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GDP增速预测相对乐观，认为5%的增速肯定能够达到，并且通过努力，有可能争取到比5%更高一些的增速。结构上来看，2023年内需比较强，外需相对较弱，出口方面可能会经历一个下调的过程。

这里我关注一个重点问题是，2023年扩大内需主要靠投资还是靠消费？最近这方面讨论方面比较多，不同观点有一些交锋。事实上我们要看到，消费和投资是有对立的一面，但更有统一的关系，两者完全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在2023年这个特殊环境下，消费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过程中的最大瓶颈，如何激发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所以我更倾向于通过提振消费者信心来扩大内需，尤其是在经济刚刚开始重启的2023年初，我们要抓住时间窗口，把市场信心的第一把火尽快燃起来，2023年的内需值得期待。

消费方面：

从两类群体来看就业和收入信心

消费需求在2022年受到一些抑制，表现比较弱，甚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现了负增长。在这样低的基数下，2023年消费反弹值得期待，消费很可能成为2023年经济恢复的主要拉动力量。但目前消费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压力。收入信心和就业情况是决定消费的最直接因素，我们可以从两类收入、就业渠道来进行分析，一类是和政府相关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信心，另一类是和市场相关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信心。

（一）政府相关的就业和收入信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群体

和政府相关的就业，有一个很大的群体是公务员。而且，每个地方的公务员收入其实也是其他社会阶层收入的一个参考基准线。过去三年，在疫情影响下，由于收支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地方政府财政结余出现锐减。如果因此影响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业人员的收入预期，在这两类群体占比较高的地区，可能会在收入信心层面进一步传导到其他群体。

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到这些困难，避免短期挑战演变为长期的困难。

要遏制住这种趋势，一方面要重新畅通消费和经济循环，增强市场活力，这样才能让地方政府的税收得到明显改善。但因为房地产税收和土地出让金难以在短时间内就有显著改善，所以需要通过更强有力的政策来激活地方经济活力。

另一方面要加快处置地方政府债务，包括理顺央地两级财政关系，着眼于大局、着眼于长远，让地方财政状况更加健康。除了要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带来的金融风险之外，还要看到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也可能会对消费需求的修复和经济复苏产生影响。

（二）市场相关的就业和收入信心：个体工商户等民营企业

对于市场的就业信心，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压力。

一是外部需求的不景气。全球经济在2023年陷入衰退的风险仍较大，今年我国出口增速大概率会出现下降，甚至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出口负增长。这对外贸行业影响会比较大，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一部分人群的就业、收入信心。

二是疫情冲击导致的市场主体淘汰、出清，可能并没有优化资源配置，甚至是起到了相反作用。

市场机制下的优胜劣汰，可以带来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过去三年的疫情冲击带来的这种淘汰，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很不一样。这三年中，一些市场主体经营困难甚至面临失败，但这些失败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企业、市场主体本身的经营决策错误导致的，而是受到不可预期的因素、或者不可抗力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经济改革发展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一些方面仍然面临着不太一致的竞争环境。2022年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给市场带来信心，特别指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平等的待遇，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但是在过去三年疫情冲击下，如果企业的资金链出现问题，最脆弱的还是民营企业、或者是个体工商户。这部分市场主体本身可能是很有活力的，对广大消费者的就业、收入信心也很重要，但在疫情冲击之下其往往也是最脆弱的环节。

所以，疫情冲击不但不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甚至可能相反，优先淘汰了部分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在这种冲击过程中，特别需要对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一些额外的帮助。截至2022年8月底，全国范围内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达1.63亿户，个体工商户达1.09亿户，约占市场主体总量的2/3，其中90%的市场主体都是民营经济，而这些市场主体也是受疫情冲击的影响最大的。疫情对它们造成的“伤痕效应”，需要一个修复过程。如果这个“伤痕”短期很快就好了，那么痛苦的记忆就比较短，对将来的消费、投资影响也会比较小。但如果修复时间过长，那么疫情对市场主体信心，以及对将来消费、投资行为的影响也会拉长。

所以我们要重视经济重启刚开始的这个短暂的时间窗口期，尽快把个体工商户、小业主、民营企业的信心重塑起来。这个群体往往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对于消费需求的刺激，有助于修复这个群体的心理伤痕。

我们需要认识到，信心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这是需要政策干预、提振信心的理论基础。通常来讲，市场失灵有很多种情况，其中就包括外部性。而市场信心也有外部性，同时它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如果一部分人没有信心、比较悲观，就会传染给另一部分人；反过来，一部分群体有信心、很乐观，也会感染到周围每一个人。特别是投资企业之间的互动，消费者和企业之间行为的互动。

而作为单个消费者和单个企业，都很难影响整体宏观经济的信心，政府发力对改变整体市场信心或者进一步激发市场的信心至关重要。与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都明显更大，因此我们完全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2023年的内需修复和经济增长值得期待。

（三）更要看到消费、投资相互促进的关系

当前，关于2023年经济增长靠投资还是靠消费拉动，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要靠消费，要刺激消费者信心。另一种观点认为，消费不能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要靠投资增加要素投入或技术进步才能提高潜在增速。事实上，消费和投资是具有一致性的，我们不能把这两者割裂、完全对立来看。特别要看到，消费、投资也是相互促进的，具有更强的一致性。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当前我们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个过程就是扩大消费、扩大内需的过程。所以，消费是一个最终目标，投资增长最后都是为消费来服务的。当然，消费需求的改善，必须要有供给方面的改善才能够得以持续。

在分析国民经济循环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提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四个环节，断掉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行。如果外需走弱、消费需求不足，生产再多也只会造成库存增加、产能利用率下降。去年以来我们已经出现产能利用率下降的问题，消费环节成为国民经济畅通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瓶颈，如何激发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消费和投资也可以互相促进、互相强化，比如刺激新能源车的消费，可以让新能源车的生产企业的预期改善、投资增加。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政策一定要在时间上前置、力度上给足，在经济重启的第一时间，要把市场信心的第一把火点燃起来，推动经济良性循环。

（徐奇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为作者在2023年1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的发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