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在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之前的半个月，中共中央在所发文件里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简称“四新”建设），正式提出“新文科”这一概念。2019 年，教育部联合科技部等13 个部门共同启动“六卓越—拔尖”计划2.0，作为“四新”建设之一的“新文科”从概念提出进入正式实施阶段。“新文科”也随之引起学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近几年的热点话题。

部分学者会认为“新文科”的概念源自美国，标志性事件是美国希拉姆学院在2017年对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修订，对29个专业加以重组，将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传统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这一转变背后的缘由则在于应用型学科崛起的形势下文科的式微，导致的文科教师或学院的生存危机。

但是很明显，这样一个新文科的概念显然是无法涵盖当代、我国提出的“新文科”内涵。众所周知，我们的政府多次提出人类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之大囊括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教育就是这个大变局中的核心局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教育顺应、适应和完美应对了这场巨大的变革，人类社会才能够消除变局中的不确定性，实现人类文明的凤凰涅槃，再上台阶。

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简而言之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变。在工业文明之前，人类是大自然的附属物，或者至少，人类的能动性并不能够对大自然产生致命性的危害。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几百年里，科学技术的介入，使得人类对大自然的反作用性日益强大。时至今日，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大自然的存续甚至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据估计，二战以来的技术变迁所造成的污染占目前全球所有污染的80%。生物学家发出了震撼全球的警告：全世界将有5000种动物在不长的时期灭绝。但同时几乎发出同一声音：本世纪上半期，每隔5年就有一种哺乳动物灭绝，本世纪下半期，已加速到每隔两年有一种灭绝。这些生态变化都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发展的结果。现代化不仅摧毁了人类可持续的自然经济，而且破除了各种具有节制的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使各种发展完全失去约束。对人类和整个生物圈的颠覆性影响主要产生于过去的500年，即西方价值向全球扩张和取得世界支配地位的500年。500年相对于人类近6000年的文明史，只有8%的时间，但正是这短短500年所造成的人口爆炸和环境破坏，已经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改变了生物圈的循环方式和人类的自然进程，而这一切与人类的整体经验也是相违背的。

这无疑是可悲、可笑和必须要改变的。

与此同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也进入到了深水期。人与社会的矛盾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过往的人类历史时期，人剥削人乃至人奴役人发生在很多区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其间的区别仅在于剥削形式的进化：从残酷的奴隶制到温情脉脉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曾经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这无疑是伟大的判断。但是，如前所述，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使得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以“把蛋糕做大”使每个人的绝对获得逐步增加的方式得到了缓解。但是这种缓解的本质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缓解的本质在于被剥削者的心智水平发展落后于剥削者心智水平的发展。在知识垄断的年代，这种心智水平发展之间的差异是可以通过制度设计而稳定获得。但是到了后现代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垄断几乎成为不可能。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心智水平之间的差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平。而这种改变必然会对这些区域长时间奉行的剥削的社会制度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在当今社会，贸易摩擦、地区冲突、种族纷争，其背后的深刻根源莫不如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的人与自然的危机又使得过往惯常“做大蛋糕”的权宜之计日益失效，这就使得这种冲击必然会发生。当矛盾的双方无法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媾和时，这种冲击所带来的后果对于全人类都将是致命性的。

一言以蔽之，人类前所未有的，如此急迫地需要通过自身的进化来消解上述的两种根本危机。而教育则是度过危机的重要路径。

但是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遍及全球的西式“分科教育”却根本无法承担这样一个任务。这是因为，传统的西式分科教育在世界观上属于原子论，方法论上属于机械还原论。这种教育的优点在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批量生产出特定领域的“专家”。本质上，这种培养方式是和工业文明早期的机器大工业化生产相匹配的。这是因为人类工业文明早期，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往往是相对简单的线性的问题。但是这种“分科教育”的缺点也是明显的。这种分科教育的越深入就越会让学习者陷入到中国佛家所谓“知见障”的状态，即知识量的累积和“无知”边界的扩大呈现出正相关的态势。西方哲学家芝诺曾经这样形象地比喻：他画了一个圆圈，圆圈内是已掌握的知识，圆圈外是浩瀚无边的未知世界，知识越多，圆圈越大，圆周自然也越长，这样它的边沿与外界空白的接触面也越大，因此未知部分当然显得就更多了。

与此同时，人类业已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人类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星际旅行、生态可持续发展乃至人类基因组……等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无一不是非线性的复杂性问题。这些我们面对的复杂性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将人类过往的认知整合起来，这种整合不是简单相加，不是简单的组合，而是要用整体、有机的视角审视任何一个看似独立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防止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蝴蝶效应”，才不会让人类的文明长堤不至于落得个“毁于蚁穴”的结局。

值此紧要关口，教育必须承载起这样一个任务。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承载起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

这样的教育必须建立在整体论的世界观上。因为只有建立了基于整体论的世界观，我们才有可能从过往分科教育“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境地中走出来，转变成为“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格局；这样的教育必须建立在“天人合一”的方法论上。因为只有“天人合一”，我们才有可能对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问题与问题之间产生有机灵敏的综合感受性。这种感受性会让我们在处理任何一个问题时保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部与整体的协调性；这种感受性可以让我们在平衡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出“纲举目张”的切入点。

这就是华夏文明几千年文明孕育出来的“分层教育”。所谓“分层教育”，就是把人类的认知活动分为：道、象、器三个相对的层级。基于“器”的认知类似于当下的分科教育，它所探究的是“一事一物之理”。这种教育的缺点在于对规律性认知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具体问题或领域。这种教育的优点在于它对于学者的天赋、悟性要求并不高。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工匠级别的学习与实践；基于象的认知相对于前者更显通约一些，它所探究的是“一类问题之理”，也即纷繁复杂的具体问题有可能是属于同一个大类，而基于象的教育就是探究这一大类问题背后共通遵循的规律是什么。无疑，这样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其适用性将更加宽广；而基于道的认知则是探究万事万物背后共通规律的学习和实践。这个层级的学习对学者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但是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无疑会具备全局意识、巅峰视角和极强的实践能力。而这样素养的人才无疑是对我们面临的全局性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换而言之，新文科就是要把过往的平面的“分科教育”提升为立体的“分层教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尽其才，使人类的智慧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正对和解决我们共同的危机。

从满清末年的救亡图存、西向而学，我们已经走过百多年的“洋为中用”的历程。而今，我们要汲取几千年古老文明沉淀出的智慧，要让根深叶茂的华夏文明大树树开出新花，“古为今用”来解决整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何谓新文科？前人有云：“刚柔相摩，谓之天文；文明以止，谓之人文。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已化成天下”。至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我们需要“反者道之动”。从先贤的“人文化成”的路径逆向反推，由器入道，重回人类认知的巅峰视角，从整体论层面去探索诸多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这就是新文科乃至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的意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