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再生产包含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循环形成国民经济循环，以最终消费带动的需求对供给有显著的牵引作用。国民经济循环是各个再生产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入新时代，面对全球化的新变局，以外循环为主体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外向度高的地区转向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二是产业链循环由外转内。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需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扩大内需需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供给侧发力要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其基本路径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涉及我国的开放型经济的战略性变化。新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是基于资源禀赋的劳动和资源的比较优势终结的过程，需要在创新驱动基础上培育核心技术的竞争性优势，这就要求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开放模式转向内需型开放模式，着力点是发展以创新为导向的开放型经济。

进入新时代，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对策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和理论价值，可以更好地科学指导发展的实践，实现向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转型。

一、以社会再生产理论科学认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指出，再生产包含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的循环就形成国民经济循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可见，习近平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界定同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一脉相承、有科学依据的。

根据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环节的分析，国民经济循环既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所谓正向循环，指的是以生产为起点、消费为终点，其间经过分配和流通环节的循环。所谓反向循环，指的是以消费为起点、生产为终点，其间经过分配和流通环节的循环。对一个快速增长型经济体来说，反向循环即以消费为起点的顺畅循环特别重要，以最终消费带动的需求对供给有显著的牵引作用。

消费环节的作用表现为在再生产中提供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直接带动生产水平提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消费力概念，是指一定时期内消费者的消费能力，马克思特别说明了发展消费力与发展生产力同等重要。他说：“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正是消费力的提高和消费的扩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消费力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据此，人们特别重视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虽然是以消费为起点，绝不意味着只是最终消费影响国民经济循环，需要进一步明确最终消费从哪里来，消费力是如何提高的。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这些都要靠再生产的其他环节的作用。这意味着再生产其他环节对国民经济循环的影响不可忽视，国民经济循环是各个再生产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分配环节的作用。人们的消费力与分配相关，个人消费力是由其收入水平决定的，而社会消费力则决定于社会的分配关系：一是社会生产成果在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或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分配决定着消费力；二是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配也决定着消费力。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所以，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根据上述马克思关于影响消费力因素的提示，现阶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分配环节就有两个方面需要调整：一是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尤其要关注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最终消费水平必然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二是调整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改变过去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提高消费率，为此不仅要增加居民收入，还要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尤其是公共卫生支出。

其次是流通环节的作用。商品是在市场上流通的，马克思说流通领域是商品生产者关系的总和。国民经济的循环实质上是社会总产品的市场实现问题，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涉及在市场上实现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这需要完善的市场体系和规范的市场秩序。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很大程度上是指畅通市场流通。就消费来说，消费只有同流通结合才能形成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实际上指的是市场需求。市场到哪里，哪里就会产生新的消费需求。市场的创新和扩大会创造和扩大消费需求。这意味着探讨消费需求时都包括市场作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所需要的最终需求的增长，离不开市场建设和市场有效作用。

再次是生产环节的作用。生产环节涉及的是供给问题。当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仅涉及最终消费需求带动的循环，还包括产业链循环。产业链循环的畅通既涉及需求，又涉及供给。一方面，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提出前向和后向的需求；另一方面，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供给问题，尤其是技术供给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业链又称为供应链。产业链的内循环需要疏通产业上下游关系，最为重要的是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目前产业链循环不畅通可以归结为存在技术供给的短板，产业链循环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技术供给上有明显突破。

二、准确认识国民经济由以外循环为主体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内涵

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国民经济循环既在国内，又可能进入国外，由此形成内循环和外循环。内循环指的是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都在国内；外循环除了生产和消费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即进口和出口外，还有产业链的部分环节在国外，形成产业链的外循环。当年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特点是，大进大出参与国际大循环，以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

目前我们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认识存在偏差，好像原来我国是以外循环为主。实际情况是，如果按货物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计算，2019年我国的外向度为32%，连同服务进出口总额外向度也才37%。这表明我国整体上还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但这不意味着不存在以外循环为主体的经济。以外循环为主体的经济有两类。一是沿海部分地区经济是以外循环为主体的，如2019年按货物进出口总额计算的外向度，上海达89%，广东达66%，浙江达49%，江苏达44%。二是产业链的外循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国际分工(贸易)转向产品内分工(贸易)：某种产品的生产在全球布局供应链，形成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这样外循环的重要方面是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循环。我国产业和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融入全球化经济，其目标或者是获取市场，或者是获取技术。产业的科技水平越高，参与国外产业链的环节越深。

进入新时代，面对全球化的新变局，以外循环为主体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外向度高的地区经济转向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我国沿海地区推进的外向型经济，资源和市场都在国外，虽然沿海地区在外向型经济中得到了繁荣，但带动西部地区发展效应较弱，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前几年针对沿海地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告诫中国：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没有能够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主要依靠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重要性将降低。同时，中国面临着继续改善资源配置和生产力的挑战。应对这个挑战的对策，就是使国内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平等的发动机。另一方面，近年来，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这意味着外向度高的沿海地区转向以国内循环为主，将资源和市场的取得放在国内也有自身发展的要求。

二是产业链循环由外转内。产业链的国外循环实质是利用国外技术和市场。近年来某些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全球化政策，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在科技、产业等领域与中国脱钩。再加上2020年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世界经济衰退，一系列全球产业链断裂，我国尤其是在高科技环节受到打压和断供。在此背景下，不少产业链的外循环难以为继，产业链循环的国外环节转向国内不可避免。

基于以上国际国内客观情况的变化，我国需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如习近平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的，“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相配合

供给和需求相辅相成。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国民经济循环需要供给和需求两侧共同发力。以内循环为主体实际上是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处于世界前列。尽管如此，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还是有条件的，增长潜力成为现实的发展动力，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需求侧发力就是要求内需充分。服从于内循环的需要，扩大内需就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基点。内需市场需要培育，不能以为内需是自然存在的，要通过一系列行为去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明确内需的范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要求。内需体系包含多方面内容，扩大内需要多管齐下。何为完整的内需体系？可以从不同角度概括。首先，内需的内容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扩大内需就需要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其次，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内需不仅涉及消费，还涉及流通，流通+消费=市场需求。再次是产业链循环中的内需。

根据内需体系，扩大内需的措施首先是消费升级。消费升级不仅创造需求，还能引领内需扩大。党的十九大把中高端消费称作发展的新动能。中高端消费是中高端层次消费，更为重视品牌、质量、档次、环保、安全、品位等。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智能制造、柔性化生产、定制式生产和服务等就成为供给侧的新动能。其次是鼓励投资，尤其是鼓励民间投资。再次是市场建设，要畅通市场流通，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供给侧发力要在已经进行四年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推进产业链现代化。产业链循环由外转内，最根本的是产业链环节的技术需求及相应的技术供给由外转内，其基本路径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生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面对多个产业的全球产业链中断的情况，我国不仅需要疏通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还要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国的产业现状如习近平所说，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因此，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实到产业发展上。

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就能实现产业链环节的国内替代，形成产业链的国内循环。所谓自主，就是在中国设计和研发，自身的系统集成能力和中国营销等方面体现自主性。所谓可控，即防备受制于人。建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链的供应链导向是竞争优势，更为关注供应环节的科技水平。某些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上封杀、断供的环节须成为部署创新链的重点，尤其要在“一剑封喉”的产业链环节部署创新链。

我国主要从两个方面参与全球产业链循环。一是依托拥有的高端技术在全球布局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二是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与此相应，在产业链上部署创新链就有两个方向。首先，依托所拥有的高端技术，布局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高端技术有较高的潜在价值，但只有在全球价值链中才能获得实在的高附加值。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优势产业，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布局，建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链，要求加入价值链的零部件供应商也必须是世界先进水平的。进入以我为主的产业链的供应链导向是竞争优势(不是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现在转向内循环同样关注供应环节的科技水平，进入产业链的零部件的国内供应商也应该达到世界级的高科技水平，否则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没有国际竞争力。其次，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攀升也要布局创新链。我国大部分产业和企业依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嵌入全球价值链，所处的环节主要是加工装配之类的低端环节；所需要的零部件和元器件一般都需要进口国外处于价值链上的中间产品，拥有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中高端环节不在我国。低端环节存在的问题是：第一，附加值低；第二，受制于人；第三，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涨，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这要求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升级，其路径就是对处于高端环节的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边干边学，掌握中高端环节的核心技术，主要涉及关键零部件，如汽车、飞机的发动机、半导体的芯片、手机的智能系统等。

供给侧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供给结构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涉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替换，这就是指供给体系和结构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只有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适配，国民经济内循环才有可能顺畅。这正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

四、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开放带来进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动力。转向以国内循环为主，不意味着放弃对外开放，国际市场国际资源都不能放弃。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特别是随着内需的扩大，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适应开放发展的需要及新发展格局，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涉及我国的开放型经济的战略性变化，新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是基于资源禀赋的劳动和资源的比较优势终结的过程。习近平在2016年第十六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所谓新的比较优势，也就是竞争优势，它不是建立在原来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创新驱动所产生的核心技术基础上的竞争优势。这就是习近平所讲的：“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竞争优势理论是“把技术进步和创新列为思考的重点”，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其中，尤其重视两个方面的优势，一个是核心技术的优势，也就是习近平所讲的，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另一个是产业优势，如波特所说，竞争优势依据的是“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这样，谋求竞争优势的基本途径是依靠科技和产业创新，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新兴产业，形成能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量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这体现增长的内生性和创新驱动性，要求传统的出口导向的开放型模式转向内需型开放模式。

所谓内需型开放，就是以自身发展需要利用国际市场、配置国际资源，目标是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着力点是发展创新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内需型开放的实质是创新导向，要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推动产业创新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因此需要以创新为导向，发展开放型经济。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引领产业创新，体现增长的内生性。

创新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具有四个特征。第一，出口替代，即以出口高科技的绿色产品替代资源密集型产品，特别是要替代高能源消耗高污染产品出口。第二，进口替代，以进口核心技术的中间产品替代进口一般的最终产品。第三，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在有序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注重外资质量。与过去一般以“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国内劳动力和环境资源的制造环节的外商投资不同，引进的外资以创新为导向进行选择，进入的环节是高新技术研发环节，鼓励外资在中国本土创新研发新技术，进入的产业是国际先进的新兴产业。第四，着力引进创新资源。过去各种要素如技术和管理跟着资本走，通过引进外资来利用国际资源。现在高端创新要素，特别是高端人才相当多地聚集在发达国家，各种创新要素跟着人才走，开放型经济就要着力引进高端科技和管理人才，进行开放式创新。

新发展格局不排斥产业链的国际布局，更为关注提升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全球价值链思想同时可应用到“走出去”战略中，尤其是以全球价值链嵌入“一带一路”倡议，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的价值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走出去”的价值链既有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也包括我国形成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布局。显然，全球价值链是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推进的国际产能合作重要平台。全球价值链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布局，相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可以共享中国发展成果，与中国企业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