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军因非法持有毒品被判10年半，服刑期间，妻子提出离婚，何军痛快地签了字。

何军的儿子当年2岁，妻子没要孩子，也没要家产，只身离开了这座城市。何军的儿子理所当然地由爷爷奶奶照料。

在何军服刑的第4年，何军的父亲因肺癌离世。母亲哭着骂他，说父亲是被他气死的。

老母亲孤身带娃，仅凭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着。为此，何军戒了烟，也不再接受母亲每个月向监狱打来的500块钱生活费。

何军在2020年出狱，出狱当天，他的母亲和好友一起接他。他带着释放证，告诉母亲：在里面学习过，有了这个证，就会被社会接纳。

他的好友看了一眼释放证，默默地没有说话。

何军为了弥补之前的过失，休息了几天后，便卖力地找工作。

四处碰壁后，他才知道，原来所有单位入职前都需要开无犯罪证明。

他是劳改犯，怎么能开出无犯罪证明？

他记得在里面，管教说过，有了释放证，就会被社会接纳。

何军找的工作并不高端，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保安、甚至是清洁工。

无一例外，所有的工作都需要无犯罪证明。

无果，他尝试用好友的身份证注册了外卖员。

在一次普通的剐蹭中，对方报了警。交警很快赶到现场，在查验身份证时，交警向何军投来异样的眼光，在何军看来，交警因为歧视而故意偏袒对方，这让他的内心再次产生波动，并迅速辞了职。

赋闲在家的何军摆过地摊，卖过水果，最后都无疾而终。

何军整夜整夜的失眠，失眠的时候就给之前的“狱友”打电话。听说大家出来后，都过得不好。唯有一两个人，是家里做生意，出狱后便打理自己家生意，现在过得还不错。

其余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每当夜深人静时，狱友们便像耗子般出没在黑夜，调侃生活，打趣过往，像给已经濒临崩溃的日子一丝慰籍。

转折发生在曾经的狱友自杀后。

狱友阿贵，因盗窃罪被判三年，在监狱服刑期间，因为瘦小又是小偷，号里的人都不喜欢他，动辄打骂。

就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阿贵都挺过来了，他却死于出狱后的半年。

在给阿贵送殡的时候，有个狱友说起阿贵自杀前几日曾联系过他，洋洋洒洒说了好多。当时只当他是吐槽，也看不出有任何自杀征兆。

阿贵说，出来半年没有工作可干，家里父母亲人都对他失望至极，他接受不了家人看待他的眼神。他内心敏感，便又跟之前的人混在了一起。

他知道他不能再去偷，可又找不到工作。

整日里浑浑噩噩，还不如死了倒是干净。

何军一时不知该替阿贵高兴还是难过，劳改犯们再次被社会接纳怎么就那么难呢？

再见何军已是今年，他去了另一个城市的夜总会，做打手。

他说他不喜欢这份工作，觉得又回到了以前，这十年的牢像是白坐了。

他偶尔回家，儿子继续由老母亲用微薄的退休金抚养着。

他说，至少他不在家，他母亲可以少负担一个人的伙食费。

他对未来失去了希望，他说，活一天是一天，劳改犯的命不值钱，死了也就死了，不可惜。

服刑人员结束了服刑生涯，但是，社会的“刑期”才刚刚开始。

漫长的服刑生涯，部分服刑人员原有的技能由于长时间没接触基本已经退化，或者说已经跟不上社会需求，很多人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

而相关法律对刑释人员再就业限制多。

不少行业在法律之外自行标榜自己为特殊行业，对有前科人员额外设置准入门槛。

很多刑释人员心里都感到自卑，有些人因此产生很多负面想法，出狱后在家当了几个月的宅男，不去找工作，不想跟社会接触，以此来保护自己脆弱的心灵。

服刑人员刑满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是个很现实的难题。

他们曾经犯了错，也已经为自己的行为接受了惩罚。如果社会对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少一点歧视，就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多增加一份希望。

这其实也是帮助社会消除不稳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