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内涵是促进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生，形成一种新的现代经济生态。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中国经济发展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此是内在关联的。也可以说，没有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国“富起来”的伟大成就。今后的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更是离不开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生，依赖于共生这种经济生态的不断优化升级。

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共生是共同富裕的中国路径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赋予共同富裕如此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将其作为国家制度的本质要求。在世界历史上，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作为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标杆与典范，却不乏社会两极分化酿成经济倒退和社会动荡的反面案例。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的新路标。

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生是共同富裕的中国路径，也是独特的中国方案。两者融合发展，中国优势就得以彰显;两者相互排斥，中国优势就会被削弱。中国的共同富裕方案生发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个历史性跨越的战略布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伟大实践。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生、融合，将焕发出强大制度优势，为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公有制经济是避免社会两极分化的物质基础

共同富裕的第一要义是防止社会财富占有、使用的两极分化，公有制经济在避免社会两极分化中承担着重要职能。马克思观察到资本主义早期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工业文明异化的体现，故而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设想，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避免产生无产者和阶级对立。随着“两权分离”理论的诞生及改革实践的不断推进和深化，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被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活力不断释放，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成为稳定经济财政和保障基本民生的重要支撑力量，如划转一部分国有资产充实养老基金等。面对人类风险社会的来临，公有制有利于为整个社会注入确定性，提供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物质保障。

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等类型，随着产权改革的深化，相互之间也在融合发展。国有经济的存在形态正逐渐从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转化，通过国有资本的流动、配置来促进经济社会目标的达成。国有资本的功能正在从经济（保值增值）向兼容社会（公平、绿色和创新）转变，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将扮演重要角色。传统集体经济的存在形态也在变化，“三权分置”改革使集体经济从政经合一的村社组织向股份合作的经济组织转变，这在广大农村地区避免了两极分化的产生。以股份合作、共享模式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在农业产业化、创造就业岗位、增加农民收入和加强基层治理方面起到了兜底性的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是人民群众勤劳致富的共同舞台

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走群众路线配置资源的结果，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法治的方式，保障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创业创新、创造财富，这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共同富裕的共同舞台。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民有、民享经济，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来看，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由此不难看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力量。

非公有制经济能创造大量的新增就业岗位，尤其是“三新”就业岗位，是大多数人勤劳致富的基本途径。非公有制经济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以不断涌现的创造力和灵活的适应力，引导和提供新的供给，促进消费升级，为经济社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非公有制经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是财力增强的持续保障，为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群体间的差距注入了更大的确定性。

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融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从现代产权理论的角度看，不同所有制在产权层面上实现融合或混合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制演变的基本趋势。“两个毫不动摇”不是分化对立，而是有机统一和相互融合。在分工不发达、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期，所有制形态以“占有”为中心，具有排斥性特征；随着分工不断深化和生产力水平达到新的高度，现代社会的所有制形态转变为以“使用”为中心，融合性特征日渐凸显。经济的金融化助力所有权的结构化、社会化，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处分权日渐分离，收益权随之分割，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新的财产权利，并由不同经济主体来行使。生产资料的实物形态日渐被金融化，转变为股权、债权、期权等以金融形态为载体的存在方式，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配置，传统的所有制形态也由此改变。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通过产权融合为一体，社会生产力由此得以大幅度提高。

从我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来观察，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在改革发展中相互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业分工上协同合作，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新形势下实现“两个毫不动摇”的有效途径，这自然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从社会融合的角度看，不同所有制经济形成的合力将推动城乡区域人员的流动、融合与发展，有利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格局，也为“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社会机制的构建提供前提条件。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培育、鼓励、依靠大量“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而非公有制经济恰恰就是催生大量这样的“带头人”的土壤，有利于增强企业家“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社会责任，进而推动第三次分配的高级化。

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融合推进共同富裕需要辩证处理“三对关系”

一是要正确处理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关系。《21世纪资本论》揭示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变化趋势：一百年来，劳动收入与整体经济规模相关，增长到初始值的8倍；而资本收入与资本积累相关，增长到初始值的128倍。日积月累投资形成的资产，其增值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收入分配造成的差距。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同时考虑收入流量和资产存量的关系。应从仅就收入分配的流量维度来讨论共富问题，转变到从存量和流量两个维度来追溯贫富差距的真正根源。注重从社会身份、土地、产权、金融等基础性制度的改革入手，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实现机制。

二是统筹处理好“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的关系。个体之间的能力和贫富差距是发展中的永恒现象，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然而，当同属性的个体差距聚合显现为大规模的群体差距，且通过个体努力难以缩小时，说明整个社会存在向上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这是促进共同富裕中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要从关注个人财富收入的差距表象，转变为关注群体性资源禀赋、流动上升通道等机制差异，改变社会身份体制，通过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保障机会平等、起点平等、规则平等，有效弥合群体性鸿沟。

三是辩证处理好“物的共享”和“能力普遍提升”的关系。过去的发展阶段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积累，更多强调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此带动广大人口脱贫。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日益收紧，若是仅仅停留在“物的共享”层次上，将难以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融合。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将上升为第一位，物质资本也将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来发挥作用，数字革命更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要从关注物的分配转变为关注人的发展，通过促进全体国民能力的普遍提升、破除人的发展障碍来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当前，我国农村户籍人口仍占大多数，与人口的城市化率极不相称，这种扭曲的社会结构依赖于社会改革来矫正，更依赖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融合发展这个基础。唯有如此，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最终实现。

作者简介：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院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