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分析，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探索社会主义运动及人类现代化发展规律，也是一把宝贵的钥匙。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矛盾分析方法最杰出的贡献，就在于确立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工具。这是由毛泽东创造性地奠定的。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精髓的把握体现在他对矛盾的分析中。毛泽东精彩地阐释了矛盾的变化运动规律，尤其是对矛盾特殊性以及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分析，不仅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而且对中国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毛泽东开始，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武器，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予以拨正和完善。虽然也经历了艰难曲折，但该分析方法的每一次正确运用，都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党的十九大再次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分析判断，必然翻开中国社会发展新的一页。

主要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化发展，它最主要的运用就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立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后的一大理论创新。主要矛盾的提出深化了基本矛盾的分析，架起了深藏在社会发展背后的动因与现实的社会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及社会行为之间的桥梁。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认识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因，还应该认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它主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展现出来，由此才能真正地加以把握，才能决定其工作重心和治国之纲。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完成了这一认识进程，因而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用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确立了光辉的范例。对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分析，成功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领导基础。对生产资料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政权巩固后，作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分析，对于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迅速改变落后的社会面貌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人又一重大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分析方法的时代跃升。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成就，如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的，“时代是思想之母”，它由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前列的实践养育和检验，因此具有相当广泛的方法论意义。

（一）主要矛盾分析方法为无产阶级政党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开拓了新的科学路径

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极为重要的分析方法。然而，基本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却有不同的表现，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是不能真正把握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以中国近代的社会发展为例，这一时期中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哪里呢？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首先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超越于其他同样力图推进中国发展进步的仁人志士的地方。对此，毛泽东有过清楚而准确的分析：“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社会属性准确地定位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也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蔡和森最早阐述了中国的社会属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主革命的责任。”社会属性的分析同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实际上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对无产阶级政党明确自己的大政方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列宁曾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这既是对中国社会属性的定位，也是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对社会矛盾的分析，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能够正确地制定方针政策从而领导革命和建设走向成功。值得强调的是，社会矛盾往往是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基本矛盾会从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考察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复杂状态。十月革命之初，新生的红色政权还面临德军入侵，民族矛盾显然也是当时不可忽略的社会矛盾。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投入与德国的战争，不机智地按照列宁的高瞻远瞩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新生的红色政权能够生存下来吗？实际上，正是列宁科学地把握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才化解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危机，开启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崭新历程。

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屡屡出现的“左”的或者右的错误，深究起来，都与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把握不当有密切关联。中国共产党人确立起的社会主要矛盾分析方法，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武器。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启了运用主要矛盾分析方法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进程

党的十九大运用主要矛盾分析方法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创新绝不是偶然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主要矛盾分析方法的把握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应对中国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上，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已经推出了诸多理论创新成果。回答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主要矛盾问题，就是一个精彩的呈现。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使命和任务，是平均用力，还是应当有重心，突出主要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予以了清楚的回答。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中，突出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这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布局中突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一主要矛盾，同时也明确地回应了在现实中存在的诸如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以社会治理改革为中心，以及以文化的改革创新为中心来促进和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等观点，保证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序进行。

不仅如此，还进一步明确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改革重心。从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开始，用“六个紧紧围绕”全方位部署了六大领域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即把每个领域深化改革的主要矛盾也清晰地剖析出来，形成了以抓主要矛盾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完整布局。

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在习近平所作的十九大报告中有新的进一步的高超运用。“四个伟大”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精要阐释，报告不仅阐述了“四个伟大”的内在关联性，更画龙点睛地阐明了它的核心，即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于决定性因素的认识，运用的当然是主要矛盾分析方法。把握住这一点，也才能够真正把握“四个伟大”的精神实质，才能够真正成功地将其运用到实践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贯穿着一条红线，其实质就是治党兴国。这不仅是对中国，实际上是对人类政党政治主要矛盾的把握。政党领导国家是人类进入政党政治时代的基本特征，由无产阶级先进政党领导国家和推动社会发展，更是这一时代的崭新气象。中国共产党不仅深刻把握了这一政党政治的主要矛盾，而且历史性地破解了这一主要矛盾，即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

在政党政治时代，人类文明进步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分解为两大历史性命题：国家治理和执政党自身建设。资产阶级政党并不存在“党的建设”的命题，而在无产阶级政党中，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最深刻，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治国理政中，把对自身的严格要求放在前面。十四条基本方略不仅以“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领帅，更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作为根基和最根本的保证。这才真正破解了政党政治时代的最大矛盾和难题，即以先进政党引领和推动高质量的社会发展。如此的时代高度和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深刻揭示，创造了主要矛盾分析方法运用的光辉范例。

（三）主要矛盾分析方法不仅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方针政策科学制定的坚实基础，更昭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新的历史征程

主要矛盾分析方法的强大功能在于，能够在错综复杂的事物矛盾冲突中把握住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或者说关键问题，从而起到纲举目张、驾驭全局的作用。因此，伴随着主要矛盾分析方法的成功运用，正确、科学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更是鲜明的例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当然依赖于中国共产党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

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与治国理政大政方针有内在关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回应的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全面小康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到“四个全面” “五位一体”的宏观布局，其中的根本追求就是要破解和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幸福美好生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揭示，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的阶段性特征，它既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本质属性——以人民的愿望和需求为发展目标和评判标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也反映了人类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即发展是硬道理，只有以发展为基础才能够解决其他社会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揭示，从超越中国坐标的视野来看，已经预示着当今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迈入了新的征程，因为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现实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设想的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不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要面对生产力落后于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的主要矛盾。在中国之前的社会主义，即使是苏联，也没有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它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彻底告别了贫穷落后的状态，展现出更加直观的优越性，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历史终结论”的梦呓，而且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的这一重大变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新进程，而是社会主义人间正道的历史丰碑。

（作者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中共上海市委讲师团办公室摘编）