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网络社会心态：一个整合框架的提出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网络社会心态研究有着极强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实际上，国内学术界诸多学者已立足早年的“非典”（SARS）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这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境，借助适宜的数据与计量模型等，对公众的风险感知、社会心态以及基于此而呈现出的行为规律等开展过一些实证研究，并希望借助于这些相关实证研究的发现强化对于公众的情绪引导，以达到可能让人们人心相聚，以积极的心态与政府一起，在应对和处理公共卫生事件及其衍生问题的同时，保持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的目的。

但是，当我们从“中国知网”的论文库中全文检索“社会心态”、“网络社会心态”，可以看到相关研究发展速度并不快：一方面，“社会心态”研究规模（以“社会心态”为篇名核心内容进行检索）虽然近年来增幅明显，但在相关标准的核心刊物范围内也只有约249篇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当我们以“网络社会心态”为篇名或以“网络”与“社会心态”分别作为篇名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就只有不足20篇相关文章，可见该项研究的总体数量非常有限；最后，当我们加入“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多一个维度的关键词限制后，就会发现直接相关的研究基本没有。（上述文献的检索为作者在写作本文时在CSSCI范畴内的检索）

另外，我们也发现，截至目前可及的相关的研究仍然缺乏整合性视角的理论或解释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缺乏恰当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已经成为相关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社会心态与网络社会心态及其衍生而出的人类行为特征与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研究得以有效进行将面临的一个主要瓶颈。

立足于前述的“地位群体”概念在中国的理论与现实映照以及对于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可能测量维度、验证性数据来源与方法维度的内容的审判，我们初步提出如下图1所示的一个可能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网络社会心态: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核心的是“网络社会心态”这一概念及其可测量维度的分解。那么，在此，我们理应从这一概念的核心理念——“社会心态”开始其概念的学术史考察，然后再对整个分析框架进行系统性的描述与刻画。

（一）社会心态的概念维度（从略）

（二）社会心态在网络场域的呈现（从略）

（三）分析框架的系统解构

基于上述针对该分析框架涉及的核心概念“网络社会心态”的系统性学术史考察以及对其内在逻辑结构进行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与社会价值三维度的分解，我们知道对于“网络社会心态”在风险社会场域的系统性刻画所依赖的数据来源及数据搜集方式就会呈现出传统社会抽样调查与大数据捕捉两个维度。

实际上，传统社会学意义的调查之外，转型期与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重叠，为社会治理创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范式创新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和窗口。随着大数据的应运而生以及大数据分析方法的普及，海量、高速、实时的数据，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网络社会心态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基础性记录和测量，也为揭示网络社会心态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各类宏观和微观因素之间的关联，为提高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数据手段和工具平台。

而在前述提及的最为基础的数据收集方面，截至目前，学者提出了一种较为科学的区分了“汇合和融合”两种社会心态形成的方式以及相应的不同数据采集模式：其中，前者强调社会心态是在个体相同心态基础上直接汇集、聚合在一起的总体分布形态；后者强调社会心态是个体心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最终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众多个体共享、共通的心态。相应地，面向个体的抽样调查比较适合汇合式心态的研究，而具有群体特征的表征分析（如对社会流行语等的分析）则比较适合融合式心态研究。

据此，本文从网络社会心态所嵌套的社会情景及其被触发的“风险感知”到其操作化维度，再到其从“汇合式”与“融合式”两个维度能被刻画的可能数据来源，以及其可能涉及的具体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如前图1右侧虚线框内部分所示的一个可能的操作性路径框架。

基于我们在此提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我们以这次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其发生会激发人们对这一事件的风险感知，并因为如由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差异而成的“地位群体”的差异，在网络层面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与社会价值三个维度的社会心态也可能呈现出差异化状态。

而如前述提及的，对于网络社会心态的刻画，首先，需要借助传统的社会专项调查，在其中通过专项模块，尤其是涵盖有专门认知、情绪与价值量表设计的专项模块的设计，从而搜集到抽样调查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刻画出“汇合式”社会心态；其次，需要借助于对于多源的大数据的抓取，以关键语汇对社会心态相关的信息关键词进行设置和列举，然后从相关（大）数据平台分别提取出相应语句并进行情感分析，同时，以“潜类分析”方法生成不同级别的网络社会心态指标，从而刻画“融合式”社会心态。再次，对于网络社会心态的影响机制的刻画，就需要借助于具备预测性质的各种适宜的回归分析方法，同时，基于对社会心态的理解需要嵌套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实然。

考虑到中国不同区域在发展维度的异质性，对于无论是“汇合式”社会心态还是“融合式”社会心态的刻画和理解，我们就需要尽可能在小的区域单元（比如地级市层级）去匹配相应的社会经济等宏观指标，再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即“汇合式”社会心态的刻画需要我们将调查数据与对应年份的城市统计年鉴的核心宏观社会经济等指标匹配，然后以相应的操作化而成的心态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对于“融合式”社会心态的刻画，我们也需要将基于大数据生成的心态指标与对应年份的城市统计年鉴的核心宏观社会经济等指标匹配，然后以其（基于大数据生成的心态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立足于适宜模型的回归分析。

正是因为可借助两种不同形式数据来源进行分析的两种类型心态分析最终在方法层面需要回到回归分析的实然，所以图示中“回归分析”的箭头以双向形式呈现。

最后，立足于由上述几个步骤而成的对于网络社会心态及其影响机制的系统刻画，我们还需要从“风险环境”与“风险强度”两个维度回到“风险社会”的场域，对诸如此次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造成的对于异质化“地位群体”的人们风险感知的影响进行再次的循环分析（这正是“风险环境”与“风险强度”以双向箭头呈现的缘由），如此形成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网络社会心态的完备呈现与刻画。

有必要说明的是，此处提及的符合理论建构逻辑的循环分析，可能会成为后续实证研究进行的难点，而条件性的破解之道则在于两种类型数据的两个维度：其一，“汇合式”社会心态层面，学者在可能长时期存在的“事件周期”内需要以追踪调查来获取纵贯数据；其二，“融合式”社会心态层面，学者在可能在较长时段存在的“事件周期”内以“标志性事件”进行长时间轴上的（大）数据抓取。

最后，立足于前述对于网络社会心态的细致深描，一方面，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在信息发布与情绪引导等方面若有着完善的机制设定与有效的运行体系，就可能使得特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网络社会心态不出现明显的偏误与非理性放大，其也就可能直接产生受公共卫生事件较小影响的积极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若刻画而出的网络社会心态失控，其就需要政府在信息维度做到及时、公开与透明，在干预层面启动舆情澄清与情绪引导机制，并且在上述机制运行良好的基础上，其就可能将消极的社会后果影响逐步转变为积极的影响，在公共卫生事件所激发的风险社会情境下，依旧维持社会个体或不同阶层的群体于其个体或群体发展的微观层面，以及社会整体在安全与经济等宏观层面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