按30年或40年一代人计算，那就意味着大约5、6代人的时间。这相对于“十几代、几十代人”的传统认识是一个巨大的颠覆。那么，这一大胆论断究竟从何而来？

钱学森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首先基于前述他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中“世界社会形态”的认识，也基于他对当今世界总体特征的认识。即“当今人类社会一个总的特征，就是经济结构、经济活动已经世界一体化了，全世界已经是一个整体[19]。”他认为，在经济、交通、通讯、文化等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政治的一体化”是必然趋势，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在世界经济政治统一的基础上，世界大同并不遥远。

其次，钱学森认为，世界大同本质上是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而“社会革命，是指整个社会形态的飞跃[20]”。钱学森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经历第一次社会革命（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是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正在经历第二次社会革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正在进行的发展生产力的社会革命），将要经历第三次社会革命（21世纪中叶以后，以新的产业革命为先导，创造生产力的社会革命）[21]。

对于21世纪中期将出现的第三次社会革命，钱学森视之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和强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以及进入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他认为，“21世纪，由于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医学、人体科学的发展，将出现人类历史上三次新的产业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现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三次产业革命分别是：

第五次产业革命：即“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为核心的信息革命”。“由于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的发展与普及，将使劳动资料的信息化、智能化程度大大提高，这将开创新一代的人—机结合劳动体系。它标志着现代社会生产已由工业化时代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世界经济也开始从工业化经济逐步向信息经济转变，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成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形式。”

钱学森认为，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最后结果将“大大推进了最终消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的历史进程”。

第六次产业革命：即“……重组DNA技术，动植物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细胞和原生质体融合技术，固定化酶（或细胞）技术等现代生物技术，开创了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新途径，为人类解决当今所面临的食物、健康、能源、资源和环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生物工程产业的产业化将创造出高效益的生物物质，从而引发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它主要不是发生在大城市，而是发生在农村、山村、渔村和边远荒漠地带。随着这一产业革命的发展，这些地方也都将改造成小城镇”。

“这次产业革命的实质是以太阳光为能源，利用生物、水和大气，通过农、林、草、畜、禽、菌、药、渔，加上工、贸等，形成新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即开创了大农业产业，它包括农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海产业、沙产业。……这样发展起来的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除生产产品不同外，在生产方式上已无实质性差别”。

钱学森认为，第六次产业革命将产生两大直接后果，即“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别消灭了”，以及“消灭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和乡村的差别[22]”。

第七次产业革命：即“人体科学（包括医学、生命科学）在21世纪将有巨大发展。人体功能的提高，将使生产力三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劳动力素质大大提高，其影响将渗透到各行各业，这无疑又将引发一次新的产业革命，这就是涉及人民体质建设的第七次产业革命。”

第七次产业革命将导致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进一步消失，人的思想觉悟、科技文化知识、身体状况和人体功能得到很大提高，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创造条件。

钱学森认为，到21世纪中期，“在三次新的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逐步消失。人的思想觉悟、科技文化知识、身体状况和人体功能都会有很大提高，各种创造发明将层出不穷，使中国进入创造生产力的新阶段。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而且使三个文明建设之间以及地理建设进入协调发展时期，这必将使中国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发达阶段[23]”。

在钱学森看来，三次产业革命，再加上系统科学、系统工程引发的组织管理革命，将把中国推向第三次社会革命，“大大推进消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三大差别”。这将为社会主义走向发达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好必要条件。为此他预言：“由于三次社会革命成功的推动，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人们从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将战胜资本主义，人类最终将走向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24]

第三，钱学森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还基于他对“第二次文艺复兴”的预见。1990年1月钱学森在致孙凯飞的通信中指出：“从Copernicus、Kepier、Descartes、Galileo、Bacon到Newton才奠定以还原论为‘科学方法’的近代科学，这是文艺复兴，创造了资本主义文明。我们要用从定性到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为契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创又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创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25]”。他认为，“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第二次文艺复兴[26]”。

钱学森认为，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其内在矛盾，人类要继续生存发展就只能以新的文明形态取代资本主义文明。而实现新的文明转型，建立新的文明形态，就需要新的文化基础，需要新的文艺复兴。他认为，第二次文艺复兴是被历史地规定了的。

钱学森1986年提出，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在500年前发生的，历史前进到今天，“它的那一套已经不行了，应该再来一套新的，就是第二次文艺复兴[27]”。他指出了第一次文艺复兴的历史局限性：“Copernicus、Kepier、Descartes、Galileo、Bacon和Newton他们创立了从实验观察出发，推理为手段的所谓科学方法。为了在复杂现象中能定量测定，不得不分解事物，而且越分越细……另外，推理就有综合，如何综合？人的主观不能不起作用；这一点A.Einstein早就指出过。总之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所谓科学方法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因此，“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纠正这一缺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取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辩证统一扬弃为新的文化。这就是我说的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的第二次文艺复兴[28]”。

钱学森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研究三次社会革命后进一步指出，“第二次文艺复兴是指第五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后，体力劳动将大大减轻，人民将基本上转入脑力劳动、创造性劳动，从而人类文化发展将空前加速[29]”。“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必将大大丰富和发展，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改造世界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日益紧密结合起来，互相促进、互相渗透，向更高层次和水平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学艺术提供了新手段，产生出新的文艺形式。同时，我国五千年辉煌的文学艺术传统也将结合最新科技成果，发扬光大[30]”

钱学森认为，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历史使命就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的历史使命，是为在世界范围内结束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最关键是，钱学森认为，这次文艺复兴需要社会主义中国积极、主动地去发起和推动。

参考资料

[1]参见郑永年《理想主义思潮在中国重新抬头》，《华远（内刊）》2011年第4期，第56页。

[2]钱学森《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总特点看当前我国的改革》，1986年10月10日钱学森在中央党校的讲稿，刊载于《理论动态》第684期。收录于《钱学森文集》（卷四）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349页。

[3]:1993年2月16日钱学森与钱学敏的通信。《钱学森书信选》（下）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744页。

[4]《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迎接21世纪》。钱学森、于景元等1994年联合撰写。收录于《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341页。

[5]见1993年3月4日钱学森与钱学敏的通信。《钱学森书信选》（下）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750页。

[6]参见1995年11月20日钱学森与余谋昌的通信。《钱学森书信选》（下）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099页。钱学森还就此曾在1994年10月21日与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滕藤的通信中建议“世界社会形态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进步。专门组织力量对世界社会形态进行深入探讨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这又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方针所需要的。”参见《钱学森书信选》（下），第973页。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版）

[7]参见1993年8月17日钱学森在会见军事科学院有关同志时的谈话。《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301页

[8] 1993年10月7日，与钱学敏的通信。该通信稿由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收藏并提供。

[9]见1994年6月29日钱学森与谢平仄的通信。《钱学森书信选》（下）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928页。

[10]见1994年10月21日钱学森与滕藤的通信。《钱学森书信选》（下）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973页。

[11] 1993年8月17日钱学森在会见军事科学院有关同志时的谈话。《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301页。

[12]参见钱学森《创建系统学》第184—185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13]关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问题，马克思曾经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也曾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和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不过，马克思、列宁都并未从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的意义上对之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与归纳。其发展前景和对国家政权形式的设想，也未脱离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一贯思路。“过渡时期”的表述也未构成历史分期意义上的、可以独立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因此，“世界社会”这一理论创新的发明是属于钱学森的。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第44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第15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14]钱学森《创建系统学》第185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15]转引自鲁书月著《胡乔木晚年对重大政治问题的思考》，第145-146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胡乔木、程中原、郑必坚等均持该观点，可参见同书。

[16]见1993年2月16日钱学森与钱学敏的通信。《钱学森书信选》（下）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744页。

[17]见1994年8月19日钱学森与于景元、钱学敏等的通信。《钱学森书信选》（下）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953页。

[18]见1991年8月19日钱学森与钱学敏的通信。《钱学森书信选》（上）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604页。

[19]《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总特点看当前我国的改革》，《钱学森文集》（卷四），第351页。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其余论述可参见本文第一部分。

[20]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21]《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迎接21世纪》。钱学森、于景元、涂元季、戴汝为、钱学敏、汪成为、王寿云1994年联合撰写。收录于《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356页。

[22]钱学森《创建系统学》第198—202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23]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第203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4]《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迎接21世纪》。钱学森、于景元、涂元季、戴汝为、钱学敏、汪成为、王寿云1994年联合撰写。收录于《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356页。

[25]见1990年1月15日钱学森与孙凯飞的通信。《钱学森书信选》（上）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491页。

[26]钱学森《钱学森书信》（第8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364页。对于14、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恩格斯曾经有过深刻评价，要点有三，第一，“这是一次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进步的变革”；第二，这是“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第三，这次文艺复兴的历史任务是“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文艺复兴在知识、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都引发了革命，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起点。

[27]钱学森《人体科学与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页。转引自苗东升《钱学森与第二次文艺复兴》，《钱学森与社会主义》第118页。北京大学现代哲学与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

[28] 1990年1月15日钱学森与孙凯飞的通信。《钱学森书信集》（下）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491页

[29]《钱学森书信》第10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

[30]钱学森《创建系统学》第205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